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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问题要解决，所以成天东奔西走，有时还要召开灶民积极分子会统一思想。白天灶民要生产，开会只有利用晚上。要说的内容多，常常一开就是大半夜。这天恰是元宵佳节，又是新年里的头一场积极分子会，所以到的人还真不少。大家喜气洋洋，互道“恭喜发财”不免按照往年的惯例，一个一个地向新灶长递上纸包儿：“老规矩，帮稚灶长开开财门。”推来拉去，可琴好不容易才谢绝了大家的一片好心。他既认真又诚恳地对大家说：“过去我们受顽灶长的欺压，逢年过节哪个不给他送红纸包儿，他就想法子揪你，送了红纸包儿就可以烧私火。现在民主政府不时兴这个了！民主政府鼓励大家多烧盐，自由买卖，就灶征税，赚多赚少都归你们，灶长我不落你们一分一文。就是有一条，不准烧私火，不许偷漏税！”可琴说得入情入理，大家听了心服口服，都笑呵呵地说：“民主政府处处为我们盐民着想，要是再烧私火，良心上也说不过去了！”等到工作布置完毕，散会时已是三更过后。出得会场，有人要陪送徐可琴回家，可琴婉言谢绝：“从小走惯了的路，眼睛闭了也摸得到！各位放心请回吧！”说完，便独自一个人往回家的路上走去了。是啊，大男人一个，哪有怕走夜路的？
十五的月亮，又大又圆，在大块大块乌云的缝隙中缓缓地穿行。俗话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这浓云蔽月的下半夜，加上早春凛冽的海风，不由人不毛骨耸然。可琴仗着身强力壮，放开胆子向家里走。渐渐地，良离家越来越近，只有里把路了。路边不远处就是哥哥嫂嫂住的茅草屋。他忽然想到：“过年以来因为忙，还没有去看望过他们，何不顺路先到哥哥家里拜个晚年？”敲门进屋，拿烟倒茶，一顿寒暄之后拉起了家常，不知不觉外面已是大天亮。就这样，匪徒们的暗杀阴谋落了空。严仲达还不死心，又接连蹲候了几天。不是白天不好下手，就是夜晚看不清人，阴差阳错的总是不能得手。匪徒中不信奉迷信的，以为徐可琴命不该死，加上民主政府得到报告，下令调查此事，匪徒们唯恐自身难保，不得已，只好放弃了暗杀的计划。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盐区的恶势力安心要让徐可琴在工作上出岔子，他们才好见缝下蛆。早春二月正当农闲，远近农民手执农抗会开的证明，来海边贩盐的特别多，放盐分处打零票的来不及，客贩们一等就是大半天，可琴心里十分关键。这里急需要增加人手，那里徐先正已经暗地里托人介绍一个年轻小伙子送上了门。小伙子人长得精神，写字算账样样能，尤其是打得一手好算盘“滴滴嗒嗒”——点水不漏，很快就赢得了可琴的信任，就连每日收取的盐税款都放心大胆地交由他一并保管。没料想，有一天小伙子连人带款溜了号！可琴得报傻了眼，连忙派人四下里追寻，哪里还有个人影？弄得徐可琴只有跌足吧恨。幸亏朱场、姜主任对可琴的为人品德了如指掌，熟知他是个实心直肠的人，否则难免不引起猜忌，要是摊上个“伙同贪污”的娣，那可就够徐可琴消受的了！弄不好，灶长的位置就得挪屁股走人。崔德耀也托人捎信，勉励他吸取教训，努力工作。从此徐可琴做工作分外谨慎小心。
此计不成，还有一计。徐先正一伙横下一条心：“决不能让徐可琴把灶长做稳了！”这年的8月13日，日伪军联合对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相继侵占了李家堡、栟茶、掘港、马塘等主要集镇。之后，一个可怕的谣言在沿海一带到处流传：“新四军已经打光了。老中央就要回来了！”起初，可琴还充满自信，逢人就辟谣：“不可能！新四军打仗只有赢！”但是谣言却越传越登劲，严仲达更是言之凿凿，摆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架式，不由人不相信：“我亲眼看见他们垮下来，崔德耀只剩下了一个排。日本兵来了整大淘的，这下子看帮新四军做事的人吃得消！”刚巧大“扫荡”才过去，新四军的部队为了避开敌人的寻歼，辗转移动，进入了游击状态，一连好几天联系不上。可琴和他的一群同志，为了革命，吃多大苦也不在乎，但是如果真的没有了新四军，那就意味着失去了靠山，前景哪堪设想？现在谣言盛传，一个个信以为真，都成了泄了气的皮球，成天愁眉苦眼，唉声叹气，工作差不多陷于停顿。可琴的父亲生性胆小怕事，这下子成天不是埋怨就是抢白：“不要再谈你的什么工作不工作，我看你还不如安登点儿歇在家里喝糁儿粥！”弄得可琴心里边也撑不住了，一连几天茶饭不思，又愁又焦，人瘦了一大圈。一天，有个同志找上门来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看新四军里边人不算少，哪里能够一下子就打光了？”可琴一听，敲头拍脑，连连说：“对！对！我怎么就不曾想到亲自去找一找呢？”当下拔腿出门，一路向南走，打听新四军部队的下落。依着老乡的指点，第三天下午就找到了崔德耀。他现在已经是如皋县警卫团第一大队的大队长了，还兼着成立的党委书记团的参谋。可琴在那里又一次见到了当年盐民自卫队的伙伴们，大家久别重逢，那份亲热劲就不用说了。吃了饭，往回转，一边赶路，一边检讨：“眼看自己的年纪过了30往40上数了，遇事怎么还这样不老火？真惭愧呀！”回到灶区，可琴把亲眼目睹的情况一宣传，同志们都转忧为喜，精神大振，各项盐务工作又重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鉴于徐可琴在工作上一步一步成熟起来，几个月以后苴镇沿海灶区单独成立第十五行政区，可琴被调升为区委副书记，兼区队副队长。不久，严仲达因为阴谋暗杀徐可琴和煽动新四军海防团的战士私下里开小差等事败露，被抗日民主政府逮捕法办。徐可来等其他参与者，被勒令具结悔过后从宽处理。唯有陆福康一人，因为溜进了汪伪部队盘据的如皋县城，而负案在逃。
八、救荒乡长
1942年，徐可琴升任十五区区委书记。同年，上级安排他在苴镇、丰利进行“二五减租减息”和“倒租”的典型示范。由于工作出色，1943年调任新成立的大区——丰东区区委委员兼组织股长。区委书记兼区长吴一里，曾是1939年抗支政工队海滨组的成员，也是徐可琴的引路人之一。在他手下工作学习，可琴觉得十分高兴。
这年春天，由于上年夏秋间大旱粮歉，引发了开春以来严重的饥荒。市镇上连麸皮也买不到，人们只能以豆渣、秕糠、树皮、草根为食。到处是饥饿的人群。
苴镇一带灶区的盐民从正月开头就断了顿。但旧政权委任的沿岸乡乡长严仲和不顾灶民的死活，自家屋里囤满粮食，还克扣由他经手收发的赈济粮，以致在他家大门外边躺着许多等着发粮的饥民。严仲和，是地痞恶棍严仲达的胞兄，只因他为人活络有文化，1940年冬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时予以原职留用，不想这一次他露出了贪婪刻毒的豺狼本相。正月初五日，灶区聚集盐民百十人，农区聚集农民二百多，大家一起来到严乡长家。众人合力把这位“严乡长”举到空中，限他承认允许大家“吃麻雀饭”严慑于众怒，只得承认。于是，众人即自当日从富户严家老四家吃起，饥民开始了“吃大户”
