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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终其身。汉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窍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驾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宦所致然也。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乃足为叫呼苍天，号滕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选三公也，务于清悫谨慎。循常飞故者。是妇女之检柙，乡曲之常人耳，恶足以居斯位邪？势既如彼，选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勋立于国家，绩加于生民，不亦远乎？
昔文帝之于邓通，可谓至爱，而犹展申徒嘉之志。夫见任如此，则何患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竖请托不行，意气不满，立能陷入于不测之祸，恶可得弹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昔贾谊感绛侯之困辱，因陈大臣廉耻之分，开引自裁之端。自此以来，遂以成俗。继世之主，生而见之，习其所常，曾莫之悟。呜呼，可悲夫！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者犹知难之，况明哲君子哉！光武夺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党以权，数世而不行，盖亲疏之势异地。母后之党，左右之人，有此至亲之势，故其贵任万世。常然之败，无世而无之，莫之斯鉴，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总之。若委三公，则宜分任责成。夫使为政者，不当与之婚姻；婚姻者，不当使之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举用失贤，百姓不安，争讼不息，天地多变，人物多妖，然后可以分此罪矣。
或曰：政在一人，权甚重也。曰：人实难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窦宪、邓骘、梁冀之徒，籍外戚之权，管国家之柄；及其伏诛，以一言之诏，诘朝而决，何重之畏乎？今夫国家漏神明于c841近，输权重于妇党，算十世而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诡邪！
论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敝也。夫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相乖。尝试妄论之，以为世非胥、庭，人乘f775饮，化迹万肇，情故萌生。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如使用审其道，则殊涂同会；才爽其分，则一豪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世，则天同极，施舍之道，宜无殊典。而损益异运，文朴递行。用时居晦，回b8 79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及至戴黄屋， 服絺衣，丰薄不齐，而致化则一；亦有宥公族，黥国储，宽惨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故葛屦履霜，敝由崇俭；楚楚衣服，戒在穷赊；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罚，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太叔致猛政之褒，国子流遗爱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阳循画一之法。斯实弛张之弘致，可以征其统乎！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贵清静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敝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敝矣。如以舟无推陆之分，瑟非常调之音，不限局以疑远，不拘玄以防素，则化枢各管其极，理略可得而言与？
赞曰：“管视好偏，群言难一。救朴虽文，矫迟必疾。举端自理，滞隅则失。详观时蠹，成昭政术。
<b>译文</b>
（王充、王符、仲长统）
王充传，王充，字仲任，是会稽上虞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搬迁到这里。
王充少时死了父亲，同乡称赞他很孝顺。后来他到京城，在太学里学习，拜扶风人班彪做老师。他博览群书而不拘泥于章句。他家里贫穷没有书籍，常常到洛阳书店里翻阅那些出卖的书，看过一遍就能记诵下来。于是他就通晓了诸子百家的学说。后来，他回到家乡，隐居下来教书。在州郡担任过功曹，因为多次劝谏长官，意见不合离去。王充喜欢发表议论，乍听起来好像很怪异，仔细想想却有道理，有根据。他以为那些见识浅薄的儒生死守住书本上的章句，失掉了书中的精髓和真谛。于是闭门深思，谢绝那些贺喜吊丧的应酬。家中的门上、窗户上、墙壁上都放着刀和笔，撰写了论衡八十五篇，共二十多万字，解释了物类的异同，匡正了当时人对某些事物的疑惑。刺史董勤征召为从事，后又调任治中。他自己辞去职务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谢夷吾上书朝廷，推荐王充的才学，肃宗特意下诏公车府征召他，他因病没有成行。他将近七十岁的时候，记忆衰退。精力耗损，写了养性书十六篇，论述节制嗜欲，保养精神，自守心志的道理。
