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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七岁那年，我开始对烟产生了强烈的爱好。经过好几年的体验后，这种爱好终于无法克服，甚至成了一种不怕牺牲的爱好了。
我越来越对这种爱好心安理得。先不说满街的香烟摊子：倒卧一只水果筐子，上面摆着各个档次，各种牌子的香烟壳子，有的还在筐子上贴着这样的字：收购各种债券和股票。听说这是上海滩的又一景了。有一天，我很偶然地从电视里得知，中国的香烟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以前雄居第一的石油业。这消息对瘾君子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鼓舞。为此我还特地买了几根又粗又长的雪茄犒劳自己，以表示祝贺。我嘴上叼着刚点燃的雪茄烟跑到街上去，对着几幅还没被剥去的戒烟标语咧嘴大笑。我的牙齿不很尖，它看上去较为整齐（虽然它们早已经发黑），因此大笑没有产生震撼众人的效果。
我家不远的地方就是市医药公司。每当一年一个“世界无烟日”来临时，他们就会配合各种新闻媒体，市卫生局或者其他一些卫生部门大搞宣传。报纸电视是不停地做吸烟有害的广告，而居委会则发动群众分发印刷品，贴标语。有时候也会出动宣传车，喇叭里放着一个很好听的女中音：“吸烟有害健康。”我不能听到这声音，因为它使我感到心慌，胸闷，头痛，忧郁。
我很庆幸一年之中只有一个“世界无烟日”而不是什么“世界无烟年”或“世界无烟世纪”什么的。不然我的日子会更难过。
二
我爸爸除了是个名副其实的烟鬼外，什么也不是。他不是模范丈夫，不是好父亲，不是好局长，不是好党员，他甚至不是腐败分子。
除了两种情况以外，我才可以看到父亲不抽烟，一是他卧病时，遗憾的是他从不生病，用他自己的一句俗话说就是“打都打不死”二是全世界的烟厂关门，而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比父亲生病还小。
我的酗烟，多半是因为父亲的熏陶。本来他是反对我抽烟的。但自从我高中毕业后，情况就变了。为了生计起见，父亲凭关系和烟为我找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我在一家名叫“二十世纪房地产有限开发公司”上班。这样每月的薪水使得我的口袋也是时常的铜板作响。经济上的独立，为酗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说，我在家中每当听到母亲责骂父亲抽烟时，总不会忘了帮父亲说几句。所以，他就不再反对我抽烟了。几个来回下来，竟默认我是他的烟友了。
我常常怀疑母亲规劝父亲不要抽烟已经有三十年历史了（他们结婚已经有三十年）。在他们热恋时，母亲也许是挺温柔、挺动人劝父亲不要抽烟。父亲似乎被她的温情所融化，于是顺从地掐掉了烟头。接着他们结婚了，母亲在权力斗争中占了上风，再加上银根问题的需要，母亲厉声地要父亲把烟戒了。父亲慑于其声势，也是出于一种斗争的需要“戒”了相当长时间的烟。经过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后，爸爸终于开始反击，振振有辞地说：“我不戒烟，我不戒烟！”自从他荣升局长之职以来，父亲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管再高档的烟，也不必自己掏一分钱。母亲虽有规劝，但大多是从健康角度，一点也没有以前那种声势了。
我同父亲的烟友关系在与反对母亲的禁烟运动中得到了发展。在家里，大多数时候也是我发烟给他，他接人家的烟接习惯了嘛。他从来不会为我点上火的。但这一切我都不在意。相反，我总是笑他的打火机太土气，太陈旧。当我用新式的打火机为他点烟时，他总要笑起来。我劝他说换个好一点的打火机。他摇了摇头，说：“比不上你们年轻人了！”
三
我抽烟的姿势并不是别具一格的。因为我不是一个追求时髦的人。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抽烟的功夫确实是不同寻常的。我抽烟有严谨的程序，特别是从不一根紧接一根的闷抽。在抽烟前，我有一段很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过别人递过来的又当另论）。首先是要在烟摸出来之前想清楚自己所要抽的烟是什么牌子的，烟丝的质量和颜色如何，想象第一口烟的味道是怎么样的。然后才摸出烟来，慢慢地衔在嘴上，打火机一闪，点火，缓缓地吸进第一口，又徐徐地把它给吐出来，眼睛目不斜视地盯着喷出的烟，直到它消失。我从来不把烟抽到烟嘴处。我通常会把它留一公分左右。这个长度，用美学家的口气来说，就是一种美，象黄金分割什么的。总之，这是一种你无法忽略的美。