事情反映到区里，区长吴一里急忙赶到沿岸乡。吴区长到达时，饥民正在吃着“麻雀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齐声诉苦，控告严仲和。吴区长听罢，马上召集饥民开大会。会上，吴区长说：“古人有话，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上梁是正的，下梁却是歪的！看来，严仲和这样的人不能再当乡长了！不过，新乡长由谁来当，请大家推荐推荐。”众人嘁嘁喳喳议论了半天，谁也没有想出一个合适的人来。这时吴区长又说话了：“我倒想到一个人。他从小过荒饿过肚子，亲身尝过没粮吃的苦。他当区队副时，队里的小伙子肚皮大，粮饭不够吃，他亲自推磨做糁子，解决问题的办法多。”没等吴区长把话说完，人群中有人大叫起来：“吴区长，你说的是徐三爹吧？他当灶长时帮过我们穷苦人。我同意！”“同意徐可琴当乡长！”“同意！快给我们发粮吧！”当时群情踊跃。发粮救荒的事，从此就认徐可琴说话了。
“找徐乡长要粮去啊！”第二天，不知是谁带了头，饥民们像涨潮一样涌向了乡公所。徐可琴出现在群众面前，大家都静下来，听他讲话：“乡亲们！大家熬饿我晓得，我徐可琴一定想办法让大家尽早拿到粮食！但是，有的人坏透了良心，直到现在，账和印全部不曾交，我一粒粮食都还不曾收得到！”
“找严仲和个狗日的算账去！”没等徐可琴把话说完，人群中腾起一声喊，大家又像海涛一样向严仲和的家涌去。七吵八嚷逼出来了严仲和。望着门前场上黑压压的人头，严仲和不免心里一阵阵发虚，头皮一阵阵发麻，额头上直冒冷汗。人们不住声地责问他“印在哪里？”“粮在哪里？”“”见他只是一味支吾，毫无诚意，众人蓄积已久的愤怒如火山喷发似的爆发了。“打他个狗狼养的！”不知是谁先吼了一声。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人们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直打得严仲和哭爹喊娘，跪地求饶。幸亏吴区长闻讯派了人来，押令他速到区里交清赈粮收发账，这才解了围。
可琴接了印与账，马上派人通知各保保长都到乡公所，要他们立刻算清两笔账：“第一笔，赈粮收、发、存明细账；第二笔，缺粮人口具体数字，大口、小口各有多少，哪些人急等要粮？限在今天晚上八更八点上报乡公所！”正在这时，又有一批饥民聚集在乡公所门口等要粮，几个饿急了的甚至要冲进来。徐可琴用眼睛扫视着几个保长说：“哪一位愿意出动说一说？”这些人过去在严仲和手下，上梁不正下梁歪，少不得办事拆烂污、揩油水。现在听徐乡长叫他们出去见饥民，一个个担心挨打，吓得脸都脱了色，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异口同声地说：“还是徐乡长去最合适。”可琴走到门外，饥民们立即围上来。可琴长话短说：“乡亲们，叫你们久等，我很不过意。今天时间不早了，我们连夜赶，说话算数，保证明天发粮食。不过有一条，急等的先领，其余的我们尽快解决，保证不饿死一个人！”
保长和饥民一走，可琴立即派人敦请全乡的富绅、土豪、资本家都乡公所开会。由饥民推选的代表与他们逐个协商，劝募粮食。又动员开明士绅在会上自报捐献。以此互相推动，公平负担，达到有粮的出粮，有钱的出钱。又，是众人推选专人，负责把捐献所得的几百担粮食合理分期地支付给各个缺粮户，直到春荒结束为止。会议一直开到夜深才散。会后又轧算各保报来的人粮账目，乡公所窗棂眼里的灯光亮了个通宵。
第二天一大早，可琴叫人先把以前发剩的赈粮都集中起来，加上临时劝借来的粮食，先发给急等要粮的饥民，这一天，太阳刚到小日中，饥民们拿箩的，拿袋的，一齐往乡公所大场上攒拥。可琴按照各保提供的名单，叫一个，领一个。虽说是人头攒动，话语如潮，却又是乱中有序，有条不紊。饥民们一个个乘兴而来，又一个个满意而归。
与此同时，可琴利用各种场合对饥民加强教育，积极贯彻民主政府制定的生产自救方针。动员盐民多烧盐，动员农民种好田，又组织饥民中的青壮劳力参加修筑范公堤，实行以工代赈。又把募得的钱款交给精明能干的饥民去做生意。这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帮助饥民渡过了春荒。沿岸乡的做法被上级发现，总结出来在全区推广。
春去夏来，救荒工作圆满结束。可琴让人把前后经募的粮食、钱款，以及受赈领粮的人口账目，都一一张榜公布。上上下下哪个不夸徐乡长有能耐，为人民群众做了一件积功积德的大好事？
这年底，为了粉碎日伪正在推进的“清乡”行动，经区长吴一昊推荐，徐可琴升任区署助理、区委副书记。“徐乡长要调回区里去啦！”得到消息的人们赶制了锦旗，敲锣打鼓的前来送行。一个叫周少青的乡民，春上用乡公所劝募的赈济款作本钱做买卖，赚了大钱。一听说乡长要调走，马上包了500块钱，专诚送到乡长家里。两人勒眉暴眼的争持了大半天，结果是送礼的扔下钞票走了人。可琴追人追不上，一转念，立即把钞票交给了党组织。后来党组织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把这笔款子转给新成立的乡基干队，用作吃半夜饭的开支。为了这件事，可琴还挨了新续的女人的好一顿数落和埋怨呢。
九、区队政委
1944年，吴一里同志调到县里任职，徐可琴受命代理丰东区委书记兼区队政委。从这年春上起，如东沿海抗日民主根据地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日伪在“延期清乡”局部得逞之后，又开始了“高度清乡”敌人以小集镇为据点，以公路为骨架，交织成梅花桩式的封锁网，对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企图压缩乃至破坏我抗日军民的活动。
这年8月，日伪军进占王家潭。距离作为苏中四分区后勤基地的苴镇一带只有十几里地。敌人在王家潭驻了部队，筑了碉堡，摆出了一副要长期占领的架式。这时我新四军主力部队为了避开优势敌人的锋芒，已经跳出内线，转移到外线作战。因此王家潭的敌人得以有恃无恐。他们以据点为依托，经常沿范公堤向东向西下乡袭扰，企图寻歼我地方武装，捕杀我抗日干部，抢椋沿堤两侧人民的财产，气焰甚是器张。上级首长把围困王家潭敌人的任务交给了徐可琴和他领导的区乡民兵基干队。
可琴心想：范公堤是敌人出动袭扰的必经之路，要围困敌人，只有在范公堤上动脑筋最为有效。他带着这个想法，找到了新任的沿岸乡乡长杨述祖。这个杨乡长，别的工作榜样都在行，就是不敢带武装。可琴有心锻炼他的胆量。一天，可琴集合好基干队，对杨乡长说：“干革命，不敢拿枪杆子，八世都不得成功！走，今晚跟我到范公堤上去吹吹风！”
