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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陈桥兵变”后一周进行过一次;建隆元年秋又进行过一次。通过这两次调整,禁军殿前、侍卫两司的九个最高军职全部为赵宋王朝的开国功臣所拥有。建隆二年三月,又进行了第三次调整。这次调整,撤罢了侍卫司的最高统帅韩令坤,而代之以石守信;撤罢了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慕容延钊,并随之裁撤了殿前都点检这一最高军职。故此次调整,实为“杯酒释兵权”的先声。至七月“杯酒释兵权”,又解除了六名禁军将帅的兵权。
禁军殿前、侍卫两司,共九个高级职务,在“杯酒释兵权”以前,已有一个空缺(石守信由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升任都指挥使,所遗副都指挥使一职空缺),一个裁撤(殿前都点检一职被裁撤)。而七月“杯酒释兵权”后,不到半个月,又解除了六位禁军将帅的兵权。至此,原来禁军中的九位高级将帅已有八人被解除了兵权(只有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韩重继续留在禁军当中,改任殿前都指挥使),可见“杯酒释兵权”的成效是十分明显的。
而在“杯酒释兵权”后,为了兑现当时酒席上的承诺,也是为了安抚失去军权的禁军将帅,宋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王审琦之子。太祖当时只有一妹三女,她们中竟有三人嫁往释去兵权的将帅之家,说明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政治色彩的。
这种安排,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失去兵权)一得(与皇室联姻)中获得了某种心理平衡,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消除了“弓藏狗烹”之类的疑惧,进而以愉快而又积极的态度,主动地调整各自的社会角色,与时进退,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如王审琦为太祖义社十兄弟之一,“陈桥兵变”中因“翊戴之功”而升任殿前都指挥使。建隆元年,又两度统领大军,平息二李之乱,可谓功勋显赫。但其有功不居,“杯酒释兵权”后心态平和愉快,在地方节度使的岗位上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政绩。其余被解除兵权的将帅,虽然不是皆有政绩,但大致都能淡化权欲,安然处世。如石守信“积财巨万,尤信奉释氏”;高怀德“自为新声,度曲极精妙,好射猎,尝三五日露宿野次”;都在新的政治环境中确定了适当的角色。
不过李曜又注意到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这批将帅虽然在“杯酒释兵权”中被解除了军权,调往各地为节度使,但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他们当中又有不少人根据需要被临时调回军队。如开宝二年,王审琦任御营四面巡检使,统领禁军,随宋太祖出征太原。慕容延钊建隆二年闰三月罢去殿前都点检,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乾德元年又调任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率兵统一了湖南、荆南。韩令坤被解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出为成德军节度使,仍可统领沿边部分军队,“镇常山凡七年,北边以宁”。罗彦环“杯酒释兵权”时解除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出为彰德军节度使。乾德二年,又与李继勋统领军队,“大破契丹”,乾德四年春,“又与阁门使田钦祚杀太原(北汉)军千余人于静阳,擒其将鹿英,获马三百匹”。这说明,“杯酒释兵权”这种宽缓的方式,既比较理性的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使君臣之间保持了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留下了较为宽泛的合作余地。
前人对此颇多赞叹:“石守信而下(指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韩重、张令铎、罗彦环等)皆显德旧臣,太祖开怀信任,获其忠力。一日以黄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贵,以遗其子孙……石守信之积货巨万,怀德之驰逐饮度,岂非因以自晦者也。至于审琦之政成蔡下,重之功宣广陵,卓乎可称。
太祖善御,诸臣知机……与时进退,其名将之贤者欤!令坤、延钊素与太祖亲善,平荆湖则南服,镇常山则北边载宁,未尝恃旧与功以启嫌隙。创业君臣,有过人者类是夫。”
所以李曜觉得“杯酒释兵权”这件事,就其直接意义而言,一是预防了禁军将帅用兵权发动政变,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事;二是解决了开国将帅居功自傲、偃蹇弄权的问题,“销跋扈之谋于杯觞流行之际”。所以,它的成功,极大地促成了宋初政局的稳定,使北宋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正如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所言:“使诸将不早解兵柄,则宋之天下,未必五代若也。”
而如果从较深的层次看,“杯酒释兵权”则意味着武人干政的结束,开启了偃武兴文之机。五代时期,是军阀的天下,“长枪大剑”指挥政治,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正如王安石所言:“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文臣)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者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
