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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应信徒修持上的需要,完成了禅堂、抄经堂、礼忏堂、念佛堂,使得佛光山成为名副其实的四大名山菩萨道场。
就在开山期间,我念及年迈的功德主们多年以来对佛教的贡献,所以为他们兴建佛光精舍,邀请他们来此安养天年;后来附近居民经常将一些失怙的孤儿送来山上,我又发心建筑大慈育幼院来养育他们;接着这个信徒要求我们办一所中学,那个信徒建议我们开一家幼稚园,普门中学、普门幼稚园就这样地成立起来。其他如佛光诊所、万寿园,也莫不是以大家的需要为前提,一一兴设,使得佛光山又成为生、老、病、死都能与诸佛菩萨长相左右的人间净土。
当初我自觉个人不重要,所以纵然经费有限,也设法满足信众的需要,勉力兴建各项设施,不料却使得佛光山更形重要。所以,我常对弟子们说:“光荣应该归于佛陀,成就应该归于大众。”
正因为时时感到自己不重要,所以我不但在建设上尽量满足众生的需求,在寻常时,也总是竭尽心力,表达对大家的一片至诚。四十年前在宜兰弘法时,杨锡铭发心为幼稚园画壁画,我整日像学徒一样跟着他,为他准备画笔、颜料、调色板、米达尺,待他休息时,还不忘奉上茗茶鲜果,后来,他被我的诚意深深感动,因而皈依三宝,佛门又增添了一位金刚力士。
才华横溢的《幼狮杂志》主编朱家骏,为我编辑《觉世》、《今日佛教》时,经常工作到深更半夜,我都在旁陪伴,并且为他下面,泡牛奶,准备点心。他常和我说:“师父!您先去休息吧!”我还是坚持等到他完工,才放心回寮。遇有寒流来袭,我怕他着凉,每次都将自己仅有的一床毛毯拿给他盖。他有感于我的关怀爱护,不但用心编辑,使《今日佛教》带动了教界杂志的进步,也接引了一批文友来学佛。
十年后,我来到高雄,市姑、六姊(苏陈秀琴)、永记油漆行的张云罔雀、裕隆印刷厂的曾进等人,也都因为我很有耐心地和他们谈论佛法,而结下甚深法缘,从寿山寺到佛光山的开建,迄今三十余载,护法护僧,从不退心。近年来,高雄县前县长余陈月瑛女士,因为有感于每次来山时我的热心接待,自己参加国际佛光会不说,还把女儿余玲雅、儿子余政宪都一起拉来加入,成为会员。多年来,我深深感到:如果希望别人觉得你很重要,就必须先觉得别人很重要。
过去,我因为感到沙弥是菩提幼苗,为“四不可轻”之一,非常重要,所以盖了一栋栋很好的校舍给他们读书。后来觉得男众的智慧、果断,具有无限潜力,也很重要,故在北部郊区一块风景优美的地方,为他们兴建一座融和古今的北海道场。继而又想到女众的忍耐、柔和,对佛教的贡献功不可没,所以也为她们建设现代化的寮房宿舍。而我只为自己在传灯楼走廊的过道上,加盖一间起居室,不知不觉地住了十余年。直到一九九一年,心平为我另外建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开山寮,参观者无不赞叹,此虽非生性俭朴的我心中所愿,但是也说明了尽管自觉不重要,只要肯为人着想,自然会有人发觉你的重要,所以我们为人处事,不必患人之不重己,而应患己之不重人。重人而后人重之,这正合乎佛法里所谓“因缘果报”的真理。因此,你重要,他重要,简而言之,就是“心中有佛”最重要!
昔时,佛印禅师以佛眼视众生,所以苏东坡在他的眼里,也是一尊佛。在我的心目中,所有的弟子徒众也如同佛祖一般地尊贵。
常常这个弟子向我建议必须要见某甲,因为某甲对道场贡献很大,希望我当面赞扬褒奖,以资鼓励;那个信徒也来和我推荐一定要见某乙,因为某乙具有未来性,希望我能将他度入佛门。其实,我知道某甲、某乙固然重要,引介的弟子、信徒更为重要,他们的建言如果获得重视,心中就会非常地欢喜,所以尽管行程紧凑,我也安插时间,依言接见,不予拒绝。凡此,都必须先要觉得自己不重要。
有时好不容易偷得浮生半日闲,想要好好地待在寮房里阅书报,改文章,看公文,回信件,不料这个单位的主管请我前往巡视指导,那个道场的住持也邀我为住众开示。念及弟子的工作法务都很重要,徒众的法身慧命也需要我关心,而我的事情,自有其他时间处理;我的生活,自有办法能力调节。于是我只好又将自己的时间分割给他们,把书报、文章搁一旁,把公文、信件延到晚上处理,因为他们都很重要!