永元年间，他病死于家中。
王符传，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年少时好学，有志气操守，和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是好朋友。安定的风习是瞧不起小老婆生的孩子，而王符没有外家，所以乡里瞧不起他。自从和帝、安帝之后，当时盛行流动做官，有权势的人互相推荐，可是王符却耿直不和世俗相同，因此不能做官。而内心很不舒坦，于是隐居在家著书三十余篇，来讽刺当时政治的得失，不让自己的名姓被人家知道，所以书名叫潜夫论。书中指责当时的毛病，议论风俗人情，从中足可看出当时的政治风尚。这里选出其中五篇于后：一、贵忠篇帝王最尊敬的是上天，上天最慈爱的是人。现在人臣受君王的重托，治理上天所爱的百姓，怎么能不让他们平安而顺利地得到养育和救济呢？因此君子在职位时就应想到如何利人，在上面的就应想到如何引进贤人，所以居上位而下面不怨恨，位在前列而后面的不会违迕。书经上讲的“天工可用人力来代替”就是这个意思。君王取法天上星宿的排列而建立大大小小的官制，所以明主不敢因偏私而随便授官，忠臣也不敢虚心假意地接受官职。偷人家的钱财还叫作强盗，何况偷天官来谋一己的私利呢！犯了罪，一定受惩罚，何况犯了天条，能够不承认罪过吗？唐、虞、夏、商、周五代之臣，用正道侍奉国君，恩泽达到草木，仁慈遍及全国土地，所以他们的福祚流传很广，本支百代历久不衰。末代的臣子，用谄媚的态度讨好国君，不想到如何顺从天意，专靠杀伐来压迫百姓。像白起、蒙恬，秦朝认为他们功劳很大，上天却认为他们是杀人的魔鬼；息夫、董贤，君主认为是忠臣，上天却认为是盗贼。
易经上说过：“道德很差而居高位，智力很小而想干大事，这就少有成功的了。”因此，品德不相称，灾祸必严酷；能力不相称，灾殃必扩大。那些窃官位的人，老天爷早就夺去了他照自己的镜子。即使有敏锐的观察力，行仁义的志向，一旦有钱有势了，就背离亲属抛弃故旧，失掉了本心，疏远骨肉之亲而接近宠幸的小人，对亲友很淡薄，对犬马却很优厚，宁可让千万贯钱串子发霉而不肯借一文钱给别人，明明知道粮食在仓库霉烂而不肯借贷给别人一斗，因此骨肉之亲在家中埋怨，老百姓在路上咒骂。前人已经失败，后面的人仍照老路走，真可叫人叹息呀！看看前朝那些贵人治国之用心，与对待婴儿有什么区别？婴儿有常见病，贵臣有常见错误，父母有常见过失，人君有常见过错。婴儿的常见病，是吃得过多，消化不良；贵臣常见的错误，是宠信不当的人，婴儿哺乳过多容易发生疾病，富贵过盛容易产生骄傲。爱儿子变为害儿子，骄宠臣子而让他们走向灭亡的，不止一两人。惩罚的极刑，竟有仆死在深牢之内，有的杀了头挂在都市示众，这难道不是对上天没有功，对百姓却有害吗？那些鸟把山当作矮墙而在上面作窝，，鱼儿认为泉浅而把它作为自己的窝穴，最后得到的却是钓钩。贵戚希望住宅吉利而取一个美名，想让其门坚固而用铁作枢纽，最后失败的原因，并不是禁忌太少而门枢朽了，而是由于财货太多产生骄傲僭越的缘故。如果不上顺天心，下养百姓，而想使点小聪明，假借君王的威信，得罪天地，欺骗神明。这等于伏在累卵之上，而想得到泰山般的安稳；走在朝露附桐叶般的人生路上，而想立功百世，难道不糊涂吧！难道不糊涂吗！二、浮侈篇国王把四海当作自己的家，亿万人民当作自己的儿子。如果每个农民不种田，天下人一定挨饿；每个妇女不织布，天下人一定受冻。现在的风俗是丢失农业这个根本，都去做生意买卖，牛马车辆，塞满道路，游手好闲和投机取巧的，都邑到处都是，从事农桑的人少了，吃闲饭的多了。
诗经上说“：商的都城非常整齐，居于四方的中心。”现在看到洛阳，做买卖的十倍于农夫，弄虚作假、游手好闲的十倍于做买卖的人。这就是一个农民种田，供百人吃饭，一个妇女织布，供百人穿衣，一个人的劳动供百个人的享受，谁能供养得起！天下百郡千县，万数市邑，都像这样。本来不能相供应，那么百姓怎得不忍饥挨冻？饥寒交迫，老百姓怎能不干越轨的事？犯罪的人增多，官吏怎能不用严酷的刑罚？严刑峻罚加身，老百姓怎能不怨天恨地？愁怨的人多了，那么过错惩罚都来了。老百姓生活无着落，加上老天爷降灾，那么国家就危险了。贫困是由于富足时不节约，懦弱是由于强大时不谦虚，祸乱是由于太平时不修德，危险是由于平安时不谨慎。所以贤明之君对待百姓，常常担心他们的疾苦，慰劳他们的艰辛，并且加强教育，小心谨慎，防患未然，断绝邪恶的根源。因此，易经赞美以制度规定节约，不耗费人民的财产，不侵害人民的利益。
诗经的七月篇，大至耕田种桑，小至冬天绞麻绳，一一进行教育，自春到冬，终而复始。由此看来，人本来就不可放恣哩。现在人们穿衣讲求奢华，饮食讲求高贵，为了满足口舌的享受而讲究烹饪。有人合谋干坏事；有的从事游戏与赌博；壮年人不扶犁耕田，而挟着弹丸打鸟，携手上山游玩；有的取土作丸卖假药，这些人对外不能抵御敌寇，对内不能停止鼠窃雀偷。有的人作泥车瓦狗等玩具，欺骗小孩，这都是毫无益处的事。诗经曾经讽刺有些女人“不绩麻，到市上去歌舞玩耍”现在有些妇女连饭也不做，不养蚕织布，而去学巫婆，装神弄鬼，欺骗老百姓，使无知妇女上当受骗。老弱病残的人家，有人生病，心里着急，特别害怕。可巫婆们却要他们离家外出，躲在崎岖的山路，染受风寒，被坏人利用，被盗贼钻了空子。有的病情加重，直至死去。却不知这是被巫婆所骗，反而后悔敬神太晚了，这就是妖妄特别厉害的情况。有的人把好绸子剪破，写上一些祝辞；有的用花言巧语，求神降福；有的耗费金纟采，裁成方寸小块；有的截断长线，缠在手腕之上；有的裁剪锦绸，缝成长幡。都是无故浪费材料，花去不少功夫，变牢固为虚假，把容易变繁难，吃了好的粮食，虚度大好时光。山林不能被野火烧光，江海不能把漏杯塞满，都是应该禁止的。从前孝文皇帝亲自穿着黑色的缯布，用皮革做鞋和带，生活十分俭朴。可是现在京师的贵戚，衣服饮食，车马住房，奢侈超过侯王，本来太过分了。就是他们的车夫、马夫，奴仆姬妾，都是穿花绸子，高级衣料，葛布贡布，应有尽有。用具服饰有犀角象牙，珍珠、宝石，琥珀玳瑁，文采石山，金银首饰，极尽华丽，互相炫耀。他们嫁女娶媳，车辆绵延数里，红色车衣遮满道路，奴仆们骑马驾车，并排行进。有钱的总想赛过别人，无钱的总觉不如人家，一餐酒席的费用，破费终身的家业。古时必有王命诰封才能穿绸缎、乘车马，现在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古制，也应使老百姓大略按孝文帝时的制度行事才好。古之葬礼，铺上厚厚的柴草，埋在野外，不封土，不种树，丧期也无定数。后代圣人改用棺材，用桐木作棺，用葛纟采封口，下面不沾黄泉，上面不泄露臭气。中世以后，改用楸梓槐柏木屯樗这类的木材，因各地土质，选用不同的胶漆，使它坚固可靠，耐用罢了。现在京师贵戚，必用江南出产的木需梓豫樟等木材，边远地方，争相仿效。