北宋立国之初,重武轻文的风气依然如旧:开国诸将“官爵勋阶并从超等”,位重势大,“意多骄蹇”;而同为开国功臣的赵普,却屈居四品,“以枢密直学士立朝”。而“杯酒释兵权”后,第一代开国将帅调出京城,“各守外藩”,武人干预中央政治的局面为之改变。此后,新提拔的第二代将帅,资浅功薄,自然无法与赵普等开国文臣相抗衡了。故“杯酒释兵权”后不久,赵普即出任枢密使,开始执掌军国实权,后又“独相十年”,总揽朝政,文盛武消之势已是明若观火。
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杯酒释兵权”所解决的,又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即诛杀功臣,是一些开国之君惯用的手法。这虽然也可以部分地解决功臣对皇权的威胁,但伴随而来的腥风血雨,却会造成沉重的阴影,扭曲和戕害几代人的心智,从而对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却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杯酒论心,大将解印”,谈笑之间,解决了一个历代深感棘手的问题。当然,实际过程不会如此简单。但自建隆二年七月后,绝大部分功高资深的禁军将帅,既被解除了兵权,又保持了同皇帝的亲密关系,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表明,宋初皇帝与功臣宿将的矛盾已经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了。
这种宽缓、平和的气氛,使得宋朝在其诞生之际就蕴含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开国气象。远在四川的后蜀政治家,就曾以旁观者的清醒,觉察出几丝信息。宰相李昊曰:“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宋王朝的这种“不类汉周”的开国气象有了更明晰的体认。如邵雍、程颐、范仲淹等就将“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作为“本朝超越古今五事者”之一;蔡确、吕大防、曾布等,则更把“不杀大臣”、“不杀士人”、“不杀谏官”、“不以文字罪人”等等,统统指称为“祖宗家法”,以为“三代之后,惟本朝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南宋名臣留正则云:“本朝自古所无者三。艺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来,世传二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庙光尧两行内禅,皆出自睿断,三也。”
“自古所无”云云,虽然不无夸耀,但也确实道出了宋代政治运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些变化──“受命之日,市不易肆”,较之于喋血宫门,兵连祸结,无疑多了一些文明和理性;威怒有度,不诛大臣,不嗜杀人,较之于天子一怒,伏尸百里,无疑又少了一些蒙昧和野蛮;至于“内禅皆出自睿断”(即皇帝本人自愿退位),较之于惯常的皇位争夺,也多少显示出理性与蒙昧的分野……总之,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
这种变化,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但另一方面,“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规模可豫知矣”。从这一角度看,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其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营造了一种较为文明和理性的开国氛围,从而影响和带动着宋代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未尝轻杀臣下”,“不以文字罪人”,“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值得肯定的政治传统。而政治上的这种变化,又必然会促进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给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勃勃生机。
李曜虽然不希望弄出个“弱宋”似的政权,但这种理性的统治氛围,是他非常欣赏的。因此在此前推出的各种改制当中,也尽量强调理性,包括推行的过程,都很少有强制性的。
但在节度使的问题上,他必须决绝。
节度使由于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顺带还有财权,自然而然的会导致各种割据,因此“三权分立”是他改革现有体制的一个基本策略。
于是他便道:“军心?迄今为止,孤尚未安排任何一镇节度,邠宁、保塞、天雄三镇,那都是晋王当年所举荐,孤取华州,得金商等等,均未安排节度,今后也没有设立节度使的打算。此番,朝廷收复凤翔、兴元乃至两川,其地均以刺史为政务主官,驻军主官直属南北二衙,不得参与地方行政。”
王抟想了想,问:“则南北二衙,其权又如何划分?”
李曜道:“南衙之兵,由凤台鸾阁行使调动权,由总参谋部行使临战指挥权;北衙之兵,由孤行使调动和指挥全权,若孤发出调令却未曾亲自指挥,则亦由总参谋部行使临战指挥权。”他见王抟未曾问起河中镇兵,知道他是避免触及自己的底线,便主动解释道:“今后除非实有需要,否则孤不会在河中之外调动河中镇兵参与镇守,若要调动河中镇兵外出征战,也必有驻军事宜的临时处置措施。”
王抟思索了一下,有些迟疑:“南衙兵力雄厚,接近十四万之巨,而凤阁鸾台所行的,却是轮流执笔制度,大王在时自然无妨,若然大王不在长安,南衙诸相又难说是一体同心,倘若胡乱调度,却该如何是好?”
