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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中文网 www.3gzw.net,论衡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没有固定的官职,不见他们有一个弟子门徒,他们本人死亡之后,没有人继承他们的学业。这就是文儒不如世儒的道理。”

    回答说:并非如此。文儒世儒解释圣人的实情,是出于同一个动机,有同样的效验,目的都是想追随圣人。事情虽然不同但勉力从事是一致的,说的话不一样但道理却是相同的。为什么说文儒的议论对社会没有补益呢?世儒的学问容易做,所以世人学习的就多,平凡的事情都可以分出高低来,所以官府朝廷中都设置了他们的职位。文儒的学问,卓越非凡不循常规,人们很少读他们的书,他们的学问即使没有用来传授,门下即使没有弟子,但他们的著作文章奇伟不凡,世上的人同样流传他们的著述。那些世儒的都是虚妄的言论,只有这些文儒的才是有实际内容的文章。判断比较这两种儒生,哪一个贤明呢?考察古代贤能的人著书立说,自己用自己的学问,自己在社会上出名。世儒在当时即使尊贵,如果没有被文儒把他们写进书里,他们的事迹就不会流传。周公制礼作乐,名声流传而不灭绝。孔子编写春秋,名声流传而不灭绝。周公、孔子是圣人,难以用他们作例子来论证人才。汉代写书的人有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杨子云等人,他们的才能如同奇人一样,他们的名声不是靠别人得来的。世人传闻的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郡的欧阳生和公孙弘,如果不是遇上太史公将他们记载下来,世上的人也不会知道他们。凭自己的学问出名的人与依赖别人才出名的人相比,哪个更好呢?能够记载一百个人的事迹使他们出名,与仅仅能使自己出名的人相比,哪个更高明呢?

    有人说:“从事著述的人,只是有空闲时间来思考罢了,不一定是他才智出众不同于平常人。居住的地方不幽静,文思就不会到来。如果让从事著述的人,总揽各方面的事,掌管国境之内的职责,心情急切忙忙碌碌,他还有什么空闲去从事著述呢?假使让一个平庸的人把闲暇时的思虑积累起来,也能写出八十多篇文章。周文王忙于政务太阳偏西也没有空吃饭,周公洗一次头要中断三回来接待客人,还有什么空余时间悠闲自在地用笔在简札上写出美丽的文章呢?孔子写成了春秋,是因为没有被周天子重用。司马长卿因为不能参预公卿的事务,所以能写成子虚赋。扬子云因为只当了中郎这样一个闲官,所以才能写成太玄经和法言。如果孔子能当上君王,春秋就写不出来;假如司马长卿和扬子云做了丞相,子虚赋和太玄经就不会有如此的巧妙。”

    回答说:周文王忙得到太阳偏西了还没有空去吃饭,这是为推演易和增加卦数。周公洗一次头要中断三回,这是忙于为周朝改订法度和制礼作乐。周朝的礼制不败坏,孔子就不会写作春秋,并不是因为他有空闲时间来思考,而是因为周代的礼制已经不完备,不能再沿用了。他承受了天地的文采,发自内心而写作,哪里是闲着无事而写作以免荒废日月呢?这乃是对虚妄有所感触而引起的,就像水源会流淌热气会蒸腾一样非写不可。管仲辅佐齐桓公,以致于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商鞅辅佐秦孝公,为秦国开创了帝王之业。然而他们两人写的书,也有几十篇之多。司马长卿和扬子云,也是管仲、商鞅这类人。由于他们都有所感触,因此才干不相上下;才干相同,因此学问相当。他们都在做官而又各自著书,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空闲。过问的事情越多见识也就越广博,官务越繁忙见识也就越深厚。居住的地方不幽静文思就不会到来,文思不来下笔就不流利,顽固愚笨的人,有幽室供他思考,即使他无所忧虑,还是写不出一个字来。人才有能与不能,而不在于有没有空闲。有缺乏才智而不能思考的人,没有具备才智而不能写作的人。有才智很高想写作而无所缘起的人,没有才智很低而由于有空闲就能记录成文的人。大概奇才有无从下笔的,没有不会写作的,有看不到的,没有缺乏功夫进行写作的。

    有人说:“凡是著书立说的人他的精力智慧已经穷尽,居官位就不能胜任职责。大约人的思想偏重于某个方面,那么精力也就会在这方面用尽。著书立说的人,写的东西精深奇特,他的才智已经到了极限,他的智慧已消耗殆尽。考察古代著书立说的人,大多处在闲散无事的地位;至于辅佐将要倾覆的社稷,安定将要危亡的国家,这不是著书立说的人所能做到的。有所推动,有所坚持,就会有所开端,写出成百篇的文章来。吕不韦写吕氏春秋,全家流放四川;淮南王作淮南子,遭祸至全家被处死;韩非著韩非子一书,自己被害死在秦国的狱中。自身尚且不能保全、怎么能辅佐国家呢?在那方面有所擅长,在这方面怎么能不有所不足呢?精通写文章,怎么能不在政治上有所不足呢?”

