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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隋统治极其高效，诏令下达后都被执行的很彻底。农民虽然慢慢发现了义仓粮实际上是变相的额外田赋，但由于州官强制存粮敲扑不已，只能被迫执行。如此持续地搜刮民间余粮，逐渐抽去了民间应对灾荒的缓冲力，国家虽然很富有，民间却越来越穷。所以开皇十二年才刚刚府库满溢，才隔了一年多，开皇十四年关中一发生旱灾，毫无存粮的农民就无法抵抗，大面积的饥荒像野火一样疯狂蔓延。
隋文帝却揣着明白装糊涂，把耕三余一、储粮备荒的初衷抛到了爪哇国，虽然也数次派出朝中大员到地方赈灾，也象征性地放了几次粮，只不过都是形象工程，开仓需请旨的制度依旧坚持不变，大部分义仓粮仍然紧闭大门，任你饿殍遍野，我就是不开。甚至宁可放着关中大量义仓存8粮不用，舍着脸皮到洛阳讨饭吃。
抠门抠到脸都不要，隋文帝这也是没谁了。也许在隋文帝的认识中，义仓之粮的确是备荒的，但你们都给我分清大小王，这粮是给我的大隋帝国备的，不是给你们屁民备的。你想开就开、想取就取，还有法律吗！还有王法吗！
义仓这个反社会制度贯彻了隋文帝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隋朝国力越来越雄厚，雄厚到让隋炀帝一上台就惊呼老爹简直太特么能攒钱了，于是乎各种挥霍、各种浪费。而民间的积怨也越来越大，竭泽而渔式的政策，抽干了社会的潜力，耗尽了民间自我调适的能力。
古代为政，政治强人的个人气质，会很大程度上决定政策的走向。义仓这种政策走了样，与隋文帝的吝啬性格大有关系。
隋文帝虽然出身世家，从小到大没经历过朱元璋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却意外地养成了节俭低调的性格。隋文帝啬于资财，吃穿用度比较节俭。并且在他提倡之下，全国一度形成了穿布衣、简饰物的习惯。
这种习惯，在个人层面固然是积极的、正面的，应用到社会风气上，倡导节俭朴素也是不错的。但以节俭为原则制定国家政策，却绝非好事。
隋文帝的吝啬不仅反映在义仓这个单一的制度上，他的为政风格，总体上都显得古怪、别扭。他对权力极为吝啬。不论政权、军权，从不舍得稍微放松一点。
建国后，一大堆从北周转隶过来的旧臣，特别是原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系统的，基本上旧有权力全部剥夺，踢出中央决策层，给一个空头爵位一边待着去。你要是敢有怨言，一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开国功臣刘昉、元胄、梁士彦、宇文忻、王谊等人惹恼了隋文帝，被杀得血流成河。
隋文帝对自己的班底骨干也不大方。隋朝开国五大贵臣高颎、杨素、杨雄、苏威、虞庆则，待遇之差都令人唏嘘。
高颎职任尚书仆射，位高权重，本来深受信任，但一旦他在废杨勇事件中表现出一点点超出本分的政治诉求，隋文帝立马停职削爵，打击得高颎沦为一介白身。
观德王杨雄是隋文帝的本家，当年篡周建隋立了大功。开国后因为在军中稍有威望，隋文帝断然翻脸，剥夺了杨雄兵权，让他在家养老。
虞庆则雄武过人，在军中也挺有威信，隋文帝怕他坐大，直接亮刀子，杀全家！
另一位尚书仆射杨素，在讨好文帝、独孤皇后两口子方面使出浑身解数，跪舔得令人恶心，按理说应该给予信任。可这也不行。文帝专门下诏给杨素，你位居宰相，管一管大方向即可，三两天来一次尚书省转转看看就够了。尚书省里那些破事儿，还是交给下边人办吧。弄得偌大一个宰臣杨素，只剩下看文件开会的权力，活脱脱干成了二线老干部。皇帝陛下，这波操作你是咋琢磨出来的。