李曜答道:“南衙十二卫将会分散驻扎各地,若无孤王调令,则除非长安有被外敌攻陷之虞,否则南衙诸卫不得调入京畿道。至于在外驻扎之时的调动,若无孤王调令,则须有半数以上同平章事附议署名,其调令方能生效。”
李巨川问道:“大王的意思是,北衙常驻京畿道,南衙分布各地?”
李曜点头表示肯定,但补充了一句:“北衙驻地,除京畿道之外,鄜坊、金商两处也是”。
李巨川便又问:“那南衙十二卫的具体驻扎地,大王可已决定?”
“大体已经考虑过了。”李曜道:“蜀地方面,成都、梓州、遂州、渝州、夔州、峡州、泸州、利州各驻一卫,蜀地以北、关中以南,则兴元、凤翔、商州各驻一卫,还有一卫,自然仍是放在齐地王师范那儿,给朱温找点麻烦。”按照李曜的这个驻军安排,十二卫里面有三分之二驻扎在蜀地,这也是因为蜀地刚刚平定,不得不驻扎重兵,至于汉中和凤翔,虽然平定时间也不久,但毕竟离关中近,有四个卫驻扎,足够弹压任何可能的麻烦了。
李巨川叹道:“三十多万大军,看似庞大,一旦分散到如此大的地面,却也颇为吃紧。想当初李茂贞、王建均有十几二十万大军,如今被朝廷拿下之后,地面还是那么大的地面,兵力却只勉强剩个三分之一,也难怪……说到底,还是兵力不足。”
李曜却不同意,摇头道:“你只看到蜀地和关南兵力减少,却未看见关中和河中兵力颇有富余。按照孤方才的安排,关中包括鄜坊,有兵十一万余,河中仍有八万余兵,如此便有二十万,也不少了。至于为何这般安排,只是因为蜀地和关南,乃是朝廷腹心之地,不比关中、河中,须得应对朱温等藩镇威胁,自然无需太多兵力。毕竟,蜀地只有东面勉强算是威胁,但赵匡凝绝无胆量来捋孤王虎须,而南边的南诏、西边的吐蕃,如今都自顾不暇,是以两川无须大军镇守,这八个卫放在蜀地,只是以备万一。而关中、河中兵力充足,则是为了对朱温等藩镇保持压力,须得留出足够的机动兵力罢了。”
三人又对具体的驻扎安排做了一番商议,才谈到李曜打算北上太原为李克用祝寿之事,对此李巨川颇有些不乐意,他道:“此番大王欲往太原一行,某以为实在无此必要。凤翔、兴元以及两川俱是新定,正要保持弹压之势,以免有心有不甘者趁机作乱,而且此番大王对全军做了如此大的调整,也该坐镇长安,以策万全。如今只是因为晋王一封书信,便扔下手头如此多大事前去拜寿,且不说这寿筵是不是鸿门宴,单说耗费的时间巨大,就显得极不妥当。晋王也是朝廷之臣,当为朝廷多多分忧才是,怎能这般……”
王抟也道:“如今局势已然明朗,大王兵雄天下已是遮都遮不住了,此番怕就怕晋王受人蛊惑,大王此去就未免有些凶险了。”
李曜沉默了片刻,才缓缓道:“你等也不必过于担心,孤虽然不肯忘恩负义,但正所谓慈不掌兵,孤在太原,也并非全无安排。”他顿了一顿,似乎微微犹豫了一下,才叹息一声,微微摇头道:“至少,孤有足够自保之力,若是要走,没有谁能留得住孤。”
王抟与李巨川对视了一眼,都仿佛在对方眼中看到了一句“果然如此”,然后便听见李巨川忽然问道:“听说,晋王头上有创,近年来不时发作,如今似乎是……偏头痛了?”