可琴领头，一行人来到离王家潭碉堡不远处的范公堤上。他们趁着月黑，挖坑的挖坑，埋雷的埋雷，另外还栽了一块画有漫画的木牌。当王家潭的敌人听见破路铁器的响声，从炮楼里向发出响声的地方轰隆轰隆打炮的时候，可琴已经带着述祖一群人走远了。第二天一早，他们又悄悄埋伏在雷区两侧，静静地守候敌人出动。接近晌午时分，鬼子一个小队与“二黄”一个排出动下乡“扫荡”走到木牌前，领头的一个鬼子仔细端详着木牌上的漫画，看见上面画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国人，正用手指着一个身材矮小的日本军人大骂，便问跟随他的二黄：“木牌子写的，什么的干活？”那二黄又是点头，又是哈腰，赔着小心，告诉日酋说：“报告太君，上面写的是一句顺口溜。”“你的，念一念！”“是。‘小日本，黑心狼，来清乡，命不长！’”鬼子一听，又是吹胡子，又是瞪眼睛，气得脸色铁青，连连叫道：“八格牙路的，大大的，死了死了的！”一边叫，一边就用他那双长满长毛的双手抓住木牌的杆子用力一拔，狠命地向范公堤下摔去。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日酋和身体被炸得上了天。紧接着，范公堤两边的草丛里“乒乒乓乓”的又是一排枪响，打得鬼子二黄晕头转向。东冲西突，脚底下又踩响了其他地雷，只听“轰隆”、“轰隆”一声接一声巨响，敌人被炸得死的死伤的伤，其余的不明虚实，向两侧胡乱打了几枪，慌慌忙忙撤回了王家潭。这次战斗，敌人丢下了好几具尸体，我民兵基干队无一死伤。
敌人恼羞成怒，倾巢出动，下乡杀人放火。一时间，方圆十几里的地区狼烟四起，不知有多少抗属家的房子遭了殃。转眼到了白露。古人有言：“白露身不露。”被烧了房子的人家无房安身，一到晚上，到处是儿啼母哭，好不凄凉！可琴连忙召开群众大会，公布被烧抗属的名单，号召大家发扬团结抗敌的精神，实行互助共济。于是这家拿出十担草，那家献出几棵树，障匠主动帮助扎望障，木匠主动帮助树梁柱，七手八脚，众人出动，被烧的人家又住上了新草房。大家团结抗日的劲头更足了。
冬去春来，眨眼已是1945年的春季。在抗日军民的连连打击下，鬼子的“清乡”已是强弩之末。王家潭的敌人成天龟缩在碉堡里，轻容易不敢出动。抗日民主政府决定利用农闲，发动沿海群众，修筑一下已是百孔千疮的范公堤。县里把任务交给了徐可琴。海堤是沿海人民的屏障，每年夏秋间风大潮盛，一旦决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对修堤，群众没人不乐意，就是担心小鬼子趁机偷袭。可琴了解大家的心思，耐心动员说：“大家不要怕！鬼子的清乡已经成了马后炮，它想大揪已经不可能了。当然，如果它临死蹬三脚，我们区乡基干队也不是吃干饭的！”一番话说得大家放了心。于是成立了修堤委员会，大家公推可琴为主任，统一指挥。全县各乡各村相应成立修堤组织，划段分工负责。民工自带粮草，煮饭烧茶由妇抗会负责。在堤两旁搭建了工棚，民工收工后就在左近住宿。上工下工统一以鸣锣敲钟或升降旗为号。一上工就放出警戒岗哨，发现敌情，随时鸣枪报警。这样，修堤民工实行了军事化，做到了有组织地集中，有领导地分散。每天出工的人数达到万人以上，号子声此伏彼起，老人们慨叹说：“人老几辈，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壮观的场面。”经过20多天的奋战，完成了修堤工程，还捉到两个下乡骚扰的二黄，真正做到了“修堤与打鬼子两不误”大家都夸徐主任指挥得好。
“立夏十八朝，家家往家挑。”春去夏来，县委发出了武装保护夏收的指示。眼看其他田块的麦子都收割完了，唯有靠近王家潭敌据点的麦子没人敢去收。“不能让鬼子得到一粒麦子！”徐可琴走东穿西动员群众收麦子“只要鬼子敢出来捣蛋，区队手里的枪杆子又不是烧火棒！”群众壮了胆。于是在一天晚上，区乡基干队与据点周围的群众一起出动，民兵负责监视碉堡里的敌人，群众负责收割麦子。割的割，挑的挑，老大一片麦地，只用了半夜时间就收了工。第二天一早，鬼子看见麦田里光秃秃的，急得嗷嗷乱叫。
由于可琴领导区乡基干民兵对王家潭据点里的敌人长期围困，弄得鬼子和二黄缺吃少烧，加上新四军和我地方部队频频反击，日伪实在难以支撑下去，只得在这一年的夏秋之际灰溜溜地撤离了王家潭。
十、烧盐的当了县长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新四军乘势反击，收复了一个又一个汪伪据点。敌人走了，当年抢走的群众财产扔在据点里触目皆是。群众的财产自然要物归原主。但是，要是你也来拿，他也来抢，那就一定会乱了套。可琴受命处理此事。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大家的事情还是由大家来管，领导干部不出面，由群众公推委员会说了算。办法是：各人家的东西，由各人家自己先拣出来，贴上字条，如果以后没有他人再要认领了，才准领回去；如果发生争执，听凭委员会公议处断。这样一来，没人占强，没人挨欺，抬的抬，挑的挑，群众个个眉花眼笑，没有一个嘴尖鼻子翘的。吴一昊同志得知此事，连连夸奖：“别看事情小，想得还真周到，徐可琴比以前更加成熟啦！”
日寇兵败如山倒，掘港、如皋等大城镇一个接一个被我军收复。收复如皋城的那一天，陆福康也被俘获，押归沿岸乡，公审后当场枪决。这个曾经带路暗杀徐可琴的汉奸恶棍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随着被收复区域的迅速扩大，新解放区的开辟工作日益繁忙。可琴升任新成立的大区——丰利区委副书记。不久又受命代理区委书记。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由于积劳成疾，可琴多年置下的胃溃疡病在1946年春上来了一次总发作，胃疼得一点汤水不能沾。胃疼之外，又加上打摆子；打摆子之外，又加上出天花；出天花之外，又加上眼睛生了个大疖子。真是祸不单行啊！
一连几天，可琴额头滚滚烫，烧得是昏昏糊糊。眼睛又看不见，只好躺在床上，脑子里成天云里雾里的，不知道是梦还是真。一会儿梦见童年时忍饥熬寒那淹心的苦，一会儿梦见中央军绑票打人那刻骨的恨，一会儿又梦见徐先正追船打人那血海的仇。每当脑子里幻现出仇人们凶神恶煞的丑像，往往一惊而醒，冷汗淋漓。
这一病就是几个月。春上放的躺，到夏天才能起床。区里的同志经常来看望他。吴一里、崔德耀也托人捎信问候他的病。同志们告诉他：在他生病期间，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发动的全面内战，中共中央发出了五四指示，决定把党的土地政策由抗日战争中的减租减息，改变为没收地主富农多余土地分配给缺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按照这个指示，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在如东农村全面展开。可琴本来就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听到这些消息，哪里还躺得住？他心里明白：外面的工作正需要人去做哪！