实际上我一天的事情除了抽烟外还是抽烟。抽烟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无比美妙的享受，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内容。我的工作？算了，不过是在几张表格中填写数字而已。这在我小学毕业后就会了。我常常把诸如“青草气”“霉味”“好极了”“飘飘欲仙”之类的形容词填上去，惹得上司发光火。这是生活唯一使我难堪的事。因为我自己认为，写上那些字对我这样一个瘾君子来说，并不是什么错。
倘若在烟民中评段位的话，我弄个九段肯定是不成问题的。我父亲在酗烟上的实力显然不弱于我，但是他抽烟的程序美感不够。尤其是这一点，他常常把别人递给他的烟夹在耳朵上。天，这动作真是大煞风景！如同在围棋比赛中，下赢的那位棋手把赢得的那几目装在口袋里带走，哪怕是四分子之一子也割开，装到兜里。我不懂围棋，不知道这蹩脚的比喻会不会伤围棋国手们的心。但为了证明父亲的烟技确实不如人，我才作此下策的。我就不太喜欢接人家的烟抽，特别是从来不把人家的烟夹在耳朵上。我想父亲的段位最高只能评五段。这还是看在他有多年烟龄的份上。
我对吐烟圈、吸鼻烟之类的花招嗤之以鼻。对于一位真正的烟民来说，这些东西是不能追求的。切记！
但有一次我曾显露自己的吐烟圈神技。那一年我念高二，跟许多同学到一位女同学家去玩。他父亲是个暴发户，家里真是好，金碧辉煌。她本人穿得也象外国女人那么性感，乳房十分丰满。我很惊奇。上海女人在这方面可是没有一点优势的啊。后来一支烟遏制了我的胡思乱想。女同学很大方的拿出了父亲的“555”牌香烟，扔给每个男同学一支。这位暴发户的女儿见我抽烟的样子很特别，便兴致勃勃地问我是否会吐烟圈。我一开始没理她，慢慢地吐了一口烟，看了一下她那结实的胸膛。我很想问问，她是怎么才有这样美丽的景致的。但我没能说出口。
“我吐出的烟圈可以罩住你家的大彩电。”我过了很久才对她说。
“是真的吗？”她惊叫了起来。
我说当然是真的，只是我不想白干。他很快便拿来了一条未开过封的“555”牌香烟，扔在我坐的沙发上。
“如果你不是吹牛，那它就是你的了。”
看见那条烟，我的眼睛都亮起来了。我看了看烟，又看了看她，然后猛得吸了一口烟，慢慢地吐出一个烟圈。在空气中烟圈慢慢变大，变大，终于罩住了眼前的那架大彩电。
有时候我会回想起这件事。我很后悔，宁愿她回答问题而不要香烟。
四
按照正常的观点来看，我是个浑浑噩噩的人。对此我是绝无意见，供认不讳的。因为我没什么理想。这一点甚至比不上我父亲。他过去至少有过一个理想，那就是要当上局长。但我却什么也没有，我真的是什么也没有。
我没什么朋友。只有一个少年时代的伙伴现在还来往。我已经叫不出他的名字了，只知道他的小名。我跟他同岁，毕业于同一个小学和中学。巧的是，他现在还跟我同一单位。偶尔抽抽烟。满脑子都是发财的念头。前几年每天都想出国。可偏偏人家出去了，他是出不去。于是就一门心思想发财。不过他的念头足使人吃惊的，是希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话，他可以到云南去拉香烟到上海来卖。以每包赚两元钱计，他一年拉五百箱，计二万五千条，二十五万包，每年可挣五十万。
我跟他都没想过实现这理想的可能性。但对我这个无理想的人来说，它也不失为一个理想。说句实话，我对文化大革命兴趣不大。听母亲说，它刚开始时我才学会走路。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有很多东西我都分不明白。但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已经会走路，但却没参加。因此今后不管革命与否，我都不会参加的。
我是个讲究和谐的人。若看见街上有人在吵架，我一定会闭上一只眼睛，并用另一只眼睛冷冷地看着，世界上很多东西不能用两只眼睛同时去看，否则的话会失去和谐。
一场文化大革命以及我童年伙伴的五十万也是一种和谐。一种失落了很多东西的和谐。而我的没什么理想也是一种和谐。
外国佬津津有味地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然也是一种和谐，那是文化的和谐。常常有人说红卫兵是当时的恐怖分子，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赞同。