至于木需梓豫樟，产地很远，从高山上砍下，从深谷中运出，经过海河，转向黄河洛水，工匠加工，连年累月，必须许多劳动力才能搬动，许多牛拉才能运走，重所千斤，需万夫，而东到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农，经过万里之远。古时只修丰墓，不筑坟堆，中世虽筑坟堆但不垒得很高。孔子的母亲死了，冢高四尺，碰上大雨就垮了，孔子的学生请求把它修复一下，孔子哭着说：“古时候是不修墓的。”后来孔子的儿子伯鲤死了，只有内棺，没有外木郭。汉文帝葬在芷阴，明帝葬在洛南，都不用珠宝殉葬，不堆起山陵，墓虽低下而德行最高。现在京师贵戚，郡豪富之家，父母在世时不怎么孝敬，死后却大办丧事。有的用金缕玉匣殉葬，棺木必用木需梓木便相，埋葬许多珍珠宝贝、偶人车马，造起大坟，广种松柏，还盖有庐舍祠堂，父葬在南城，也不能说曾子不孝。他们认为尊君爱父，不在于花钱越多越好，扬名显亲，也不在乎多用车马作排场。从前晋灵公多征赋税来修饰围墙，春秋评他不是好君主，宋华元、乐举厚葬宋文公，君子认为他们不算好臣子。何况一般官吏和士群众，竟敢僭越主上，超过国家规定吗？三、实贡篇国有贤臣就兴旺，用了谄谀之臣就衰败；君主有了忠臣就安定，用了佞臣就危险。这是古今的定论，也是大家所公认的道理。然而哀国危君，接连不断，难道当时没有忠信正直的人吗？的确是苦于正道行不通的缘故啊。十步的范围，一定有茂草；十户人家，一定有忠信的人。商朝那么乱还有三位贤人(箕子、微子和比干)，卫国那么小，还有许多君子(蘧瑗、史狗、吏鱼酋、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现在大汉广大的土地上，士民多而富足，朝廷政治清明，上下又能谐和一致，但官中没有好的官，在位的良臣不多。
这难道是这时没有贤人？想必是使用不当吧。那些愿行正道的人用得很少，同流合污的却用得很多，因此，朋党成群，互相营私，背离朴实，趋向华丽。选拔人才时，不重视其实干的本领，衡量其才行，只是虚张声势，乱加溢美之词。粗略估计，每年将近两百人得到提拔。看看他们的履历，个个品德像颜回、冉有，详细考察其才能，很少达到中等人才的标准，都是只务升官、互相推举。选士本应重在才干，不必求全责备。所以孔门四友(颜回、子贡、子师、子由)虽各有长处，但不是每人都很完美。商朝三仁(箕子、微子、比干)同在一朝，但治国的大事并不十分理想。辅助汉高祖得天下的臣子来自亡秦；光武帝用了很多人才，不少是从王莽那里来的。何况太平之时，能说没有人才吗？明君的号令好比声音，忠臣的响应就像回声。声波的长短，声音的大小，轻重快慢，一定要互相呼应。何况治玉要用石头，洗金要用盐水，洗绸子要用鱼，漂白布要用灰。一般事物本来就有用贱的治理贵的，用丑的变为美的。聪明的人能够弃短取长，收到功效。现在选拔人才，一定要严加考核其实绩，有小毛病的，不必勉强掩盖其过失，他们一进一退，一默一语，各有自己的方式，那么萧何、曹参、周勃、韩信这类文臣武将，哪能不会到来；吴、邓、梁、窦等类人才，踮起脚跟就可看到。
孔子说过“：没有好好思量，如果思量了，有什么遥远呢？”四、爱日篇国之能成为国，因为有老百姓。民之能成为民，因为能生产谷物。谷物能够丰收，因为有人民在劳动。农业能够建成，因为有时间和劳力。太平国家的日子过得舒适而漫长，所以百姓悠闲而劳力有剩余；混乱国家的日子过得急促而短暂，所以百姓困倦而劳力不足。日子过得舒而长，并不是说太阳走得慢些，而是由于君主英明、百姓安静而劳力有多哩。日子过得短促，不是说历书上的分度减少了，而是上面昏聩、下面紊乱而疲于奔命，总觉劳动不足哩。孔子说过：“人口多了就应使他们富足，已经富足了就应加强教育。”因此，礼义来源于富足，盗贼来自于贫穷；富足来源于时日宽暇，贫穷来源于谋生无日。圣人深深懂得劳力是人民谋生的根本，国家的基础。所以务必减少百姓的差役，使他们爱惜时日，不违农时。因此尧帝命令太阳之神羲和，敬重上天，给百姓充足的时间。汉明帝时，国家曾一度规定用月朔为正的“反支月”不受理百姓的投诉，皇帝听了很感奇怪，便说：“百姓放弃劳动时间，不远万里来朝廷，如果再加限制不许接见，难道是治理国家的本意吗！”于是废除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现在含冤的百姓仰望申诉可是官吏们却难见如神，百姓耽搁劳动时间而到官府告状的，路上络绎不绝，不到太阳偏西不得通报，不是高兴的时候不接见。有的连续几天，甚至十天半月，才能见到官吏；有的请求邻里，送粮食才能答话。农时耽误过多，天下难道不受饥饿吗？孔子说“：听官司我和别人差不多。”从他这话看，有中等才能以上的人，就能够评议谁是谁非，乡里亭部小吏，也有会断案的，可是多半出现判断不公，使人受冤枉，这是有缘故的。
凡自以为道理充足的一方总是认为得理走天下，决不随便屈服，而道理欠缺的一方就采取巴结行贿的办法。不屈服的一方对官吏不给好处，行贿的一方所以得到官吏徇情枉法。如果事情有反覆，官吏应该有罪责，官吏因为有罪责，不能不在上弄权枉法。老百姓是弱而小的一方，而控告豪强的官吏，势力悬殊能不败诉吗？县官相信定吏的话，所以判案只能维持原判。如果事有反覆，县长应有罪责，县长因为有罪，而推到上级郡那里。一方是老百姓，而对方是县吏，这种官司打下去，老百姓能够胜诉吗？事有反覆，郡也有罪，郡因为有罪，而上诉到了州。老百姓和郡打官司，还有获胜的希望吗？州官不肯受理，所以百姓只得远到公府里来。公府不能详细审理，于是拖延时间。贫弱的百姓拖不到十天，强富的可以拖到千日。这样打官司，有什么冤案能够清理呢？正义之士怀着满腔怒火而得不到伸冤，狡猾的官吏搞歪门邪道而逃避罪罚，这就是老百姓之所以受压迫，而天下越来越困穷的缘故。除了上天感痛降灾之外，只要看看人为的灾难就可知道。从三府州郡，到郡县司法的官吏，以及打官司的百姓，受官司的牵连，另相检举、找证人对簿公堂的，每天大约有十万人。一个人有事，两个人参谋，这就等于每天有三十万人耽搁农业劳动时间了。用中等农民作标准算一下，就每年有三百万人要挨饿了。这样一来，盗贼怎么会消灭，太平日子从哪里来呢？诗经上说：“不要回顾混乱，哪个没有父母？”老百姓生活的条件不足，君王怎能得到富足？能不值得深思吗？能不引起深思吗？五、述赦篇医生替人治病，必须知道病人脉搏的虚实，气结在何处，然后才能处方，所以病可治好，还能长寿。治理国家的人，必须先知道百姓的疾苦，祸乱的根源在何处，然后采取措施，所以坏人坏事才可制止，国家才能安定。现在害百姓最苦的没有比连续用钱赎罪而获得赦免的了。