几个月的卧床，弄得可琴的身子瘫软得像一堆棉花，站都站不稳。“只要能起床，就不能再放躺！”可琴咬咬牙，硬撑起身子，拄着拐杖，摇摇晃晃走出家门，在门前场上踅踅地走。邻居相见，都连称“阿弥陀佛”祝贺他逃过了阎王爷的鬼门关。
“同志们都在紧张工作，我落闲，这怎么行？”可琴刚能走稳路，就坚决谢绝了父亲、大姐和左右邻舍的苦言劝阻，带着一脸苍白瘦削的病容，拄着拐杖，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他走东乡，到西乡，带领工作队访贫问苦，发支群众诉苦情，算细账，斗地主，丈田地，分浮财。翻身农民个个喜笑颜开，只有徐先正一伙带着金银细软溜进了掘港城。几个月下来，可琴不但没有被累垮，火热的工作反而使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硬朗起来。每当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他那讨厌的胃溃疡发作时爆发出来的揪心疼痛，似乎也不那么感觉得到了。
夏去秋来。1946年9月的一天，忽然有个熟识的同志来找徐可琴，离得老远就大声嚷道：“恭喜你，你当了副县长啦，还兼着苴丰区委书记呢！”“没这事！别骗我！这不可能！”烧盐的人，过去被人瞧不起的“盐花子”如今要当副县长！开天辟地没有过的事，这叫他徐可琴哪里敢相信？！“我从县里办事刚回来，”来人认真解说“是真的，不骗你！”“我是个粗人，做做具体工作还可以。当副县长，我不配！”“你不配，谁配？你这个穷人的灶长，救荒的乡长，领导反清乡斗争的区队政委，你不配当，谁配当？”父亲和大姐听说可琴要当副县长，全家欢天喜地，像过年一样。可琴恳切地对父亲和大姐说：“这可决不是我徐可琴有能耐。要不是共产党的指引，同志们的帮带，我徐可琴到现在还不只是个穷烧盐的？做梦也不会做到当什么副县长啊！”老父亲也不想再以家务事难为他了，他真诚地对儿子说：“我是大半绝身子下了黄土的人了，也弄不懂你们党里头的事情。家里有你大姐照应我，你就放心大胆地出去，为共产党、为穷苦人做工作去吧，不要记挂我。”
从此，可琴更加努力地学习，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只要是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指示，他总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努力做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这年冬天，北坎、苴镇、丰利、栟茶等盐场办事处的同志根据淮南盐务管理局的指示，提出在如东盐区实行废灶兴垦，一次废掉，全部停止小籽煎盐的生产。可琴熟知灶民的具体情况，经过慎重思考，他提出了“逐步、分批”实施的具体意见，先动员少数零散的、有田的、生活较为宽裕的盐民弃盐转农，其余的暂且维持现状，并动员生活困难的烧户合并到条件较好的墩子上去继续烧盐，等待条件成熟以后再转农，不搞“一刀切”这样做，避免了“驼子跌跟头——两头不着实”给盐民生活造成的困难，受到了广大灶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1947年1月，国民党反动军队带同地主“还乡团”武装向我沿海解放区发支了全面进攻，先后占领了马塘、掘港、栟茶、丰利、苴镇等大小城镇。大批革命干部奉命北撤，而徐可琴受命留在沿海地区，坚持原地斗争。他支撑着时好时坏的病体，带领区乡民兵，依托熟悉的地理民情，与敌人下乡“清剿”、“驻剿”、“会剿”、“扫荡”的部队反复周旋央敌人“拉网梳篦”的夹缝中，不失时机地开展各项党政工作。这年夏天，崔德耀——他的革命引路人，率领部队执行任务，返回途中在南通县的陈家酒店休息时，突然遭到国民党保安部队的偷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41岁。噩耗传来，可琴背着别人淌了眼泪。从此，他的性格变得更加深沉。他把对引路人的无限记念之情，都融化在更加坚决地投入当前的反“清剿”斗争上。这年的12月7日夜里，我英勇的华东人民解放军31旅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第三次攻打掘港城。可琴受命与专员朱启东一起，组织后勤司令部，动员了数以千计的民工、担架队，配合子弟兵作战，并雉了大批的粮食和军用器材，保证了部队攻城作战的顺利进行。他从解放战争发展的进程上，看到了崔德耀以及他的其他战友们那永恒的存在：烈士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1948年1月，徐可琴升任中共如东县委委员、如东县人民政府县长。职务升了，他身上却还是那副老打扮：青布围裙拦腰系，本布衣裳小袖口，上身穿一件老棉袄，脚上蹬一双土布鞋，党内党外都知道如东有个工农县长徐可琴。地位高了，他说话还是那副老口气：路上碰见灶区的人，又是点头又是笑，家常话和拉几句，温暖亲热得像是亲兄弟。从此，他白天黑夜总是忙碌，农区，灶区，到处留下了他访贫问苦和布置、检查工作留下的脚印。这年冬天，淮海战役打响。解放区掀起了大参军运动。他亲自给一个又一个入伍的农家子弟戴上大红花，亲切地嘱咐他们说：“大家只管放心勇敢地到前线去打老蒋，家里的事情都交给我了，一切由我负责！”应征的青年人开拔走了，可琴没忘了督促区乡政府，把他们家属小孩的生活尽可能优先安排得好好的。父老妻儿写信到了前方，子弟们在前方打仗一个比一个更勇敢。
蒋介石兵败如山倒。1949年2月，南通地区全部解放。徐可琴又受命组织大批民工、渔船，支援解放大军渡江。据统计，在1948年7月至1949年9月的一年零两个月中，经可琴领导县区乡政府动员组织的支前民工共有4期，计19543人，担架1580副，挑子7507副，每期都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他还先后动员10万群众，运粮47万多担，运草354万多担，支援淮海和渡江战役。领导和群众都说徐可琴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如东人民把徐可琴看成是自己忠实的儿子，而盐区的灶民群众更把可琴看成是盐家杰出的骄子而引为自豪。每当绕膝的重孙辈缠着如今已经当了曾祖父的老一辈盐民，央求他们讲述当年南通地区盐民革命斗争故事的时候，这烧盐的“盐花子”在共产党教导下翻身当了县长的故事，便成了他们首选的话本。