五
在我念中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阶段被认为是个好学生。嘿，那些日子我可一点也不窝囊。学习成绩保持在前六名，而且也真是天助我也，在学校门口的那条马路上，我拣到了一个皮夹子，立刻交给了民警叔叔。不久就有一个晚报的记者来采访我。这样一来，我简直就是学校里的名人了。我甚至还被定为学生会宣传部部长的候选人。同时我也入选了市三好学生的候选者名单。我简直是红得发紫。就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也是我人生的颠峰时期。
但是好景不长。过了不久我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我的第一个厄运是这样的。一个低嗓门的语文教师向我们布置作文作业，题目是我的理想。看到理想两个字我的眼睛便开始发呆。我最不会写的就是什么“理想”了，什么“计划”之类的东西。正愁无法交差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不久前看过的一本课外书中子星趣谈。我在连打三个哈欠之后知道了该怎样去完成自己的作业。我奋笔疾书，不过多半是按照课外书上所写：在中子星上种植粮食或者烟草，再想办法把收获后的粮食和烟叶运到地球上来。那么中子星上的一粒米就够咱们十几亿中国人吃上几年，我们就不必为人口激增而烦恼了。一直很难解决的计划生育问题也是迎刃而解。再说中子星上的一片烟叶也足够全世界的烟民泡在“这里是xxx的世界”几十年而无后顾之忧了。
我自信这篇文章会让老师刮目相看。我料的没错。不过我受到的不是表扬，而是大肆的批评。文章不久就被公布了，全校生都看到了语文老师和校党支部书记的红笔评语：“生造思想”“有资本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
这样，我开始从人生的顶峰走下来，而且这一落就是千丈。预备三好生危在旦夕，而当学生会宣传部长更是如同神话一般渺茫了。
语文老师不失时机的在课堂上批判我：“脑子虽然笨了点，但胡思乱想的水平还是不低的呀。如果能参加特殊奥运会，一定拿金牌。可惜课堂不是特奥会。”
我很庆幸自己不会生气。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激进的政客，在发现自己也有温和的一面时，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阿q，破天荒地发现自己很自强？
第二个厄运紧接着就来临了。学校将举办一个学习心得交流会，有一些兄弟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参加。鉴于我残留的那点名气，也被大家推荐为一个在会上发言的代表。我想自己根本不是一个适合在大庭广众下侃侃而谈的人。发言那天，我又被安排在前面。我慌了。我能不慌吗？在我走上讲台的时候可能是先做了一个抽烟的动作，虽然当时没有烟，但我相信那是一个非常潇洒的动作。凭借它我的内心镇定了不少。可我怎么也想不到似乎有个坚硬的东西砸中了我的嘴——这可是个不祥之兆啊！我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嘴，发现自己因为太紧张，嘴巴撞在麦克风上了。我开始发言的时候，嘴还在隐隐做痛呢。
“我谈谈自己怎样学历史。我学历史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喜欢倒立着身子学习。”
这句话一出口，台下的同学们就马上哄堂大笑起来，简直让人觉得是天下大乱了。他们自然还没忘记我在中子星上种植粮食和烟草的故事。我接下去准备谈的就是，倒立其实是很有利于血液循环的，也很有利于加强记忆效果。但我毕竟缺乏大将风度，看到台下那阵势，早就乱了分寸，原来想好的话是一句也说不出口了，我只是本能地说：
“为什么要倒立着学习历史呢？因为这样可以先读到近代史，知道我们最近的处境，然后再读到古代中世纪风光的年代，这样效果就会好多了。”
我刚把这些话说出口，教务处主任用高于一百二十分贝的声音对我喊：
“你快下来！快下来！”
天下已经大乱了。下不下来无所谓。但是我注定要灰溜溜地下来的。我也许象尼松宣布辞职后走下台的情景一样：心有不甘，但却无话可说。很少在我生命中出现的泪水在这关键时刻宣告来临，潸潸落满我年轻的胸膛。
六
我一天天的长大了，大概快三十岁了吧。旁人所说的黄金时光一天天的在消逝。可我是一点感觉也没有，黄金不黄金，金黄不金黄，这一切没多大关系。只要太阳还是昨天那... -->>