只有苏威，一不要权二没性格，软塌塌跟鼻涕虫一样，皇上你随便捏我都没问题的，这才得以保持高位。皇帝揽权揽到这份儿上，迹近无赖，也是没谁了。对大臣这些个体吝啬倒也罢了，对政治群体，隋文帝吝啬起来也令人瞠目结舌。
北周和隋朝早期的府兵，不列入民户，国家给分田，但不用纳税。隋文帝看着不爽，你一文钱不交，我还得出军费养着你，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平陈战争结束之后朝廷下令，国家现在不打仗了，所有府兵就地编入民户，国家照例分田，分田的标准和普通农民标准一样。与之前最根本的区别是，以后府兵统统开始纳税。这项政策的用意非常明显，增加税源。
问题是，你变着法子用义仓骗老百姓多交粮，老百姓一时忍气吞声，倒也罢了。你居然从军队头上刮油，这可是你自己的刀把子，就不怕刮得手滑，刀把子朝自己头上砍吗！
这个政策出台后执行得仍然很快，不到一年时间，隋朝五十万大兵全部开始纳税。虽然有人看出了不妥，但谁也不敢公开提出反对，敢跟隋文帝要钱，你怕是嫌命长了。
隋文帝收大兵们的税收得很嗨，但是恶果可想而知。府兵群体的根本利益受到侵犯，对朝廷的怨气越积越多。开皇九年之前，隋军对外战争各种强横、各种横扫，到了大业年间，府兵已然丧失了斗志，前世杨广率100多万大军进攻高句丽，居然打得灰头土脸，奈何不了一个区区小国。虽然失败原因很多，但府兵战斗力下降是其中最关键的方面。
隋朝亡于杨广之手，根子却在隋文帝时代。而检讨隋文帝之失，最关键的又在为政治视野不开阔，缺乏帝王应有的恢宏气象。
人对自己抠，随便怎么整，那是你自愿。对别人抠，却要适可而止。特别是领导，你对我抠门无比，却要我对你呕心沥血，可能吗？
隋文帝发明了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把复杂的管理科学研究到时代极致，却忘了为人处世的最基本道理。
大隋统治极其高效，诏令下达后都被执行的很彻底。农民虽然慢慢发现了义仓粮实际上是变相的额外田赋，但由于州官强制存粮敲扑不已，只能被迫执行。如此持续地搜刮民间余粮，逐渐抽去了民间应对灾荒的缓冲力，国家虽然很富有，民间却越来越穷。所以开皇十二年才刚刚府库满溢，才隔了一年多，开皇十四年关中一发生旱灾，毫无存粮的农民就无法抵抗，大面积的饥荒像野火一样疯狂蔓延。
隋文帝却揣着明白装糊涂，把耕三余一、储粮备荒的初衷抛到了爪哇国，虽然也数次派出朝中大员到地方赈灾，也象征性地放了几次粮，只不过都是形象工程，开仓需请旨的制度依旧坚持不变，大部分义仓粮仍然紧闭大门，任你饿殍遍野，我就是不开。甚至宁可放着关中大量义仓存8粮不用，舍着脸皮到洛阳讨饭吃。
抠门抠到脸都不要，隋文帝这也是没谁了。也许在隋文帝的认识中，义仓之粮的确是备荒的，但你们都给我分清大小王，这粮是给我的大隋帝国备的，不是给你们屁民备的。你想开就开、想取就取，还有法律吗！还有王法吗！
义仓这个反社会制度贯彻了隋文帝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隋朝国力越来越雄厚，雄厚到让隋炀帝一上台就惊呼老爹简直太特么能攒钱了，于是乎各种挥霍、各种浪费。而民间的积怨也越来越大，竭泽而渔式的政策，抽干了社会的潜力，耗尽了民间自我调适的能力。
古代为政，政治强人的个人气质，会很大程度上决定政策的走向。义仓这种政策走了样，与隋文帝的吝啬性格大有关系。
隋文帝虽然出身世家，从小到大没经历过朱元璋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却意外地养成了节俭低调的性格。隋文帝啬于资财，吃穿用度比较节俭。并且在他提倡之下，全国一度形成了穿布衣、简饰物的习惯。