（2003年11月30日重录留存）
际问题要解决，所以成天东奔西走，有时还要召开灶民积极分子会统一思想。白天灶民要生产，开会只有利用晚上。要说的内容多，常常一开就是大半夜。这天恰是元宵佳节，又是新年里的头一场积极分子会，所以到的人还真不少。大家喜气洋洋，互道“恭喜发财”不免按照往年的惯例，一个一个地向新灶长递上纸包儿：“老规矩，帮稚灶长开开财门。”推来拉去，可琴好不容易才谢绝了大家的一片好心。他既认真又诚恳地对大家说：“过去我们受顽灶长的欺压，逢年过节哪个不给他送红纸包儿，他就想法子揪你，送了红纸包儿就可以烧私火。现在民主政府不时兴这个了！民主政府鼓励大家多烧盐，自由买卖，就灶征税，赚多赚少都归你们，灶长我不落你们一分一文。就是有一条，不准烧私火，不许偷漏税！”可琴说得入情入理，大家听了心服口服，都笑呵呵地说：“民主政府处处为我们盐民着想，要是再烧私火，良心上也说不过去了！”等到工作布置完毕，散会时已是三更过后。出得会场，有人要陪送徐可琴回家，可琴婉言谢绝：“从小走惯了的路，眼睛闭了也摸得到！各位放心请回吧！”说完，便独自一个人往回家的路上走去了。是啊，大男人一个，哪有怕走夜路的？
十五的月亮，又大又圆，在大块大块乌云的缝隙中缓缓地穿行。俗话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这浓云蔽月的下半夜，加上早春凛冽的海风，不由人不毛骨耸然。可琴仗着身强力壮，放开胆子向家里走。渐渐地，良离家越来越近，只有里把路了。路边不远处就是哥哥嫂嫂住的茅草屋。他忽然想到：“过年以来因为忙，还没有去看望过他们，何不顺路先到哥哥家里拜个晚年？”敲门进屋，拿烟倒茶，一顿寒暄之后拉起了家常，不知不觉外面已是大天亮。就这样，匪徒们的暗杀阴谋落了空。严仲达还不死心，又接连蹲候了几天。不是白天不好下手，就是夜晚看不清人，阴差阳错的总是不能得手。匪徒中不信奉迷信的，以为徐可琴命不该死，加上民主政府得到报告，下令调查此事，匪徒们唯恐自身难保，不得已，只好放弃了暗杀的计划。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盐区的恶势力安心要让徐可琴在工作上出岔子，他们才好见缝下蛆。早春二月正当农闲，远近农民手执农抗会开的证明，来海边贩盐的特别多，放盐分处打零票的来不及，客贩们一等就是大半天，可琴心里十分关键。这里急需要增加人手，那里徐先正已经暗地里托人介绍一个年轻小伙子送上了门。小伙子人长得精神，写字算账样样能，尤其是打得一手好算盘“滴滴嗒嗒”——点水不漏，很快就赢得了可琴的信任，就连每日收取的盐税款都放心大胆地交由他一并保管。没料想，有一天小伙子连人带款溜了号！可琴得报傻了眼，连忙派人四下里追寻，哪里还有个人影？弄得徐可琴只有跌足吧恨。幸亏朱场、姜主任对可琴的为人品德了如指掌，熟知他是个实心直肠的人，否则难免不引起猜忌，要是摊上个“伙同贪污”的娣，那可就够徐可琴消受的了！弄不好，灶长的位置就得挪屁股走人。崔德耀也托人捎信，勉励他吸取教训，努力工作。从此徐可琴做工作分外谨慎小心。
此计不成，还有一计。徐先正一伙横下一条心：“决不能让徐可琴把灶长做稳了！”这年的8月13日，日伪军联合对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相继侵占了李家堡、栟茶、掘港、马塘等主要集镇。之后，一个可怕的谣言在沿海一带到处流传：“新四军已经打光了。老中央就要回来了！”起初，可琴还充满自信，逢人就辟谣：“不可能！新四军打仗只有赢！”但是谣言却越传越登劲，严仲达更是言之凿凿，摆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架式，不由人不相信：“我亲眼看见他们垮下来，崔德耀只剩下了一个排。日本兵来了整大淘的，这下子看帮新四军做事的人吃得消！”刚巧大“扫荡”才过去，新四军的部队为了避开敌人的寻歼，辗转移动，进入了游击状态，一连好几天联系不上。可琴和他的一群同志，为了革命，吃多大苦也不在乎，但是如果真的没有了新四军，那就意味着失去了靠山，前景哪堪设想？现在谣言盛传，一个个信以为真，都成了泄了气的皮球，成天愁眉苦眼，唉声叹气，工作差不多陷于停顿。可琴的父亲生性胆小怕事，这下子成天不是埋怨就是抢白：“不要再谈你的什么工作不工作，我看你还不如安登点儿歇在家里喝糁儿粥！”弄得可琴心里边也撑不住了，一连几天茶饭不思，又愁又焦，人瘦了一大圈。一天，有个同志找上门来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看新四军里边人不算少，哪里能够一下子就打光了？”可琴一听，敲头拍脑，连连说：“对！对！我怎么就不曾想到亲自去找一找呢？”当下拔腿出门，一路向南走，打听新四军部队的下落。依着老乡的指点，第三天下午就找到了崔德耀。他现在已经是如皋县警卫团第一大队的大队长了，还兼着成立的党委书记团的参谋。可琴在那里又一次见到了当年盐民自卫队的伙伴们，大家久别重逢，那份亲热劲就不用说了。吃了饭，往回转，一边赶路，一边检讨：“眼看自己的年纪过了30往40上数了，遇事怎么还这样不老火？真惭愧呀！”回到灶区，可琴把亲眼目睹的情况一宣传，同志们都转忧为喜，精神大振，各项盐务工作又重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鉴于徐可琴在工作上一步一步成熟起来，几个月以后苴镇沿海灶区单独成立第十五行政区，可琴被调升为区委副书记，兼区队副队长。不久，严仲达因为阴谋暗杀徐可琴和煽动新四军海防团的战士私下里开小差等事败露，被抗日民主政府逮捕法办。徐可来等其他参与者，被勒令具结悔过后从宽处理。唯有陆福康一人，因为溜进了汪伪部队盘据的如皋县城，而负案在逃。
八、救荒乡长
1942年，徐可琴升任十五区区委书记。同年，上级安排他在苴镇、丰利进行“二五减租减息”和“倒租”的典型示范。由于工作出色，1943年调任新成立的大区——丰东区区委委员兼组织股长。区委书记兼区长吴一里，曾是1939年抗支政工队海滨组的成员，也是徐可琴的引路人之一。在他手下工作学习，可琴觉得十分高兴。
这年春天，由于上年夏秋间大旱粮歉，引发了开春以来严重的饥荒。市镇上连麸皮也买不到，人们只能以豆渣、秕糠、树皮、草根为食。到处是饥饿的人群。
苴镇一带灶区的盐民从正月开头就断了顿。但旧政权委任的沿岸乡乡长严仲和不顾灶民的死活，自家屋里囤满粮食，还克扣由他经手收发的赈济粮，以致在他家大门外边躺着许多等着发粮的饥民。严仲和，是地痞恶棍严仲达的胞兄，只因他为人活络有文化，1940年冬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时予以原职留用，不想这一次他露出了贪婪刻毒的豺狼本相。正月初五日，灶区聚集盐民百十人，农区聚集农民二百多，大家一起来到严乡长家。众人合力把这位“严乡长”举到空中，限他承认允许大家“吃麻雀饭”严慑于众怒，只得承认。于是，众人即自当日从富户严家老四家吃起，饥民开始了“吃大户”