李曜点了点头:“根据孤得到的消息,恐怕的确如此。”
“听说……”李巨川眼珠一转:“偏头痛须得忌酒和食用各种内脏。”
“嗯?”李曜微微意外,摇了摇头:“孤对医学无甚了解,这事儿恐怕王相公比较清楚。”说着就朝王抟望去。
王抟点了点头,道:“大多数偏头痛有此忌讳,除此之外,奶酪也是忌口之一,不过某不曾问诊晋王,却也不敢妄下定论。”
李巨川笑了笑,... -->>
比如“陈桥兵变”后一周进行过一次;建隆元年秋又进行过一次。通过这两次调整,禁军殿前、侍卫两司的九个最高军职全部为赵宋王朝的开国功臣所拥有。建隆二年三月,又进行了第三次调整。这次调整,撤罢了侍卫司的最高统帅韩令坤,而代之以石守信;撤罢了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慕容延钊,并随之裁撤了殿前都点检这一最高军职。故此次调整,实为“杯酒释兵权”的先声。至七月“杯酒释兵权”,又解除了六名禁军将帅的兵权。
禁军殿前、侍卫两司,共九个高级职务,在“杯酒释兵权”以前,已有一个空缺(石守信由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升任都指挥使,所遗副都指挥使一职空缺),一个裁撤(殿前都点检一职被裁撤)。而七月“杯酒释兵权”后,不到半个月,又解除了六位禁军将帅的兵权。至此,原来禁军中的九位高级将帅已有八人被解除了兵权(只有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韩重继续留在禁军当中,改任殿前都指挥使),可见“杯酒释兵权”的成效是十分明显的。
而在“杯酒释兵权”后,为了兑现当时酒席上的承诺,也是为了安抚失去军权的禁军将帅,宋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王审琦之子。太祖当时只有一妹三女,她们中竟有三人嫁往释去兵权的将帅之家,说明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政治色彩的。
这种安排,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失去兵权)一得(与皇室联姻)中获得了某种心理平衡,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消除了“弓藏狗烹”之类的疑惧,进而以愉快而又积极的态度,主动地调整各自的社会角色,与时进退,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如王审琦为太祖义社十兄弟之一,“陈桥兵变”中因“翊戴之功”而升任殿前都指挥使。建隆元年,又两度统领大军,平息二李之乱,可谓功勋显赫。但其有功不居,“杯酒释兵权”后心态平和愉快,在地方节度使的岗位上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政绩。其余被解除兵权的将帅,虽然不是皆有政绩,但大致都能淡化权欲,安然处世。如石守信“积财巨万,尤信奉释氏”;高怀德“自为新声,度曲极精妙,好射猎,尝三五日露宿野次”;都在新的政治环境中确定了适当的角色。
不过李曜又注意到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这批将帅虽然在“杯酒释兵权”中被解除了军权,调往各地为节度使,但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他们当中又有不少人根据需要被临时调回军队。如开宝二年,王审琦任御营四面巡检使,统领禁军,随宋太祖出征太原。慕容延钊建隆二年闰三月罢去殿前都点检,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乾德元年又调任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率兵统一了湖南、荆南。韩令坤被解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出为成德军节度使,仍可统领沿边部分军队,“镇常山凡七年,北边以宁”。罗彦环“杯酒释兵权”时解除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出为彰德军节度使。乾德二年,又与李继勋统领军队,“大破契丹”,乾德四年春,“又与阁门使田钦祚杀太原(北汉)军千余人于静阳,擒其将鹿英,获马三百匹”。这说明,“杯酒释兵权”这种宽缓的方式,既比较理性的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使君臣之间保持了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留下了较为宽泛的合作余地。
前人对此颇多赞叹:“石守信而下(指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韩重、张令铎、罗彦环等)皆显德旧臣,太祖开怀信任,获其忠力。一日以黄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贵,以遗其子孙……石守信之积货巨万,怀德之驰逐饮度,岂非因以自晦者也。至于审琦之政成蔡下,重之功宣广陵,卓乎可称。
太祖善御,诸臣知机……与时进退,其名将之贤者欤!令坤、延钊素与太祖亲善,平荆湖则南服,镇常山则北边载宁,未尝恃旧与功以启嫌隙。创业君臣,有过人者类是夫。”
所以李曜觉得“杯酒释兵权”这件事,就其直接意义而言,一是预防了禁军将帅用兵权发动政变,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事;二是解决了开国将帅居功自傲、偃蹇弄权的问题,“销跋扈之谋于杯觞流行之际”。所以,它的成功,极大地促成了宋初政局的稳定,使北宋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正如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所言:“使诸将不早解兵柄,则宋之天下,未必五代若也。”
而如果从较深的层次看,“杯酒释兵权”则意味着武人干政的结束,开启了偃武兴文之机。五代时期,是军阀的天下,“长枪大剑”指挥政治,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正如王安石所言:“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文臣)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者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