赦免赎罪的次数多，那么恶人得势，好人遭殃。怎么证明呢？谨慎小心的人，不会犯错误，又有正派的官吏，不怕强暴的人，可是成群的奸猾之徒竟敢乱加诬蔑，就因为他们知道反正不久即可获得赦免的缘故。好心正直的人，被人侵怨而能到朝廷申冤的，一万人中没有几个；几个人中间得到官吏过问的，一百人中不过一人；经过尚书审问而遣他空手回去的，又有十分之六七。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已经触犯法律，被害的人家希望按罪重判，解除心头之恨，可反而一概得到赦免释放，让恶人趾高气扬；有些惯盗竟穿着好衣服从门前扬长而过，孝顺的人看见仇人不敢声讨，被盗者看见赃物而不敢取回，痛苦哪有比这更厉害的呢！培养杂草的使庄稼受损失，包庇坏人的使百姓受害。书经上说“：周文王严格执法对坏人从不赦免。”先王制定刑法，不是喜欢让人受皮肉之苦，使人短命；而是在于惩罚坏人，为民除害。所以经书上说：“上天命令有德之人，获得五服五章的奖励；上天讨伐有罪之人，采用五种不同的刑罚。”诗经讽刺执法不公的人道“：这个应该判罪，你反而替他开脱。”古时只有开始受天命为君的人，在天下大乱之后，违法乱纪者太多，一时难得一一追究，所以不得不采取一次大赦，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使广大百姓得到安居，来促成天下大治。绝不是对坏人姑息养奸，更不是放纵坏人。那些性恶之人，是一班豺狼，即使得到宽宥赦免，始终没有改悔之心。有些人早上解除镣铐，晚上又被抓回来，虽有严明的官吏，也不能使他们洗手不干。为什么呢？凡是敢做大坏事的人，一定有过人的能耐，而能讨好上级。例如多塞一些不义之财，多说一些讨好人家的话，来使对方软化，如果没有第五伦那样廉洁正直，谁不顾及钱财呢？有些人常议论说“：长久不赦罪就会使坏人猖獗而官吏制止不住，应该多方开导来瓦解他们。”这是不懂得政乱的根本来源，不明白祸福的起因呢。后来度辽将军皇甫规解除官职回到安定，同乡人有用货财买到雁门太守的人，也离职回家，用名片去进见皇甫规。皇甫规躺着睡觉不出来迎接，那人已经进门后，便问道：“你以前在郡守任里吃雁肉，味道不错吧！”不久，又有人报告王符在门口求见。皇甫规素来听到王符的声名，于是连忙起床，衣服的带子尚未系好，趿着鞋子出来迎接，握着王符的手进屋，和他坐在一起，极为欢快。
当时人便这样说道：“二千石的府尹，抵不上一介布衣之士。”就是说书生道德品质之高贵。王符终于没有做官，老死在家里。
仲长统，传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少年时好学，广泛涉猎书籍，长于文辞。年二十余，游学于青州、徐州、并州、冀州之间，与交友的多数认为他异于常人。并州刺史高干，袁绍的外侄，素来贵而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人多归附他。仲长统经过高干那里，高干很好地招待他，问以当时的大事。长统对高干说“：君有雄志而没有雄才，好结交士子但不能选择人才，所以替君担忧，请深以为戒。”高干常觉自己不错，不采纳他的话，长统就离开了。不多时，高干以并州背叛，卒至失败。并州冀州之士都因此而异其有知人之明。仲长统性倜傥，敢于直言，不计较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有的称他为狂生。每逢州郡命召，常称病不去。常认为凡游说帝王的人，想立身扬名罢了，可是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想建房子住在清旷之地，以悦其志。他的论调是“：假使居住有良田广宅，背山面水，沟池环绕，竹木四布，场圃在前，果园在后。舟车可以代步涉之劳，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食，妻子没有苦身之劳累。好朋友到来，有酒肴招待，节日盛会，杀猪宰羊以奉之。在畦苑散步，在平林游玩，在清水之滨濯足，乘凉风习习，钓钓鱼，射射鸟。在舞雩之下讽咏，在高堂之上吟哦。在闺房养神，想老子之玄虚，呼吸新鲜空气，求至人之仿佛。与少数知己，论道讲书，俯仰天地之间，评点人物之是非。弹南风之琴，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难，永保性命之期。这样，就可以升在霄汉之上，出乎宇宙之外了。难道还羡慕入帝王之门么！”又作诗二篇，以表现其志向。
诗说：“飞鸟留遗迹，鸣蝉蜕躯壳。
腾蛇弃鳞甲，神龙丧头角。
至人能变化，达士贵脱俗。
乘云无鞍辔，骋风不知足。
垂露成帐帷，张霄成巾幄。
沆瀣当晚餐，九阳代蜡烛。
恒星艳如珠，朝霞润如玉。
六合任我游，恣心之所欲。
人事均可遗，何必为局促。”
“大道虽平坦，见几者实寡。
任意无是非，适物无不可。
古来绕绕弯，委曲实繁琐。
百虑又何为，至要还在我。
寄愁于上天，埋忧在地下。
叛散在五经，天弃风与雅。
百家太杂碎，请用一把火。
抗志在山栖，游心于海左。
元气变为舟，微风可为舵。
敖翔在太清，纵意在容冶。”尚书令荀。。听到仲长统的大名，很觉奇怪，举他作尚书郎。后来参与丞相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当时风俗行事，常发愤叹息。因著论名叫昌言，共三十四篇，十多万字。献帝逊位那年，仲长统死去，时年四十一岁。