这种习惯，在个人层面固然是积极的、正面的，应用到社会风气上，倡导节俭朴素也是不错的。但以节俭为原则制定国家政策，却绝非好事。
隋文帝的吝啬不仅反映在义仓这个单一的制度上，他的为政风格，总体上都显得古怪、别扭。他对权力极为吝啬。不论政权、军权，从不舍得稍微放松一点。
建国后，一大堆从北周转隶过来的旧臣，特别是原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系统的，基本上旧有权力全部剥夺，踢出中央决策层，给一个空头爵位一边待着去。你要是敢有怨言，一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开国功臣刘昉、元胄、梁士彦、宇文忻、王谊等人惹恼了隋文帝，被杀得血流成河。
隋文帝对自己的班底骨干也不大方。隋朝开国五大贵臣高颎、杨素、杨雄、苏威、虞庆则，待遇之差都令人唏嘘。
高颎职任尚书仆射，位高权重，本来深受信任，但一旦他在废杨勇事件中表现出一点点超出本分的政治诉求，隋文帝立马停职削爵，打击得高颎沦为一介白身。
观德王杨雄是隋文帝的本家，当年篡周建隋立了大功。开国后因为在军中稍有威望，隋文帝断然翻脸，剥夺了杨雄兵权，让他在家养老。
虞庆则雄武过人，在军中也挺有威信，隋文帝怕他坐大，直接亮刀子，杀全家！
另一位尚书仆射杨素，在讨好文帝、独孤皇后两口子方面使出浑身解数，跪舔得令人恶心，按理说应该给予信任。可这也不行。文帝专门下诏给杨素，你位居宰相，管一管大方向即可，三两天来一次尚书省转转看看就够了。尚书省里那些破事儿，还是交给下边人办吧。弄得偌大一个宰臣杨素，只剩下看文件开会的权力，活脱脱干成了二线老干部。皇帝陛下，这波操作你是咋琢磨出来的。
只有苏威，一不要权二没性格，软塌塌跟鼻涕虫一样，皇上你随便捏我都没问题的，这才得以保持高位。皇帝揽权揽到这份儿上，迹近无赖，也是没谁了。对大臣这些个体吝啬倒也罢了，对政治群体，隋文帝吝啬起来也令人瞠目结舌。
北周和隋朝早期的府兵，不列入民户，国家给分田，但不用纳税。隋文帝看着不爽，你一文钱不交，我还得出军费养着你，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平陈战争结束之后朝廷下令，国家现在不打仗了，所有府兵就地编入民户，国家照例分田，分田的标准和普通农民标准一样。与之前最根本的区别是，以后府兵统统开始纳税。这项政策的用意非常明显，增加税源。
问题是，你变着法子用义仓骗老百姓多交粮，老百姓一时忍气吞声，倒也罢了。你居然从军队头上刮油，这可是你自己的刀把子，就不怕刮得手滑，刀把子朝自己头上砍吗！
这个政策出台后执行得仍然很快，不到一年时间，隋朝五十万大兵全部开始纳税。虽然有人看出了不妥，但谁也不敢公开提出反对，敢跟隋文帝要钱，你怕是嫌命长了。
隋文帝收大兵们的税收得很嗨，但是恶果可想而知。府兵群体的根本利益受到侵犯，对朝廷的怨气越积越多。开皇九年之前，隋军对外战争各种强横、各种横扫，到了大业年间，府兵已然丧失了斗志，前世杨广率100多万大军进攻高句丽，居然打得灰头土脸，奈何不了一个区区小国。虽然失败原因很多，但府兵战斗力下降是其中最关键的方面。
隋朝亡于杨广之手，根子却在隋文帝时代。而检讨隋文帝之失，最关键的又在为政治视野不开阔，缺乏帝王应有的恢宏气象。
人对自己抠，随便怎么整，那是你自愿。对别人抠，却要适可而止。特别是领导，你对我抠门无比，却要我对你呕心沥血，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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