尽管一些弟子们不忍见我终日繁忙,因此经常建议我参照公务人员朝九晚五的办公方式,并且只依照预约的日程行事,不去理会临时的邀请,然而想到多少徒众等候我的一句回答,多少弟子期盼我的一声鼓励,我虽然不重要,但是却很有价值,又何忍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我每天分秒必争,精进不懈,为的不过是争取更多的时间来满足更多人的需要。
回想自己一生当中,因为能以“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的观念来待人,不知结了多少人缘,免除多少纷争,给人多少希望,予人多少欢喜,所以,我一向提倡“你大我小,你有我无,你乐我苦,你对我错”,人人果能如此,人间何愁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
(一九九四年十月)
更应信徒修持上的需要,完成了禅堂、抄经堂、礼忏堂、念佛堂,使得佛光山成为名副其实的四大名山菩萨道场。
就在开山期间,我念及年迈的功德主们多年以来对佛教的贡献,所以为他们兴建佛光精舍,邀请他们来此安养天年;后来附近居民经常将一些失怙的孤儿送来山上,我又发心建筑大慈育幼院来养育他们;接着这个信徒要求我们办一所中学,那个信徒建议我们开一家幼稚园,普门中学、普门幼稚园就这样地成立起来。其他如佛光诊所、万寿园,也莫不是以大家的需要为前提,一一兴设,使得佛光山又成为生、老、病、死都能与诸佛菩萨长相左右的人间净土。
当初我自觉个人不重要,所以纵然经费有限,也设法满足信众的需要,勉力兴建各项设施,不料却使得佛光山更形重要。所以,我常对弟子们说:“光荣应该归于佛陀,成就应该归于大众。”
正因为时时感到自己不重要,所以我不但在建设上尽量满足众生的需求,在寻常时,也总是竭尽心力,表达对大家的一片至诚。四十年前在宜兰弘法时,杨锡铭发心为幼稚园画壁画,我整日像学徒一样跟着他,为他准备画笔、颜料、调色板、米达尺,待他休息时,还不忘奉上茗茶鲜果,后来,他被我的诚意深深感动,因而皈依三宝,佛门又增添了一位金刚力士。
才华横溢的《幼狮杂志》主编朱家骏,为我编辑《觉世》、《今日佛教》时,经常工作到深更半夜,我都在旁陪伴,并且为他下面,泡牛奶,准备点心。他常和我说:“师父!您先去休息吧!”我还是坚持等到他完工,才放心回寮。遇有寒流来袭,我怕他着凉,每次都将自己仅有的一床毛毯拿给他盖。他有感于我的关怀爱护,不但用心编辑,使《今日佛教》带动了教界杂志的进步,也接引了一批文友来学佛。
十年后,我来到高雄,市姑、六姊(苏陈秀琴)、永记油漆行的张云罔雀、裕隆印刷厂的曾进等人,也都因为我很有耐心地和他们谈论佛法,而结下甚深法缘,从寿山寺到佛光山的开建,迄今三十余载,护法护僧,从不退心。近年来,高雄县前县长余陈月瑛女士,因为有感于每次来山时我的热心接待,自己参加国际佛光会不说,还把女儿余玲雅、儿子余政宪都一起拉来加入,成为会员。多年来,我深深感到:如果希望别人觉得你很重要,就必须先觉得别人很重要。
过去,我因为感到沙弥是菩提幼苗,为“四不可轻”之一,非常重要,所以盖了一栋栋很好的校舍给他们读书。后来觉得男众的智慧、果断,具有无限潜力,也很重要,故在北部郊区一块风景优美的地方,为他们兴建一座融和古今的北海道场。继而又想到女众的忍耐、柔和,对佛教的贡献功不可没,所以也为她们建设现代化的寮房宿舍。而我只为自己在传灯楼走廊的过道上,加盖一间起居室,不知不觉地住了十余年。直到一九九一年,心平为我另外建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开山寮,参观者无不赞叹,此虽非生性俭朴的我心中所愿,但是也说明了尽管自觉不重要,只要肯为人着想,自然会有人发觉你的重要,所以我们为人处事,不必患人之不重己,而应患己之不重人。重人而后人重之,这正合乎佛法里所谓“因缘果报”的真理。因此,你重要,他重要,简而言之,就是“心中有佛”最重要!
昔时,佛印禅师以佛眼视众生,所以苏东坡在他的眼里,也是一尊佛。在我的心目中,所有的弟子徒众也如同佛祖一般地尊贵。
常常这个弟子向我建议必须要见某甲,因为某甲对道场贡献很大,希望我当面赞扬褒奖,以资鼓励;那个信徒也来和我推荐一定要见某乙,因为某乙具有未来性,希望我能将他度入佛门。其实,我知道某甲、某乙固然重要,引介的弟子、信徒更为重要,他们的建言如果获得重视,心中就会非常地欢喜,所以尽管行程紧凑,我也安插时间,依言接见,不予拒绝。凡此,都必须先要觉得自己不重要。
有时好不容易偷得浮生半日闲,想要好好地待在寮房里阅书报,改文章,看公文,回信件,不料这个单位的主管请我前往巡视指导,那个道场的住持也邀我为住众开示。念及弟子的工作法务都很重要,徒众的法身慧命也需要我关心,而我的事情,自有其他时间处理;我的生活,自有办法能力调节。于是我只好又将自己的时间分割给他们,把书报、文章搁一旁,把公文、信件延到晚上处理,因为他们都很重要!
尽管一些弟子们不忍见我终日繁忙,因此经常建议我参照公务人员朝九晚五的办公方式,并且只依照预约的日程行事,不去理会临时的邀请,然而想到多少徒众等候我的一句回答,多少弟子期盼我的一声鼓励,我虽然不重要,但是却很有价值,又何忍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我每天分秒必争,精进不懈,为的不过是争取更多的时间来满足更多人的需要。
回想自己一生当中,因为能以“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的观念来待人,不知结了多少人缘,免除多少纷争,给人多少希望,予人多少欢喜,所以,我一向提倡“你大我小,你有我无,你乐我苦,你对我错”,人人果能如此,人间何愁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
(一九九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