    回答说:人有优的地方,必然也有劣的地方;人有工巧的时候,必然也有笨拙的时候。并不是由于低劣,而是心思没放在这方面;并不是由于笨拙,而是精神没有集中于这方面。心中存有某种志向,就会连泰山也看不见;思想达到了某种境地,自己就没有空闲来有所谋求。世人称赞干将的锋利,但它能刺就不能砍,能砍就不能刺,不是剑刃不锋利。而是同时不能起两种作用。用蛢弹雀就不能同时弹,用弓射鹊就不能同时射雁;方和圆不能同时都画成,眼睛向左右看不能同时两边都看见,一个人如果同时做两件事,结果一件事也做不成。如果干将不用来刺而改为砍,不用蛢射鹊而改为射雁,就一定能砍下来,一定能射中而不会失误了。人如果放弃他的写作,专心搞政治,那么子产和子贱的事迹就不值得一比了。古代著书的人,很多都是能建立功业的人,只是没有受到重用。管仲和晏婴,功业和著书都有所建树;商鞅和虞卿,文章和政治都有所成就。汉高祖得天下之后,使用武力治国的主张没有改变,陆贾写出新语,汉高祖大体都采用了。吕氏阴谋篡权,刘氏的天下将要倾覆,如果不是陆贾的政策,汉家帝室就不会得安宁。有才智的人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关键在于他的遭遇如何,如果遇到乱世,就会去建立功业,有所感触,就会以他的才智从事著述。说出口就是语言,写成字就是文章。古代凭说话建功的人多,为写文章而遭受败家灭族的人极少。吕不韦、淮南王是由于别的事而犯罪,不是因为著书才有罪的。让门客来写书,自己并不写,即使不写书,也仍然要蒙受灾祸,灾祸害人,从古至今接连不断,不一定都是在写作上才智穷尽了的人。邹阳在狱中上书,被梁孝王免去了罪;徐乐给汉武帝上书,自己被拜为郎中。才智能以文章的形式有功于人,为什么要怀疑它不能保护自身呢?韩王安如果早点听从公子韩非的意见,国家不会有倾覆的危险。至于韩非的死,是因为李斯嫉妒他才能出众,并不是由于他著书才智竭尽,不能在政治上再有作为的缘故。春天植物受到伤害,有的因此而死了;有些被摧残过的植物如果不再受伤害,到秋天也会长大成熟。如果韩非不死的话,秦王朝的前途就很难说了。所以有才学的人能够使自己的德行受人尊敬,却不能使别人必定效法自己;能够使自己的议论切实可行,却不能使别人必定采纳自己的主张。

    有人说:“从古到今写书的人不止一个,各自牵强附会失去了经传的真实内容,违背了圣人的本质意义,所以称之为残缺之物,把它比作玉屑。因此说:‘残缺之物装满车,不能成为什么学说;玉屑装满箱子,不能成为什么宝物。”前人最接近圣人,还被称为残缺之物,何况远离圣人随前人之后重新来写书的人呢?他们的著作必定是愚妄的,他们的言论必定是不贤明的,怎么能够采用而用来施行呢?”

    回答说:圣人写经,贤人作传,要阐述著书人的本意,采集圣人的遗志,所以经必须要有传来解释。都是贤人所写的,为什么偏认为经传是对的,而其他的书和记都不对呢?那些可以见到的经传以及解释经的文章,说明经必须要传才能解释清楚,所以说它们是对的。其他书与传上的解释不相符合,别创一说,所以说它们不对。像这样的话,以五经作为是非标准,假如说的话不符合五经,即使完全正确,也不会被人听信。假使五经从孔子门中出来,至今毫无残缺散失,称得上是纯粹完整的东西,相信它是可以的。现在五经已经遭受了秦朝的糟踏,受到李斯主张的触犯,焚烧并禁止流传,伏生这类人,怀抱经书深藏在山中。汉朝兴起,征收五经,经书残缺散失而下落不明,篇章亡佚散失而不完备。晁错这类人,各按自己的想法,分割拆散文字的本意,师徒相继沿袭传授,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秦朝无道义,所以就败乱了。秦朝即使无道,并没有烧诸子的著作。诸子的著作,文章篇目全都存在,可以阅读用来纠正各种言论,可以拿来给后人看。后人重新写书,就和前人创作一样。都博学而有智慧,全是史书所称道的,文义与经书不相上下,为什么单认为诸子的著作偏离了经书的真实呢?由此说来,经书残缺而不完整,诸子百家的书没有散失不全的,而经书反而有遗失的篇目。分析比较二者,谁是支离破碎的呢?易是根据事物的表象写成的,诗是向民间采集而编辑成篇的,乐的成书有赖于老百姓的欢愉,礼的成文全靠老百姓安乐讲礼节。四经都有所依据,它的篇章才能写成。尚书和春秋,采取了史官的记载。史官的记载与诸子的著作没有区别,与依据百姓和事象写成的经书是同一个道理。六经的写作全都有所依据。由此说来,诸子的书是根本,经书则是枝节,枝节偏离了事实,根本却具备了道的实质。分析比较二者,谁才是玉屑呢?知道房屋漏雨的人在房屋下,知道政治有失误的人在民间,知道经书错误的人在诸子。诸子的著述,文句明白,事情真实。解释经书章句的人不想求得彻底地理解而去问个一清二楚,一代代师承下去,仍就如此解释经书章句的人,就不会是通晓古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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