一
十七岁那年，我开始对烟产生了强烈的爱好。经过好几年的体验后，这种爱好终于无法克服，甚至成了一种不怕牺牲的爱好了。
我越来越对这种爱好心安理得。先不说满街的香烟摊子：倒卧一只水果筐子，上面摆着各个档次，各种牌子的香烟壳子，有的还在筐子上贴着这样的字：收购各种债券和股票。听说这是上海滩的又一景了。有一天，我很偶然地从电视里得知，中国的香烟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以前雄居第一的石油业。这消息对瘾君子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鼓舞。为此我还特地买了几根又粗又长的雪茄犒劳自己，以表示祝贺。我嘴上叼着刚点燃的雪茄烟跑到街上去，对着几幅还没被剥去的戒烟标语咧嘴大笑。我的牙齿不很尖，它看上去较为整齐（虽然它们早已经发黑），因此大笑没有产生震撼众人的效果。
我家不远的地方就是市医药公司。每当一年一个“世界无烟日”来临时，他们就会配合各种新闻媒体，市卫生局或者其他一些卫生部门大搞宣传。报纸电视是不停地做吸烟有害的广告，而居委会则发动群众分发印刷品，贴标语。有时候也会出动宣传车，喇叭里放着一个很好听的女中音：“吸烟有害健康。”我不能听到这声音，因为它使我感到心慌，胸闷，头痛，忧郁。
我很庆幸一年之中只有一个“世界无烟日”而不是什么“世界无烟年”或“世界无烟世纪”什么的。不然我的日子会更难过。
二
我爸爸除了是个名副其实的烟鬼外，什么也不是。他不是模范丈夫，不是好父亲，不是好局长，不是好党员，他甚至不是腐败分子。
除了两种情况以外，我才可以看到父亲不抽烟，一是他卧病时，遗憾的是他从不生病，用他自己的一句俗话说就是“打都打不死”二是全世界的烟厂关门，而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比父亲生病还小。
我的酗烟，多半是因为父亲的熏陶。本来他是反对我抽烟的。但自从我高中毕业后，情况就变了。为了生计起见，父亲凭关系和烟为我找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我在一家名叫“二十世纪房地产有限开发公司”上班。这样每月的薪水使得我的口袋也是时常的铜板作响。经济上的独立，为酗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说，我在家中每当听到母亲责骂父亲抽烟时，总不会忘了帮父亲说几句。所以，他就不再反对我抽烟了。几个来回下来，竟默认我是他的烟友了。
我常常怀疑母亲规劝父亲不要抽烟已经有三十年历史了（他们结婚已经有三十年）。在他们热恋时，母亲也许是挺温柔、挺动人劝父亲不要抽烟。父亲似乎被她的温情所融化，于是顺从地掐掉了烟头。接着他们结婚了，母亲在权力斗争中占了上风，再加上银根问题的需要，母亲厉声地要父亲把烟戒了。父亲慑于其声势，也是出于一种斗争的需要“戒”了相当长时间的烟。经过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后，爸爸终于开始反击，振振有辞地说：“我不戒烟，我不戒烟！”自从他荣升局长之职以来，父亲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管再高档的烟，也不必自己掏一分钱。母亲虽有规劝，但大多是从健康角度，一点也没有以前那种声势了。
我同父亲的烟友关系在与反对母亲的禁烟运动中得到了发展。在家里，大多数时候也是我发烟给他，他接人家的烟接习惯了嘛。他从来不会为我点上火的。但这一切我都不在意。相反，我总是笑他的打火机太土气，太陈旧。当我用新式的打火机为他点烟时，他总要笑起来。我劝他说换个好一点的打火机。他摇了摇头，说：“比不上你们年轻人了！”
三
我抽烟的姿势并不是别具一格的。因为我不是一个追求时髦的人。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抽烟的功夫确实是不同寻常的。我抽烟有严谨的程序，特别是从不一根紧接一根的闷抽。在抽烟前，我有一段很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过别人递过来的又当另论）。首先是要在烟摸出来之前想清楚自己所要抽的烟是什么牌子的，烟丝的质量和颜色如何，想象第一口烟的味道是怎么样的。然后才摸出烟来，慢慢地衔在嘴上，打火机一闪，点火，缓缓地吸进第一口，又徐徐地把它给吐出来，眼睛目不斜视地盯着喷出的烟，直到它消失。我从来不把烟抽到烟嘴处。我通常会把它留一公分左右。这个长度，用美学家的口气来说，就是一种美，象黄金分割什么的。总之，这是一种你无法忽略的美。