北宋立国之初,重武轻文的风气依然如旧:开国诸将“官爵勋阶并从超等”,位重势大,“意多骄蹇”;而同为开国功臣的赵普,却屈居四品,“以枢密直学士立朝”。而“杯酒释兵权”后,第一代开国将帅调出京城,“各守外藩”,武人干预中央政治的局面为之改变。此后,新提拔的第二代将帅,资浅功薄,自然无法与赵普等开国文臣相抗衡了。故“杯酒释兵权”后不久,赵普即出任枢密使,开始执掌军国实权,后又“独相十年”,总揽朝政,文盛武消之势已是明若观火。
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杯酒释兵权”所解决的,又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即诛杀功臣,是一些开国之君惯用的手法。这虽然也可以部分地解决功臣对皇权的威胁,但伴随而来的腥风血雨,却会造成沉重的阴影,扭曲和戕害几代人的心智,从而对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却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杯酒论心,大将解印”,谈笑之间,解决了一个历代深感棘手的问题。当然,实际过程不会如此简单。但自建隆二年七月后,绝大部分功高资深的禁军将帅,既被解除了兵权,又保持了同皇帝的亲密关系,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表明,宋初皇帝与功臣宿将的矛盾已经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了。
这种宽缓、平和的气氛,使得宋朝在其诞生之际就蕴含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开国气象。远在四川的后蜀政治家,就曾以旁观者的清醒,觉察出几丝信息。宰相李昊曰:“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宋王朝的这种“不类汉周”的开国气象有了更明晰的体认。如邵雍、程颐、范仲淹等就将“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作为“本朝超越古今五事者”之一;蔡确、吕大防、曾布等,则更把“不杀大臣”、“不杀士人”、“不杀谏官”、“不以文字罪人”等等,统统指称为“祖宗家法”,以为“三代之后,惟本朝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南宋名臣留正则云:“本朝自古所无者三。艺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来,世传二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庙光尧两行内禅,皆出自睿断,三也。”
“自古所无”云云,虽然不无夸耀,但也确实道出了宋代政治运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些变化──“受命之日,市不易肆”,较之于喋血宫门,兵连祸结,无疑多了一些文明和理性;威怒有度,不诛大臣,不嗜杀人,较之于天子一怒,伏尸百里,无疑又少了一些蒙昧和野蛮;至于“内禅皆出自睿断”(即皇帝本人自愿退位),较之于惯常的皇位争夺,也多少显示出理性与蒙昧的分野……总之,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
这种变化,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但另一方面,“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规模可豫知矣”。从这一角度看,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其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营造了一种较为文明和理性的开国氛围,从而影响和带动着宋代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未尝轻杀臣下”,“不以文字罪人”,“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值得肯定的政治传统。而政治上的这种变化,又必然会促进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给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勃勃生机。
李曜虽然不希望弄出个“弱宋”似的政权,但这种理性的统治氛围,是他非常欣赏的。因此在此前推出的各种改制当中,也尽量强调理性,包括推行的过程,都很少有强制性的。
但在节度使的问题上,他必须决绝。
节度使由于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顺带还有财权,自然而然的会导致各种割据,因此“三权分立”是他改革现有体制的一个基本策略。
于是他便道:“军心?迄今为止,孤尚未安排任何一镇节度,邠宁、保塞、天雄三镇,那都是晋王当年所举荐,孤取华州,得金商等等,均未安排节度,今后也没有设立节度使的打算。此番,朝廷收复凤翔、兴元乃至两川,其地均以刺史为政务主官,驻军主官直属南北二衙,不得参与地方行政。”
王抟想了想,问:“则南北二衙,其权又如何划分?”
李曜道:“南衙之兵,由凤台鸾阁行使调动权,由总参谋部行使临战指挥权;北衙之兵,由孤行使调动和指挥全权,若孤发出调令却未曾亲自指挥,则亦由总参谋部行使临战指挥权。”他见王抟未曾问起河中镇兵,知道他是避免触及自己的底线,便主动解释道:“今后除非实有需要,否则孤不会在河中之外调动河中镇兵参与镇守,若要调动河中镇兵外出征战,也必有驻军事宜的临时处置措施。”
王抟思索了一下,有些迟疑:“南衙兵力雄厚,接近十四万之巨,而凤阁鸾台所行的,却是轮流执笔制度,大王在时自然无妨,若然大王不在长安,南衙诸相又难说是一体同心,倘若胡乱调度,却该如何是好?”