事情反映到区里，区长吴一里急忙赶到沿岸乡。吴区长到达时，饥民正在吃着“麻雀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齐声诉苦，控告严仲和。吴区长听罢，马上召集饥民开大会。会上，吴区长说：“古人有话，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上梁是正的，下梁却是歪的！看来，严仲和这样的人不能再当乡长了！不过，新乡长由谁来当，请大家推荐推荐。”众人嘁嘁喳喳议论了半天，谁也没有想出一个合适的人来。这时吴区长又说话了：“我倒想到一个人。他从小过荒饿过肚子，亲身尝过没粮吃的苦。他当区队副时，队里的小伙子肚皮大，粮饭不够吃，他亲自推磨做糁子，解决问题的办法多。”没等吴区长把话说完，人群中有人大叫起来：“吴区长，你说的是徐三爹吧？他当灶长时帮过我们穷苦人。我同意！”“同意徐可琴当乡长！”“同意！快给我们发粮吧！”当时群情踊跃。发粮救荒的事，从此就认徐可琴说话了。
“找徐乡长要粮去啊！”第二天，不知是谁带了头，饥民们像涨潮一样涌向了乡公所。徐可琴出现在群众面前，大家都静下来，听他讲话：“乡亲们！大家熬饿我晓得，我徐可琴一定想办法让大家尽早拿到粮食！但是，有的人坏透了良心，直到现在，账和印全部不曾交，我一粒粮食都还不曾收得到！”
“找严仲和个狗日的算账去！”没等徐可琴把话说完，人群中腾起一声喊，大家又像海涛一样向严仲和的家涌去。七吵八嚷逼出来了严仲和。望着门前场上黑压压的人头，严仲和不免心里一阵阵发虚，头皮一阵阵发麻，额头上直冒冷汗。人们不住声地责问他“印在哪里？”“粮在哪里？”“”见他只是一味支吾，毫无诚意，众人蓄积已久的愤怒如火山喷发似的爆发了。“打他个狗狼养的！”不知是谁先吼了一声。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人们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直打得严仲和哭爹喊娘，跪地求饶。幸亏吴区长闻讯派了人来，押令他速到区里交清赈粮收发账，这才解了围。
可琴接了印与账，马上派人通知各保保长都到乡公所，要他们立刻算清两笔账：“第一笔，赈粮收、发、存明细账；第二笔，缺粮人口具体数字，大口、小口各有多少，哪些人急等要粮？限在今天晚上八更八点上报乡公所！”正在这时，又有一批饥民聚集在乡公所门口等要粮，几个饿急了的甚至要冲进来。徐可琴用眼睛扫视着几个保长说：“哪一位愿意出动说一说？”这些人过去在严仲和手下，上梁不正下梁歪，少不得办事拆烂污、揩油水。现在听徐乡长叫他们出去见饥民，一个个担心挨打，吓得脸都脱了色，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异口同声地说：“还是徐乡长去最合适。”可琴走到门外，饥民们立即围上来。可琴长话短说：“乡亲们，叫你们久等，我很不过意。今天时间不早了，我们连夜赶，说话算数，保证明天发粮食。不过有一条，急等的先领，其余的我们尽快解决，保证不饿死一个人！”
保长和饥民一走，可琴立即派人敦请全乡的富绅、土豪、资本家都乡公所开会。由饥民推选的代表与他们逐个协商，劝募粮食。又动员开明士绅在会上自报捐献。以此互相推动，公平负担，达到有粮的出粮，有钱的出钱。又，是众人推选专人，负责把捐献所得的几百担粮食合理分期地支付给各个缺粮户，直到春荒结束为止。会议一直开到夜深才散。会后又轧算各保报来的人粮账目，乡公所窗棂眼里的灯光亮了个通宵。
第二天一大早，可琴叫人先把以前发剩的赈粮都集中起来，加上临时劝借来的粮食，先发给急等要粮的饥民，这一天，太阳刚到小日中，饥民们拿箩的，拿袋的，一齐往乡公所大场上攒拥。可琴按照各保提供的名单，叫一个，领一个。虽说是人头攒动，话语如潮，却又是乱中有序，有条不紊。饥民们一个个乘兴而来，又一个个满意而归。
与此同时，可琴利用各种场合对饥民加强教育，积极贯彻民主政府制定的生产自救方针。动员盐民多烧盐，动员农民种好田，又组织饥民中的青壮劳力参加修筑范公堤，实行以工代赈。又把募得的钱款交给精明能干的饥民去做生意。这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帮助饥民渡过了春荒。沿岸乡的做法被上级发现，总结出来在全区推广。
春去夏来，救荒工作圆满结束。可琴让人把前后经募的粮食、钱款，以及受赈领粮的人口账目，都一一张榜公布。上上下下哪个不夸徐乡长有能耐，为人民群众做了一件积功积德的大好事？
这年底，为了粉碎日伪正在推进的“清乡”行动，经区长吴一昊推荐，徐可琴升任区署助理、区委副书记。“徐乡长要调回区里去啦！”得到消息的人们赶制了锦旗，敲锣打鼓的前来送行。一个叫周少青的乡民，春上用乡公所劝募的赈济款作本钱做买卖，赚了大钱。一听说乡长要调走，马上包了500块钱，专诚送到乡长家里。两人勒眉暴眼的争持了大半天，结果是送礼的扔下钞票走了人。可琴追人追不上，一转念，立即把钞票交给了党组织。后来党组织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把这笔款子转给新成立的乡基干队，用作吃半夜饭的开支。为了这件事，可琴还挨了新续的女人的好一顿数落和埋怨呢。
九、区队政委
1944年，吴一里同志调到县里任职，徐可琴受命代理丰东区委书记兼区队政委。从这年春上起，如东沿海抗日民主根据地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日伪在“延期清乡”局部得逞之后，又开始了“高度清乡”敌人以小集镇为据点，以公路为骨架，交织成梅花桩式的封锁网，对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企图压缩乃至破坏我抗日军民的活动。
这年8月，日伪军进占王家潭。距离作为苏中四分区后勤基地的苴镇一带只有十几里地。敌人在王家潭驻了部队，筑了碉堡，摆出了一副要长期占领的架式。这时我新四军主力部队为了避开优势敌人的锋芒，已经跳出内线，转移到外线作战。因此王家潭的敌人得以有恃无恐。他们以据点为依托，经常沿范公堤向东向西下乡袭扰，企图寻歼我地方武装，捕杀我抗日干部，抢椋沿堤两侧人民的财产，气焰甚是器张。上级首长把围困王家潭敌人的任务交给了徐可琴和他领导的区乡民兵基干队。
可琴心想：范公堤是敌人出动袭扰的必经之路，要围困敌人，只有在范公堤上动脑筋最为有效。他带着这个想法，找到了新任的沿岸乡乡长杨述祖。这个杨乡长，别的工作榜样都在行，就是不敢带武装。可琴有心锻炼他的胆量。一天，可琴集合好基干队，对杨乡长说：“干革命，不敢拿枪杆子，八世都不得成功！走，今晚跟我到范公堤上去吹吹风！”