贰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终其身。汉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窍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驾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宦所致然也。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乃足为叫呼苍天，号滕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选三公也，务于清悫谨慎。循常飞故者。是妇女之检柙，乡曲之常人耳，恶足以居斯位邪？势既如彼，选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勋立于国家，绩加于生民，不亦远乎？
昔文帝之于邓通，可谓至爱，而犹展申徒嘉之志。夫见任如此，则何患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竖请托不行，意气不满，立能陷入于不测之祸，恶可得弹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昔贾谊感绛侯之困辱，因陈大臣廉耻之分，开引自裁之端。自此以来，遂以成俗。继世之主，生而见之，习其所常，曾莫之悟。呜呼，可悲夫！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者犹知难之，况明哲君子哉！光武夺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党以权，数世而不行，盖亲疏之势异地。母后之党，左右之人，有此至亲之势，故其贵任万世。常然之败，无世而无之，莫之斯鉴，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总之。若委三公，则宜分任责成。夫使为政者，不当与之婚姻；婚姻者，不当使之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举用失贤，百姓不安，争讼不息，天地多变，人物多妖，然后可以分此罪矣。
或曰：政在一人，权甚重也。曰：人实难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窦宪、邓骘、梁冀之徒，籍外戚之权，管国家之柄；及其伏诛，以一言之诏，诘朝而决，何重之畏乎？今夫国家漏神明于c841近，输权重于妇党，算十世而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诡邪！
论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敝也。夫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相乖。尝试妄论之，以为世非胥、庭，人乘f775饮，化迹万肇，情故萌生。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如使用审其道，则殊涂同会；才爽其分，则一豪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世，则天同极，施舍之道，宜无殊典。而损益异运，文朴递行。用时居晦，回b8 79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及至戴黄屋， 服絺衣，丰薄不齐，而致化则一；亦有宥公族，黥国储，宽惨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故葛屦履霜，敝由崇俭；楚楚衣服，戒在穷赊；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罚，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太叔致猛政之褒，国子流遗爱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阳循画一之法。斯实弛张之弘致，可以征其统乎！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贵清静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敝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敝矣。如以舟无推陆之分，瑟非常调之音，不限局以疑远，不拘玄以防素，则化枢各管其极，理略可得而言与？
赞曰：“管视好偏，群言难一。救朴虽文，矫迟必疾。举端自理，滞隅则失。详观时蠹，成昭政术。
<b>译文</b>
（王充、王符、仲长统）
王充传，王充，字仲任，是会稽上虞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搬迁到这里。
王充少时死了父亲，同乡称赞他很孝顺。后来他到京城，在太学里学习，拜扶风人班彪做老师。他博览群书而不拘泥于章句。他家里贫穷没有书籍，常常到洛阳书店里翻阅那些出卖的书，看过一遍就能记诵下来。于是他就通晓了诸子百家的学说。后来，他回到家乡，隐居下来教书。在州郡担任过功曹，因为多次劝谏长官，意见不合离去。王充喜欢发表议论，乍听起来好像很怪异，仔细想想却有道理，有根据。他以为那些见识浅薄的儒生死守住书本上的章句，失掉了书中的精髓和真谛。于是闭门深思，谢绝那些贺喜吊丧的应酬。家中的门上、窗户上、墙壁上都放着刀和笔，撰写了论衡八十五篇，共二十多万字，解释了物类的异同，匡正了当时人对某些事物的疑惑。刺史董勤征召为从事，后又调任治中。他自己辞去职务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谢夷吾上书朝廷，推荐王充的才学，肃宗特意下诏公车府征召他，他因病没有成行。他将近七十岁的时候，记忆衰退。精力耗损，写了养性书十六篇，论述节制嗜欲，保养精神，自守心志的道理。