李曜答道:“南衙十二卫将会分散驻扎各地,若无孤王调令,则除非长安有被外敌攻陷之虞,否则南衙诸卫不得调入京畿道。至于在外驻扎之时的调动,若无孤王调令,则须有半数以上同平章事附议署名,其调令方能生效。”
李巨川问道:“大王的意思是,北衙常驻京畿道,南衙分布各地?”
李曜点头表示肯定,但补充了一句:“北衙驻地,除京畿道之外,鄜坊、金商两处也是”。
李巨川便又问:“那南衙十二卫的具体驻扎地,大王可已决定?”
“大体已经考虑过了。”李曜道:“蜀地方面,成都、梓州、遂州、渝州、夔州、峡州、泸州、利州各驻一卫,蜀地以北、关中以南,则兴元、凤翔、商州各驻一卫,还有一卫,自然仍是放在齐地王师范那儿,给朱温找点麻烦。”按照李曜的这个驻军安排,十二卫里面有三分之二驻扎在蜀地,这也是因为蜀地刚刚平定,不得不驻扎重兵,至于汉中和凤翔,虽然平定时间也不久,但毕竟离关中近,有四个卫驻扎,足够弹压任何可能的麻烦了。
李巨川叹道:“三十多万大军,看似庞大,一旦分散到如此大的地面,却也颇为吃紧。想当初李茂贞、王建均有十几二十万大军,如今被朝廷拿下之后,地面还是那么大的地面,兵力却只勉强剩个三分之一,也难怪……说到底,还是兵力不足。”
李曜却不同意,摇头道:“你只看到蜀地和关南兵力减少,却未看见关中和河中兵力颇有富余。按照孤方才的安排,关中包括鄜坊,有兵十一万余,河中仍有八万余兵,如此便有二十万,也不少了。至于为何这般安排,只是因为蜀地和关南,乃是朝廷腹心之地,不比关中、河中,须得应对朱温等藩镇威胁,自然无需太多兵力。毕竟,蜀地只有东面勉强算是威胁,但赵匡凝绝无胆量来捋孤王虎须,而南边的南诏、西边的吐蕃,如今都自顾不暇,是以两川无须大军镇守,这八个卫放在蜀地,只是以备万一。而关中、河中兵力充足,则是为了对朱温等藩镇保持压力,须得留出足够的机动兵力罢了。”
三人又对具体的驻扎安排做了一番商议,才谈到李曜打算北上太原为李克用祝寿之事,对此李巨川颇有些不乐意,他道:“此番大王欲往太原一行,某以为实在无此必要。凤翔、兴元以及两川俱是新定,正要保持弹压之势,以免有心有不甘者趁机作乱,而且此番大王对全军做了如此大的调整,也该坐镇长安,以策万全。如今只是因为晋王一封书信,便扔下手头如此多大事前去拜寿,且不说这寿筵是不是鸿门宴,单说耗费的时间巨大,就显得极不妥当。晋王也是朝廷之臣,当为朝廷多多分忧才是,怎能这般……”
王抟也道:“如今局势已然明朗,大王兵雄天下已是遮都遮不住了,此番怕就怕晋王受人蛊惑,大王此去就未免有些凶险了。”
李曜沉默了片刻,才缓缓道:“你等也不必过于担心,孤虽然不肯忘恩负义,但正所谓慈不掌兵,孤在太原,也并非全无安排。”他顿了一顿,似乎微微犹豫了一下,才叹息一声,微微摇头道:“至少,孤有足够自保之力,若是要走,没有谁能留得住孤。”
王抟与李巨川对视了一眼,都仿佛在对方眼中看到了一句“果然如此”,然后便听见李巨川忽然问道:“听说,晋王头上有创,近年来不时发作,如今似乎是……偏头痛了?”
李曜点了点头:“根据孤得到的消息,恐怕的确如此。”
“听说……”李巨川眼珠一转:“偏头痛须得忌酒和食用各种内脏。”
“嗯?”李曜微微意外,摇了摇头:“孤对医学无甚了解,这事儿恐怕王相公比较清楚。”说着就朝王抟望去。
王抟点了点头,道:“大多数偏头痛有此忌讳,除此之外,奶酪也是忌口之一,不过某不曾问诊晋王,却也不敢妄下定论。”
李巨川笑了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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