可琴领头，一行人来到离王家潭碉堡不远处的范公堤上。他们趁着月黑，挖坑的挖坑，埋雷的埋雷，另外还栽了一块画有漫画的木牌。当王家潭的敌人听见破路铁器的响声，从炮楼里向发出响声的地方轰隆轰隆打炮的时候，可琴已经带着述祖一群人走远了。第二天一早，他们又悄悄埋伏在雷区两侧，静静地守候敌人出动。接近晌午时分，鬼子一个小队与“二黄”一个排出动下乡“扫荡”走到木牌前，领头的一个鬼子仔细端详着木牌上的漫画，看见上面画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国人，正用手指着一个身材矮小的日本军人大骂，便问跟随他的二黄：“木牌子写的，什么的干活？”那二黄又是点头，又是哈腰，赔着小心，告诉日酋说：“报告太君，上面写的是一句顺口溜。”“你的，念一念！”“是。‘小日本，黑心狼，来清乡，命不长！’”鬼子一听，又是吹胡子，又是瞪眼睛，气得脸色铁青，连连叫道：“八格牙路的，大大的，死了死了的！”一边叫，一边就用他那双长满长毛的双手抓住木牌的杆子用力一拔，狠命地向范公堤下摔去。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日酋和身体被炸得上了天。紧接着，范公堤两边的草丛里“乒乒乓乓”的又是一排枪响，打得鬼子二黄晕头转向。东冲西突，脚底下又踩响了其他地雷，只听“轰隆”、“轰隆”一声接一声巨响，敌人被炸得死的死伤的伤，其余的不明虚实，向两侧胡乱打了几枪，慌慌忙忙撤回了王家潭。这次战斗，敌人丢下了好几具尸体，我民兵基干队无一死伤。
敌人恼羞成怒，倾巢出动，下乡杀人放火。一时间，方圆十几里的地区狼烟四起，不知有多少抗属家的房子遭了殃。转眼到了白露。古人有言：“白露身不露。”被烧了房子的人家无房安身，一到晚上，到处是儿啼母哭，好不凄凉！可琴连忙召开群众大会，公布被烧抗属的名单，号召大家发扬团结抗敌的精神，实行互助共济。于是这家拿出十担草，那家献出几棵树，障匠主动帮助扎望障，木匠主动帮助树梁柱，七手八脚，众人出动，被烧的人家又住上了新草房。大家团结抗日的劲头更足了。
冬去春来，眨眼已是1945年的春季。在抗日军民的连连打击下，鬼子的“清乡”已是强弩之末。王家潭的敌人成天龟缩在碉堡里，轻容易不敢出动。抗日民主政府决定利用农闲，发动沿海群众，修筑一下已是百孔千疮的范公堤。县里把任务交给了徐可琴。海堤是沿海人民的屏障，每年夏秋间风大潮盛，一旦决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对修堤，群众没人不乐意，就是担心小鬼子趁机偷袭。可琴了解大家的心思，耐心动员说：“大家不要怕！鬼子的清乡已经成了马后炮，它想大揪已经不可能了。当然，如果它临死蹬三脚，我们区乡基干队也不是吃干饭的！”一番话说得大家放了心。于是成立了修堤委员会，大家公推可琴为主任，统一指挥。全县各乡各村相应成立修堤组织，划段分工负责。民工自带粮草，煮饭烧茶由妇抗会负责。在堤两旁搭建了工棚，民工收工后就在左近住宿。上工下工统一以鸣锣敲钟或升降旗为号。一上工就放出警戒岗哨，发现敌情，随时鸣枪报警。这样，修堤民工实行了军事化，做到了有组织地集中，有领导地分散。每天出工的人数达到万人以上，号子声此伏彼起，老人们慨叹说：“人老几辈，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壮观的场面。”经过20多天的奋战，完成了修堤工程，还捉到两个下乡骚扰的二黄，真正做到了“修堤与打鬼子两不误”大家都夸徐主任指挥得好。
“立夏十八朝，家家往家挑。”春去夏来，县委发出了武装保护夏收的指示。眼看其他田块的麦子都收割完了，唯有靠近王家潭敌据点的麦子没人敢去收。“不能让鬼子得到一粒麦子！”徐可琴走东穿西动员群众收麦子“只要鬼子敢出来捣蛋，区队手里的枪杆子又不是烧火棒！”群众壮了胆。于是在一天晚上，区乡基干队与据点周围的群众一起出动，民兵负责监视碉堡里的敌人，群众负责收割麦子。割的割，挑的挑，老大一片麦地，只用了半夜时间就收了工。第二天一早，鬼子看见麦田里光秃秃的，急得嗷嗷乱叫。
由于可琴领导区乡基干民兵对王家潭据点里的敌人长期围困，弄得鬼子和二黄缺吃少烧，加上新四军和我地方部队频频反击，日伪实在难以支撑下去，只得在这一年的夏秋之际灰溜溜地撤离了王家潭。
十、烧盐的当了县长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新四军乘势反击，收复了一个又一个汪伪据点。敌人走了，当年抢走的群众财产扔在据点里触目皆是。群众的财产自然要物归原主。但是，要是你也来拿，他也来抢，那就一定会乱了套。可琴受命处理此事。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大家的事情还是由大家来管，领导干部不出面，由群众公推委员会说了算。办法是：各人家的东西，由各人家自己先拣出来，贴上字条，如果以后没有他人再要认领了，才准领回去；如果发生争执，听凭委员会公议处断。这样一来，没人占强，没人挨欺，抬的抬，挑的挑，群众个个眉花眼笑，没有一个嘴尖鼻子翘的。吴一昊同志得知此事，连连夸奖：“别看事情小，想得还真周到，徐可琴比以前更加成熟啦！”
日寇兵败如山倒，掘港、如皋等大城镇一个接一个被我军收复。收复如皋城的那一天，陆福康也被俘获，押归沿岸乡，公审后当场枪决。这个曾经带路暗杀徐可琴的汉奸恶棍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随着被收复区域的迅速扩大，新解放区的开辟工作日益繁忙。可琴升任新成立的大区——丰利区委副书记。不久又受命代理区委书记。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由于积劳成疾，可琴多年置下的胃溃疡病在1946年春上来了一次总发作，胃疼得一点汤水不能沾。胃疼之外，又加上打摆子；打摆子之外，又加上出天花；出天花之外，又加上眼睛生了个大疖子。真是祸不单行啊！
一连几天，可琴额头滚滚烫，烧得是昏昏糊糊。眼睛又看不见，只好躺在床上，脑子里成天云里雾里的，不知道是梦还是真。一会儿梦见童年时忍饥熬寒那淹心的苦，一会儿梦见中央军绑票打人那刻骨的恨，一会儿又梦见徐先正追船打人那血海的仇。每当脑子里幻现出仇人们凶神恶煞的丑像，往往一惊而醒，冷汗淋漓。
这一病就是几个月。春上放的躺，到夏天才能起床。区里的同志经常来看望他。吴一里、崔德耀也托人捎信问候他的病。同志们告诉他：在他生病期间，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发动的全面内战，中共中央发出了五四指示，决定把党的土地政策由抗日战争中的减租减息，改变为没收地主富农多余土地分配给缺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按照这个指示，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在如东农村全面展开。可琴本来就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听到这些消息，哪里还躺得住？他心里明白：外面的工作正需要人去做哪！