永元年间，他病死于家中。
王符传，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年少时好学，有志气操守，和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是好朋友。安定的风习是瞧不起小老婆生的孩子，而王符没有外家，所以乡里瞧不起他。自从和帝、安帝之后，当时盛行流动做官，有权势的人互相推荐，可是王符却耿直不和世俗相同，因此不能做官。而内心很不舒坦，于是隐居在家著书三十余篇，来讽刺当时政治的得失，不让自己的名姓被人家知道，所以书名叫潜夫论。书中指责当时的毛病，议论风俗人情，从中足可看出当时的政治风尚。这里选出其中五篇于后：一、贵忠篇帝王最尊敬的是上天，上天最慈爱的是人。现在人臣受君王的重托，治理上天所爱的百姓，怎么能不让他们平安而顺利地得到养育和救济呢？因此君子在职位时就应想到如何利人，在上面的就应想到如何引进贤人，所以居上位而下面不怨恨，位在前列而后面的不会违迕。书经上讲的“天工可用人力来代替”就是这个意思。君王取法天上星宿的排列而建立大大小小的官制，所以明主不敢因偏私而随便授官，忠臣也不敢虚心假意地接受官职。偷人家的钱财还叫作强盗，何况偷天官来谋一己的私利呢！犯了罪，一定受惩罚，何况犯了天条，能够不承认罪过吗？唐、虞、夏、商、周五代之臣，用正道侍奉国君，恩泽达到草木，仁慈遍及全国土地，所以他们的福祚流传很广，本支百代历久不衰。末代的臣子，用谄媚的态度讨好国君，不想到如何顺从天意，专靠杀伐来压迫百姓。像白起、蒙恬，秦朝认为他们功劳很大，上天却认为他们是杀人的魔鬼；息夫、董贤，君主认为是忠臣，上天却认为是盗贼。
易经上说过：“道德很差而居高位，智力很小而想干大事，这就少有成功的了。”因此，品德不相称，灾祸必严酷；能力不相称，灾殃必扩大。那些窃官位的人，老天爷早就夺去了他照自己的镜子。即使有敏锐的观察力，行仁义的志向，一旦有钱有势了，就背离亲属抛弃故旧，失掉了本心，疏远骨肉之亲而接近宠幸的小人，对亲友很淡薄，对犬马却很优厚，宁可让千万贯钱串子发霉而不肯借一文钱给别人，明明知道粮食在仓库霉烂而不肯借贷给别人一斗，因此骨肉之亲在家中埋怨，老百姓在路上咒骂。前人已经失败，后面的人仍照老路走，真可叫人叹息呀！看看前朝那些贵人治国之用心，与对待婴儿有什么区别？婴儿有常见病，贵臣有常见错误，父母有常见过失，人君有常见过错。婴儿的常见病，是吃得过多，消化不良；贵臣常见的错误，是宠信不当的人，婴儿哺乳过多容易发生疾病，富贵过盛容易产生骄傲。爱儿子变为害儿子，骄宠臣子而让他们走向灭亡的，不止一两人。惩罚的极刑，竟有仆死在深牢之内，有的杀了头挂在都市示众，这难道不是对上天没有功，对百姓却有害吗？那些鸟把山当作矮墙而在上面作窝，，鱼儿认为泉浅而把它作为自己的窝穴，最后得到的却是钓钩。贵戚希望住宅吉利而取一个美名，想让其门坚固而用铁作枢纽，最后失败的原因，并不是禁忌太少而门枢朽了，而是由于财货太多产生骄傲僭越的缘故。如果不上顺天心，下养百姓，而想使点小聪明，假借君王的威信，得罪天地，欺骗神明。这等于伏在累卵之上，而想得到泰山般的安稳；走在朝露附桐叶般的人生路上，而想立功百世，难道不糊涂吧！难道不糊涂吗！二、浮侈篇国王把四海当作自己的家，亿万人民当作自己的儿子。如果每个农民不种田，天下人一定挨饿；每个妇女不织布，天下人一定受冻。现在的风俗是丢失农业这个根本，都去做生意买卖，牛马车辆，塞满道路，游手好闲和投机取巧的，都邑到处都是，从事农桑的人少了，吃闲饭的多了。
诗经上说“：商的都城非常整齐，居于四方的中心。”现在看到洛阳，做买卖的十倍于农夫，弄虚作假、游手好闲的十倍于做买卖的人。这就是一个农民种田，供百人吃饭，一个妇女织布，供百人穿衣，一个人的劳动供百个人的享受，谁能供养得起！天下百郡千县，万数市邑，都像这样。本来不能相供应，那么百姓怎得不忍饥挨冻？饥寒交迫，老百姓怎能不干越轨的事？犯罪的人增多，官吏怎能不用严酷的刑罚？严刑峻罚加身，老百姓怎能不怨天恨地？愁怨的人多了，那么过错惩罚都来了。老百姓生活无着落，加上老天爷降灾，那么国家就危险了。贫困是由于富足时不节约，懦弱是由于强大时不谦虚，祸乱是由于太平时不修德，危险是由于平安时不谨慎。所以贤明之君对待百姓，常常担心他们的疾苦，慰劳他们的艰辛，并且加强教育，小心谨慎，防患未然，断绝邪恶的根源。因此，易经赞美以制度规定节约，不耗费人民的财产，不侵害人民的利益。
诗经的七月篇，大至耕田种桑，小至冬天绞麻绳，一一进行教育，自春到冬，终而复始。由此看来，人本来就不可放恣哩。现在人们穿衣讲求奢华，饮食讲求高贵，为了满足口舌的享受而讲究烹饪。有人合谋干坏事；有的从事游戏与赌博；壮年人不扶犁耕田，而挟着弹丸打鸟，携手上山游玩；有的取土作丸卖假药，这些人对外不能抵御敌寇，对内不能停止鼠窃雀偷。有的人作泥车瓦狗等玩具，欺骗小孩，这都是毫无益处的事。诗经曾经讽刺有些女人“不绩麻，到市上去歌舞玩耍”现在有些妇女连饭也不做，不养蚕织布，而去学巫婆，装神弄鬼，欺骗老百姓，使无知妇女上当受骗。老弱病残的人家，有人生病，心里着急，特别害怕。可巫婆们却要他们离家外出，躲在崎岖的山路，染受风寒，被坏人利用，被盗贼钻了空子。有的病情加重，直至死去。却不知这是被巫婆所骗，反而后悔敬神太晚了，这就是妖妄特别厉害的情况。有的人把好绸子剪破，写上一些祝辞；有的用花言巧语，求神降福；有的耗费金纟采，裁成方寸小块；有的截断长线，缠在手腕之上；有的裁剪锦绸，缝成长幡。都是无故浪费材料，花去不少功夫，变牢固为虚假，把容易变繁难，吃了好的粮食，虚度大好时光。山林不能被野火烧光，江海不能把漏杯塞满，都是应该禁止的。从前孝文皇帝亲自穿着黑色的缯布，用皮革做鞋和带，生活十分俭朴。可是现在京师的贵戚，衣服饮食，车马住房，奢侈超过侯王，本来太过分了。就是他们的车夫、马夫，奴仆姬妾，都是穿花绸子，高级衣料，葛布贡布，应有尽有。用具服饰有犀角象牙，珍珠、宝石，琥珀玳瑁，文采石山，金银首饰，极尽华丽，互相炫耀。他们嫁女娶媳，车辆绵延数里，红色车衣遮满道路，奴仆们骑马驾车，并排行进。有钱的总想赛过别人，无钱的总觉不如人家，一餐酒席的费用，破费终身的家业。古时必有王命诰封才能穿绸缎、乘车马，现在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古制，也应使老百姓大略按孝文帝时的制度行事才好。古之葬礼，铺上厚厚的柴草，埋在野外，不封土，不种树，丧期也无定数。后代圣人改用棺材，用桐木作棺，用葛纟采封口，下面不沾黄泉，上面不泄露臭气。中世以后，改用楸梓槐柏木屯樗这类的木材，因各地土质，选用不同的胶漆，使它坚固可靠，耐用罢了。现在京师贵戚，必用江南出产的木需梓豫樟等木材，边远地方，争相仿效。
