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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孰是孰非”呢?首先要说明,这个词并非产生于当时,而是后人(唐人)总结经验教训时候的创造。“五胡”两字首出唐初所编《晋书》,说苻坚被姚苌索要玉玺时,咒骂道:“五胡次序,无汝名字。”专家考证,当时应该有五胡迭代而兴的某种谶语存在。但是苻坚说这话的时候,匈奴、鲜卑、羯、氐都有建国称号,唯独羌族,正是从姚苌才开始的。所以有一种可能性,即“无汝名字”指无姚氏,不是指无羌族;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当时的谶语中,五胡的最后一个不是羌,而是别的什么族,要等姚氏建国后,后人倒推前言,才把羌给列进去。
因为民族的划分并不是那么明晰的,好比慕容、拓跋虽然都号鲜卑,但风俗习惯和文化水平差得很远,完全可以当作两个民族来看待。而且中文中向来习惯以三、五、十等字来代表其多,“五”胡最初可能只是虚数,后人附会,才合上那么五个民族,或者说部族。“五胡”即诸胡也。
“五胡”暂且不论,主要问题在“乱华”。私以为这个名词并无不妥,只是有所偏颇,仅言一端,不能作为对一个时代的概括性描述,所以在中小学课本中不提是可以理解的——小孩子本来就容易跑偏,你再不给他一个四平八稳的概念,必然会出问题。至于非教科书的各类历史读物,若再讳言此词,那就没有意思了。
因为五胡乱华之前,其实是华先乱。司马家各藩王之间先厮杀不休,继而在本民族军队不敷使用的状况下,主动招引和运用外族兵马,遂导致诸胡的势力日益庞大,并且因应争霸的需要而纷纷内迁。当时各族间杀戮之惨,自不必讳言,但我们必须了解到,晋人自己屠杀起本民族和外民族来,同样是不手软的,刘渊掺和进乱世之前,司马家诸王间的残杀,便已然导致类似于汉末“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况了。所以民族仇杀是存在的,但并非当时的主流,当时的主流只是一个“杀”字,谁管你是晋人是汉人?是中国人是胡人?网上只将其归之于对汉人(其实是指中原华族)单方面的屠杀,还说什么北方汉人死亡殆尽云云,纯属扯淡。
在这方面,其实旧史家用“五胡乱华”这个词,反倒比较公允一些,因为他们没说“五胡屠华”、“五胡覆华”,或者“五胡侵华”。当时除部分鲜卑族外,其余少数民族绝大多数都是晋朝的附庸势力,所以胡人的内迁,其性质属于分裂、叛乱,而非侵略。好比说汉初的汉匈战争,可以称之为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东汉之逐北匈奴,也可以这么归类,但对于南匈奴来说,已为汉之藩属,汉末呼厨泉、去卑等辈,与其它割据军阀的区别并不大。
所以评价当时的历史人物,要看他具体的作为,而不能仅以华、胡来区分。华人中很多败类,比方说本书中提到过的司马越,以及即将提到的苟晞、王弥等等,所作所为比很多胡人更为不堪;若不考虑民族,仅以军阀视之,其实石勒比他们好得太多了。况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胡人首领倾向于本族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在石勒看来,其实匈奴和晋人没有高下之分,在刘渊看来,氐、羌和晋人也没有高下之分,都只有本民族最高,其他都要低一等——“五胡”绝不是一个整体。
观石勒毕生行事,他在北方各路军阀中,算是比较仁慈的,正如曹操之比袁绍尤其是后者那混蛋儿子袁谭——当然啦,五十步笑百步,真杀起人来同样不手软。但考虑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所谓“逆取顺守”,不能过于苛责,关键石勒逆取未终,顺守未成,他就挂了,结果政权落在了纯粹的杀人魔王石虎手中……刘氏亦然。刘渊勉强可算一个英雄,但他的继承者却全都是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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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孰是孰非”呢?首先要说明,这个词并非产生于当时,而是后人(唐人)总结经验教训时候的创造。“五胡”两字首出唐初所编《晋书》,说苻坚被姚苌索要玉玺时,咒骂道:“五胡次序,无汝名字。”专家考证,当时应该有五胡迭代而兴的某种谶语存在。但是苻坚说这话的时候,匈奴、鲜卑、羯、氐都有建国称号,唯独羌族,正是从姚苌才开始的。所以有一种可能性,即“无汝名字”指无姚氏,不是指无羌族;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当时的谶语中,五胡的最后一个不是羌,而是别的什么族,要等姚氏建国后,后人倒推前言,才把羌给列进去。
因为民族的划分并不是那么明晰的,好比慕容、拓跋虽然都号鲜卑,但风俗习惯和文化水平差得很远,完全可以当作两个民族来看待。而且中文中向来习惯以三、五、十等字来代表其多,“五”胡最初可能只是虚数,后人附会,才合上那么五个民族,或者说部族。“五胡”即诸胡也。
“五胡”暂且不论,主要问题在“乱华”。私以为这个名词并无不妥,只是有所偏颇,仅言一端,不能作为对一个时代的概括性描述,所以在中小学课本中不提是可以理解的——小孩子本来就容易跑偏,你再不给他一个四平八稳的概念,必然会出问题。至于非教科书的各类历史读物,若再讳言此词,那就没有意思了。
因为五胡乱华之前,其实是华先乱。司马家各藩王之间先厮杀不休,继而在本民族军队不敷使用的状况下,主动招引和运用外族兵马,遂导致诸胡的势力日益庞大,并且因应争霸的需要而纷纷内迁。当时各族间杀戮之惨,自不必讳言,但我们必须了解到,晋人自己屠杀起本民族和外民族来,同样是不手软的,刘渊掺和进乱世之前,司马家诸王间的残杀,便已然导致类似于汉末“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况了。所以民族仇杀是存在的,但并非当时的主流,当时的主流只是一个“杀”字,谁管你是晋人是汉人?是中国人是胡人?网上只将其归之于对汉人(其实是指中原华族)单方面的屠杀,还说什么北方汉人死亡殆尽云云,纯属扯淡。
在这方面,其实旧史家用“五胡乱华”这个词,反倒比较公允一些,因为他们没说“五胡屠华”、“五胡覆华”,或者“五胡侵华”。当时除部分鲜卑族外,其余少数民族绝大多数都是晋朝的附庸势力,所以胡人的内迁,其性质属于分裂、叛乱,而非侵略。好比说汉初的汉匈战争,可以称之为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东汉之逐北匈奴,也可以这么归类,但对于南匈奴来说,已为汉之藩属,汉末呼厨泉、去卑等辈,与其它割据军阀的区别并不大。
所以评价当时的历史人物,要看他具体的作为,而不能仅以华、胡来区分。华人中很多败类,比方说本书中提到过的司马越,以及即将提到的苟晞、王弥等等,所作所为比很多胡人更为不堪;若不考虑民族,仅以军阀视之,其实石勒比他们好得太多了。况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胡人首领倾向于本族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在石勒看来,其实匈奴和晋人没有高下之分,在刘渊看来,氐、羌和晋人也没有高下之分,都只有本民族最高,其他都要低一等——“五胡”绝不是一个整体。
观石勒毕生行事,他在北方各路军阀中,算是比较仁慈的,正如曹操之比袁绍尤其是后者那混蛋儿子袁谭——当然啦,五十步笑百步,真杀起人来同样不手软。但考虑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所谓“逆取顺守”,不能过于苛责,关键石勒逆取未终,顺守未成,他就挂了,结果政权落在了纯粹的杀人魔王石虎手中……刘氏亦然。刘渊勉强可算一个英雄,但他的继承者却全都是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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