实际上我一天的事情除了抽烟外还是抽烟。抽烟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无比美妙的享受，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内容。我的工作？算了，不过是在几张表格中填写数字而已。这在我小学毕业后就会了。我常常把诸如“青草气”“霉味”“好极了”“飘飘欲仙”之类的形容词填上去，惹得上司发光火。这是生活唯一使我难堪的事。因为我自己认为，写上那些字对我这样一个瘾君子来说，并不是什么错。
倘若在烟民中评段位的话，我弄个九段肯定是不成问题的。我父亲在酗烟上的实力显然不弱于我，但是他抽烟的程序美感不够。尤其是这一点，他常常把别人递给他的烟夹在耳朵上。天，这动作真是大煞风景！如同在围棋比赛中，下赢的那位棋手把赢得的那几目装在口袋里带走，哪怕是四分子之一子也割开，装到兜里。我不懂围棋，不知道这蹩脚的比喻会不会伤围棋国手们的心。但为了证明父亲的烟技确实不如人，我才作此下策的。我就不太喜欢接人家的烟抽，特别是从来不把人家的烟夹在耳朵上。我想父亲的段位最高只能评五段。这还是看在他有多年烟龄的份上。
我对吐烟圈、吸鼻烟之类的花招嗤之以鼻。对于一位真正的烟民来说，这些东西是不能追求的。切记！
但有一次我曾显露自己的吐烟圈神技。那一年我念高二，跟许多同学到一位女同学家去玩。他父亲是个暴发户，家里真是好，金碧辉煌。她本人穿得也象外国女人那么性感，乳房十分丰满。我很惊奇。上海女人在这方面可是没有一点优势的啊。后来一支烟遏制了我的胡思乱想。女同学很大方的拿出了父亲的“555”牌香烟，扔给每个男同学一支。这位暴发户的女儿见我抽烟的样子很特别，便兴致勃勃地问我是否会吐烟圈。我一开始没理她，慢慢地吐了一口烟，看了一下她那结实的胸膛。我很想问问，她是怎么才有这样美丽的景致的。但我没能说出口。
“我吐出的烟圈可以罩住你家的大彩电。”我过了很久才对她说。
“是真的吗？”她惊叫了起来。
我说当然是真的，只是我不想白干。他很快便拿来了一条未开过封的“555”牌香烟，扔在我坐的沙发上。
“如果你不是吹牛，那它就是你的了。”
看见那条烟，我的眼睛都亮起来了。我看了看烟，又看了看她，然后猛得吸了一口烟，慢慢地吐出一个烟圈。在空气中烟圈慢慢变大，变大，终于罩住了眼前的那架大彩电。
有时候我会回想起这件事。我很后悔，宁愿她回答问题而不要香烟。
四
按照正常的观点来看，我是个浑浑噩噩的人。对此我是绝无意见，供认不讳的。因为我没什么理想。这一点甚至比不上我父亲。他过去至少有过一个理想，那就是要当上局长。但我却什么也没有，我真的是什么也没有。
我没什么朋友。只有一个少年时代的伙伴现在还来往。我已经叫不出他的名字了，只知道他的小名。我跟他同岁，毕业于同一个小学和中学。巧的是，他现在还跟我同一单位。偶尔抽抽烟。满脑子都是发财的念头。前几年每天都想出国。可偏偏人家出去了，他是出不去。于是就一门心思想发财。不过他的念头足使人吃惊的，是希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话，他可以到云南去拉香烟到上海来卖。以每包赚两元钱计，他一年拉五百箱，计二万五千条，二十五万包，每年可挣五十万。
我跟他都没想过实现这理想的可能性。但对我这个无理想的人来说，它也不失为一个理想。说句实话，我对文化大革命兴趣不大。听母亲说，它刚开始时我才学会走路。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有很多东西我都分不明白。但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已经会走路，但却没参加。因此今后不管革命与否，我都不会参加的。
我是个讲究和谐的人。若看见街上有人在吵架，我一定会闭上一只眼睛，并用另一只眼睛冷冷地看着，世界上很多东西不能用两只眼睛同时去看，否则的话会失去和谐。
一场文化大革命以及我童年伙伴的五十万也是一种和谐。一种失落了很多东西的和谐。而我的没什么理想也是一种和谐。
外国佬津津有味地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然也是一种和谐，那是文化的和谐。常常有人说红卫兵是当时的恐怖分子，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赞同。
五