至于木需梓豫樟，产地很远，从高山上砍下，从深谷中运出，经过海河，转向黄河洛水，工匠加工，连年累月，必须许多劳动力才能搬动，许多牛拉才能运走，重所千斤，需万夫，而东到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农，经过万里之远。古时只修丰墓，不筑坟堆，中世虽筑坟堆但不垒得很高。孔子的母亲死了，冢高四尺，碰上大雨就垮了，孔子的学生请求把它修复一下，孔子哭着说：“古时候是不修墓的。”后来孔子的儿子伯鲤死了，只有内棺，没有外木郭。汉文帝葬在芷阴，明帝葬在洛南，都不用珠宝殉葬，不堆起山陵，墓虽低下而德行最高。现在京师贵戚，郡豪富之家，父母在世时不怎么孝敬，死后却大办丧事。有的用金缕玉匣殉葬，棺木必用木需梓木便相，埋葬许多珍珠宝贝、偶人车马，造起大坟，广种松柏，还盖有庐舍祠堂，父葬在南城，也不能说曾子不孝。他们认为尊君爱父，不在于花钱越多越好，扬名显亲，也不在乎多用车马作排场。从前晋灵公多征赋税来修饰围墙，春秋评他不是好君主，宋华元、乐举厚葬宋文公，君子认为他们不算好臣子。何况一般官吏和士群众，竟敢僭越主上，超过国家规定吗？三、实贡篇国有贤臣就兴旺，用了谄谀之臣就衰败；君主有了忠臣就安定，用了佞臣就危险。这是古今的定论，也是大家所公认的道理。然而哀国危君，接连不断，难道当时没有忠信正直的人吗？的确是苦于正道行不通的缘故啊。十步的范围，一定有茂草；十户人家，一定有忠信的人。商朝那么乱还有三位贤人(箕子、微子和比干)，卫国那么小，还有许多君子(蘧瑗、史狗、吏鱼酋、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现在大汉广大的土地上，士民多而富足，朝廷政治清明，上下又能谐和一致，但官中没有好的官，在位的良臣不多。
这难道是这时没有贤人？想必是使用不当吧。那些愿行正道的人用得很少，同流合污的却用得很多，因此，朋党成群，互相营私，背离朴实，趋向华丽。选拔人才时，不重视其实干的本领，衡量其才行，只是虚张声势，乱加溢美之词。粗略估计，每年将近两百人得到提拔。看看他们的履历，个个品德像颜回、冉有，详细考察其才能，很少达到中等人才的标准，都是只务升官、互相推举。选士本应重在才干，不必求全责备。所以孔门四友(颜回、子贡、子师、子由)虽各有长处，但不是每人都很完美。商朝三仁(箕子、微子、比干)同在一朝，但治国的大事并不十分理想。辅助汉高祖得天下的臣子来自亡秦；光武帝用了很多人才，不少是从王莽那里来的。何况太平之时，能说没有人才吗？明君的号令好比声音，忠臣的响应就像回声。声波的长短，声音的大小，轻重快慢，一定要互相呼应。何况治玉要用石头，洗金要用盐水，洗绸子要用鱼，漂白布要用灰。一般事物本来就有用贱的治理贵的，用丑的变为美的。聪明的人能够弃短取长，收到功效。现在选拔人才，一定要严加考核其实绩，有小毛病的，不必勉强掩盖其过失，他们一进一退，一默一语，各有自己的方式，那么萧何、曹参、周勃、韩信这类文臣武将，哪能不会到来；吴、邓、梁、窦等类人才，踮起脚跟就可看到。
孔子说过“：没有好好思量，如果思量了，有什么遥远呢？”四、爱日篇国之能成为国，因为有老百姓。民之能成为民，因为能生产谷物。谷物能够丰收，因为有人民在劳动。农业能够建成，因为有时间和劳力。太平国家的日子过得舒适而漫长，所以百姓悠闲而劳力有剩余；混乱国家的日子过得急促而短暂，所以百姓困倦而劳力不足。日子过得舒而长，并不是说太阳走得慢些，而是由于君主英明、百姓安静而劳力有多哩。日子过得短促，不是说历书上的分度减少了，而是上面昏聩、下面紊乱而疲于奔命，总觉劳动不足哩。孔子说过：“人口多了就应使他们富足，已经富足了就应加强教育。”因此，礼义来源于富足，盗贼来自于贫穷；富足来源于时日宽暇，贫穷来源于谋生无日。圣人深深懂得劳力是人民谋生的根本，国家的基础。所以务必减少百姓的差役，使他们爱惜时日，不违农时。因此尧帝命令太阳之神羲和，敬重上天，给百姓充足的时间。汉明帝时，国家曾一度规定用月朔为正的“反支月”不受理百姓的投诉，皇帝听了很感奇怪，便说：“百姓放弃劳动时间，不远万里来朝廷，如果再加限制不许接见，难道是治理国家的本意吗！”于是废除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现在含冤的百姓仰望申诉可是官吏们却难见如神，百姓耽搁劳动时间而到官府告状的，路上络绎不绝，不到太阳偏西不得通报，不是高兴的时候不接见。有的连续几天，甚至十天半月，才能见到官吏；有的请求邻里，送粮食才能答话。农时耽误过多，天下难道不受饥饿吗？孔子说“：听官司我和别人差不多。”从他这话看，有中等才能以上的人，就能够评议谁是谁非，乡里亭部小吏，也有会断案的，可是多半出现判断不公，使人受冤枉，这是有缘故的。
凡自以为道理充足的一方总是认为得理走天下，决不随便屈服，而道理欠缺的一方就采取巴结行贿的办法。不屈服的一方对官吏不给好处，行贿的一方所以得到官吏徇情枉法。如果事情有反覆，官吏应该有罪责，官吏因为有罪责，不能不在上弄权枉法。老百姓是弱而小的一方，而控告豪强的官吏，势力悬殊能不败诉吗？县官相信定吏的话，所以判案只能维持原判。如果事有反覆，县长应有罪责，县长因为有罪，而推到上级郡那里。一方是老百姓，而对方是县吏，这种官司打下去，老百姓能够胜诉吗？事有反覆，郡也有罪，郡因为有罪，而上诉到了州。老百姓和郡打官司，还有获胜的希望吗？州官不肯受理，所以百姓只得远到公府里来。公府不能详细审理，于是拖延时间。贫弱的百姓拖不到十天，强富的可以拖到千日。这样打官司，有什么冤案能够清理呢？正义之士怀着满腔怒火而得不到伸冤，狡猾的官吏搞歪门邪道而逃避罪罚，这就是老百姓之所以受压迫，而天下越来越困穷的缘故。除了上天感痛降灾之外，只要看看人为的灾难就可知道。从三府州郡，到郡县司法的官吏，以及打官司的百姓，受官司的牵连，另相检举、找证人对簿公堂的，每天大约有十万人。一个人有事，两个人参谋，这就等于每天有三十万人耽搁农业劳动时间了。用中等农民作标准算一下，就每年有三百万人要挨饿了。这样一来，盗贼怎么会消灭，太平日子从哪里来呢？诗经上说：“不要回顾混乱，哪个没有父母？”老百姓生活的条件不足，君王怎能得到富足？能不值得深思吗？能不引起深思吗？五、述赦篇医生替人治病，必须知道病人脉搏的虚实，气结在何处，然后才能处方，所以病可治好，还能长寿。治理国家的人，必须先知道百姓的疾苦，祸乱的根源在何处，然后采取措施，所以坏人坏事才可制止，国家才能安定。现在害百姓最苦的没有比连续用钱赎罪而获得赦免的了。