几个月的卧床，弄得可琴的身子瘫软得像一堆棉花，站都站不稳。“只要能起床，就不能再放躺！”可琴咬咬牙，硬撑起身子，拄着拐杖，摇摇晃晃走出家门，在门前场上踅踅地走。邻居相见，都连称“阿弥陀佛”祝贺他逃过了阎王爷的鬼门关。
“同志们都在紧张工作，我落闲，这怎么行？”可琴刚能走稳路，就坚决谢绝了父亲、大姐和左右邻舍的苦言劝阻，带着一脸苍白瘦削的病容，拄着拐杖，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他走东乡，到西乡，带领工作队访贫问苦，发支群众诉苦情，算细账，斗地主，丈田地，分浮财。翻身农民个个喜笑颜开，只有徐先正一伙带着金银细软溜进了掘港城。几个月下来，可琴不但没有被累垮，火热的工作反而使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硬朗起来。每当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他那讨厌的胃溃疡发作时爆发出来的揪心疼痛，似乎也不那么感觉得到了。
夏去秋来。1946年9月的一天，忽然有个熟识的同志来找徐可琴，离得老远就大声嚷道：“恭喜你，你当了副县长啦，还兼着苴丰区委书记呢！”“没这事！别骗我！这不可能！”烧盐的人，过去被人瞧不起的“盐花子”如今要当副县长！开天辟地没有过的事，这叫他徐可琴哪里敢相信？！“我从县里办事刚回来，”来人认真解说“是真的，不骗你！”“我是个粗人，做做具体工作还可以。当副县长，我不配！”“你不配，谁配？你这个穷人的灶长，救荒的乡长，领导反清乡斗争的区队政委，你不配当，谁配当？”父亲和大姐听说可琴要当副县长，全家欢天喜地，像过年一样。可琴恳切地对父亲和大姐说：“这可决不是我徐可琴有能耐。要不是共产党的指引，同志们的帮带，我徐可琴到现在还不只是个穷烧盐的？做梦也不会做到当什么副县长啊！”老父亲也不想再以家务事难为他了，他真诚地对儿子说：“我是大半绝身子下了黄土的人了，也弄不懂你们党里头的事情。家里有你大姐照应我，你就放心大胆地出去，为共产党、为穷苦人做工作去吧，不要记挂我。”
从此，可琴更加努力地学习，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只要是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指示，他总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努力做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这年冬天，北坎、苴镇、丰利、栟茶等盐场办事处的同志根据淮南盐务管理局的指示，提出在如东盐区实行废灶兴垦，一次废掉，全部停止小籽煎盐的生产。可琴熟知灶民的具体情况，经过慎重思考，他提出了“逐步、分批”实施的具体意见，先动员少数零散的、有田的、生活较为宽裕的盐民弃盐转农，其余的暂且维持现状，并动员生活困难的烧户合并到条件较好的墩子上去继续烧盐，等待条件成熟以后再转农，不搞“一刀切”这样做，避免了“驼子跌跟头——两头不着实”给盐民生活造成的困难，受到了广大灶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1947年1月，国民党反动军队带同地主“还乡团”武装向我沿海解放区发支了全面进攻，先后占领了马塘、掘港、栟茶、丰利、苴镇等大小城镇。大批革命干部奉命北撤，而徐可琴受命留在沿海地区，坚持原地斗争。他支撑着时好时坏的病体，带领区乡民兵，依托熟悉的地理民情，与敌人下乡“清剿”、“驻剿”、“会剿”、“扫荡”的部队反复周旋央敌人“拉网梳篦”的夹缝中，不失时机地开展各项党政工作。这年夏天，崔德耀——他的革命引路人，率领部队执行任务，返回途中在南通县的陈家酒店休息时，突然遭到国民党保安部队的偷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41岁。噩耗传来，可琴背着别人淌了眼泪。从此，他的性格变得更加深沉。他把对引路人的无限记念之情，都融化在更加坚决地投入当前的反“清剿”斗争上。这年的12月7日夜里，我英勇的华东人民解放军31旅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第三次攻打掘港城。可琴受命与专员朱启东一起，组织后勤司令部，动员了数以千计的民工、担架队，配合子弟兵作战，并雉了大批的粮食和军用器材，保证了部队攻城作战的顺利进行。他从解放战争发展的进程上，看到了崔德耀以及他的其他战友们那永恒的存在：烈士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1948年1月，徐可琴升任中共如东县委委员、如东县人民政府县长。职务升了，他身上却还是那副老打扮：青布围裙拦腰系，本布衣裳小袖口，上身穿一件老棉袄，脚上蹬一双土布鞋，党内党外都知道如东有个工农县长徐可琴。地位高了，他说话还是那副老口气：路上碰见灶区的人，又是点头又是笑，家常话和拉几句，温暖亲热得像是亲兄弟。从此，他白天黑夜总是忙碌，农区，灶区，到处留下了他访贫问苦和布置、检查工作留下的脚印。这年冬天，淮海战役打响。解放区掀起了大参军运动。他亲自给一个又一个入伍的农家子弟戴上大红花，亲切地嘱咐他们说：“大家只管放心勇敢地到前线去打老蒋，家里的事情都交给我了，一切由我负责！”应征的青年人开拔走了，可琴没忘了督促区乡政府，把他们家属小孩的生活尽可能优先安排得好好的。父老妻儿写信到了前方，子弟们在前方打仗一个比一个更勇敢。
蒋介石兵败如山倒。1949年2月，南通地区全部解放。徐可琴又受命组织大批民工、渔船，支援解放大军渡江。据统计，在1948年7月至1949年9月的一年零两个月中，经可琴领导县区乡政府动员组织的支前民工共有4期，计19543人，担架1580副，挑子7507副，每期都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他还先后动员10万群众，运粮47万多担，运草354万多担，支援淮海和渡江战役。领导和群众都说徐可琴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如东人民把徐可琴看成是自己忠实的儿子，而盐区的灶民群众更把可琴看成是盐家杰出的骄子而引为自豪。每当绕膝的重孙辈缠着如今已经当了曾祖父的老一辈盐民，央求他们讲述当年南通地区盐民革命斗争故事的时候，这烧盐的“盐花子”在共产党教导下翻身当了县长的故事，便成了他们首选的话本。
（2003年11月30日重录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