在我念中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阶段被认为是个好学生。嘿，那些日子我可一点也不窝囊。学习成绩保持在前六名，而且也真是天助我也，在学校门口的那条马路上，我拣到了一个皮夹子，立刻交给了民警叔叔。不久就有一个晚报的记者来采访我。这样一来，我简直就是学校里的名人了。我甚至还被定为学生会宣传部部长的候选人。同时我也入选了市三好学生的候选者名单。我简直是红得发紫。就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也是我人生的颠峰时期。
但是好景不长。过了不久我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我的第一个厄运是这样的。一个低嗓门的语文教师向我们布置作文作业，题目是我的理想。看到理想两个字我的眼睛便开始发呆。我最不会写的就是什么“理想”了，什么“计划”之类的东西。正愁无法交差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不久前看过的一本课外书中子星趣谈。我在连打三个哈欠之后知道了该怎样去完成自己的作业。我奋笔疾书，不过多半是按照课外书上所写：在中子星上种植粮食或者烟草，再想办法把收获后的粮食和烟叶运到地球上来。那么中子星上的一粒米就够咱们十几亿中国人吃上几年，我们就不必为人口激增而烦恼了。一直很难解决的计划生育问题也是迎刃而解。再说中子星上的一片烟叶也足够全世界的烟民泡在“这里是xxx的世界”几十年而无后顾之忧了。
我自信这篇文章会让老师刮目相看。我料的没错。不过我受到的不是表扬，而是大肆的批评。文章不久就被公布了，全校生都看到了语文老师和校党支部书记的红笔评语：“生造思想”“有资本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
这样，我开始从人生的顶峰走下来，而且这一落就是千丈。预备三好生危在旦夕，而当学生会宣传部长更是如同神话一般渺茫了。
语文老师不失时机的在课堂上批判我：“脑子虽然笨了点，但胡思乱想的水平还是不低的呀。如果能参加特殊奥运会，一定拿金牌。可惜课堂不是特奥会。”
我很庆幸自己不会生气。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激进的政客，在发现自己也有温和的一面时，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阿q，破天荒地发现自己很自强？
第二个厄运紧接着就来临了。学校将举办一个学习心得交流会，有一些兄弟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参加。鉴于我残留的那点名气，也被大家推荐为一个在会上发言的代表。我想自己根本不是一个适合在大庭广众下侃侃而谈的人。发言那天，我又被安排在前面。我慌了。我能不慌吗？在我走上讲台的时候可能是先做了一个抽烟的动作，虽然当时没有烟，但我相信那是一个非常潇洒的动作。凭借它我的内心镇定了不少。可我怎么也想不到似乎有个坚硬的东西砸中了我的嘴——这可是个不祥之兆啊！我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嘴，发现自己因为太紧张，嘴巴撞在麦克风上了。我开始发言的时候，嘴还在隐隐做痛呢。
“我谈谈自己怎样学历史。我学历史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喜欢倒立着身子学习。”
这句话一出口，台下的同学们就马上哄堂大笑起来，简直让人觉得是天下大乱了。他们自然还没忘记我在中子星上种植粮食和烟草的故事。我接下去准备谈的就是，倒立其实是很有利于血液循环的，也很有利于加强记忆效果。但我毕竟缺乏大将风度，看到台下那阵势，早就乱了分寸，原来想好的话是一句也说不出口了，我只是本能地说：
“为什么要倒立着学习历史呢？因为这样可以先读到近代史，知道我们最近的处境，然后再读到古代中世纪风光的年代，这样效果就会好多了。”
我刚把这些话说出口，教务处主任用高于一百二十分贝的声音对我喊：
“你快下来！快下来！”
天下已经大乱了。下不下来无所谓。但是我注定要灰溜溜地下来的。我也许象尼松宣布辞职后走下台的情景一样：心有不甘，但却无话可说。很少在我生命中出现的泪水在这关键时刻宣告来临，潸潸落满我年轻的胸膛。
六
我一天天的长大了，大概快三十岁了吧。旁人所说的黄金时光一天天的在消逝。可我是一点感觉也没有，黄金不黄金，金黄不金黄，这一切没多大关系。只要太阳还是昨天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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