赦免赎罪的次数多，那么恶人得势，好人遭殃。怎么证明呢？谨慎小心的人，不会犯错误，又有正派的官吏，不怕强暴的人，可是成群的奸猾之徒竟敢乱加诬蔑，就因为他们知道反正不久即可获得赦免的缘故。好心正直的人，被人侵怨而能到朝廷申冤的，一万人中没有几个；几个人中间得到官吏过问的，一百人中不过一人；经过尚书审问而遣他空手回去的，又有十分之六七。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已经触犯法律，被害的人家希望按罪重判，解除心头之恨，可反而一概得到赦免释放，让恶人趾高气扬；有些惯盗竟穿着好衣服从门前扬长而过，孝顺的人看见仇人不敢声讨，被盗者看见赃物而不敢取回，痛苦哪有比这更厉害的呢！培养杂草的使庄稼受损失，包庇坏人的使百姓受害。书经上说“：周文王严格执法对坏人从不赦免。”先王制定刑法，不是喜欢让人受皮肉之苦，使人短命；而是在于惩罚坏人，为民除害。所以经书上说：“上天命令有德之人，获得五服五章的奖励；上天讨伐有罪之人，采用五种不同的刑罚。”诗经讽刺执法不公的人道“：这个应该判罪，你反而替他开脱。”古时只有开始受天命为君的人，在天下大乱之后，违法乱纪者太多，一时难得一一追究，所以不得不采取一次大赦，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使广大百姓得到安居，来促成天下大治。绝不是对坏人姑息养奸，更不是放纵坏人。那些性恶之人，是一班豺狼，即使得到宽宥赦免，始终没有改悔之心。有些人早上解除镣铐，晚上又被抓回来，虽有严明的官吏，也不能使他们洗手不干。为什么呢？凡是敢做大坏事的人，一定有过人的能耐，而能讨好上级。例如多塞一些不义之财，多说一些讨好人家的话，来使对方软化，如果没有第五伦那样廉洁正直，谁不顾及钱财呢？有些人常议论说“：长久不赦罪就会使坏人猖獗而官吏制止不住，应该多方开导来瓦解他们。”这是不懂得政乱的根本来源，不明白祸福的起因呢。后来度辽将军皇甫规解除官职回到安定，同乡人有用货财买到雁门太守的人，也离职回家，用名片去进见皇甫规。皇甫规躺着睡觉不出来迎接，那人已经进门后，便问道：“你以前在郡守任里吃雁肉，味道不错吧！”不久，又有人报告王符在门口求见。皇甫规素来听到王符的声名，于是连忙起床，衣服的带子尚未系好，趿着鞋子出来迎接，握着王符的手进屋，和他坐在一起，极为欢快。
当时人便这样说道：“二千石的府尹，抵不上一介布衣之士。”就是说书生道德品质之高贵。王符终于没有做官，老死在家里。
仲长统，传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少年时好学，广泛涉猎书籍，长于文辞。年二十余，游学于青州、徐州、并州、冀州之间，与交友的多数认为他异于常人。并州刺史高干，袁绍的外侄，素来贵而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人多归附他。仲长统经过高干那里，高干很好地招待他，问以当时的大事。长统对高干说“：君有雄志而没有雄才，好结交士子但不能选择人才，所以替君担忧，请深以为戒。”高干常觉自己不错，不采纳他的话，长统就离开了。不多时，高干以并州背叛，卒至失败。并州冀州之士都因此而异其有知人之明。仲长统性倜傥，敢于直言，不计较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有的称他为狂生。每逢州郡命召，常称病不去。常认为凡游说帝王的人，想立身扬名罢了，可是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想建房子住在清旷之地，以悦其志。他的论调是“：假使居住有良田广宅，背山面水，沟池环绕，竹木四布，场圃在前，果园在后。舟车可以代步涉之劳，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食，妻子没有苦身之劳累。好朋友到来，有酒肴招待，节日盛会，杀猪宰羊以奉之。在畦苑散步，在平林游玩，在清水之滨濯足，乘凉风习习，钓钓鱼，射射鸟。在舞雩之下讽咏，在高堂之上吟哦。在闺房养神，想老子之玄虚，呼吸新鲜空气，求至人之仿佛。与少数知己，论道讲书，俯仰天地之间，评点人物之是非。弹南风之琴，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难，永保性命之期。这样，就可以升在霄汉之上，出乎宇宙之外了。难道还羡慕入帝王之门么！”又作诗二篇，以表现其志向。
诗说：“飞鸟留遗迹，鸣蝉蜕躯壳。
腾蛇弃鳞甲，神龙丧头角。
至人能变化，达士贵脱俗。
乘云无鞍辔，骋风不知足。
垂露成帐帷，张霄成巾幄。
沆瀣当晚餐，九阳代蜡烛。
恒星艳如珠，朝霞润如玉。
六合任我游，恣心之所欲。
人事均可遗，何必为局促。”
“大道虽平坦，见几者实寡。
任意无是非，适物无不可。
古来绕绕弯，委曲实繁琐。
百虑又何为，至要还在我。
寄愁于上天，埋忧在地下。
叛散在五经，天弃风与雅。
百家太杂碎，请用一把火。
抗志在山栖，游心于海左。
元气变为舟，微风可为舵。
敖翔在太清，纵意在容冶。”尚书令荀。。听到仲长统的大名，很觉奇怪，举他作尚书郎。后来参与丞相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当时风俗行事，常发愤叹息。因著论名叫昌言，共三十四篇，十多万字。献帝逊位那年，仲长统死去，时年四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