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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不是把她看成一成不变、只需照抄照搬、一概灵验的僵死教条,而是把她作为灵活运用、指导实践、并且据以发展新理论的行动指南。自以为是的人说“唯一标准”的表述,是由某伟人发明的,被某伟人引用的,是某本本印了字的,因而移易不得。这实际上是认为打破“两个凡是”的思维定式,仅仅是针对毛一个人的,而不是一视同仁,同样适用于在毛之前、在毛之时、在毛之后的中国乃至人类一切思想家与理论家的。似乎在确定对毛不适用“两个凡是”之后,还有别的甚样人,甚样文,甚样书,说的每一句话,写的每一行字,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因而继续适用“两个凡是”这种观点离开了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离开了党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离开了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本色。列宁说:“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46页)邓小平说:“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邓选第2卷,第149页)有意无意地搞改头换面的“两个凡是”只会禁锢理论创新,形成新的束缚思想进步的精神枷锁,窒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永续发展的生机活力。小平同志如果再世,也会对此感到忧虑,并且提出批评。
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无损毛泽东的伟大。同理,消亡曾经起过积极作用、而现在不再继续适用的“唯一标准”表述,对谁都没有妨害。一是无损于胡耀邦的光彩。他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开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上的突出贡献,和在廉洁从政、勤恳为民上的高尚品格,全党皆知;他因为一时笔误,把“第一”写成“惟一”为胡福明教授的论文帮忙到七分,出发点无容非议。二是无损于邓小平的光辉。他在领导全党扬弃毛泽东晚年实践,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上的卓越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共党史上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世界瞩目。在真理标准上,他先是恢复实践标准,随后提出生产力标准,相继提出人民拥护标准、历史论定标准,本身突破了“唯一标准”的樊篱。三是无妨于批评毛晚年错误。因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上了书、进了课,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四是无伤于改革开放。因为强国之路和立国之本,同时纳入党的基本路线,载在党章,刊在宪法;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寰宇首肯,它所催生的中华崛起势不可挡。五是不属于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讨论哲学命题,属于学术范畴。何况“唯一标准”从未进过全党的总章程,反而是党章对检验真理的标准,早在9年以前,已经有了比“唯一标准”更全面、更完善、更恰当、更科学、更有生命力的新表述。至于极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把“唯一标准”用作离间毛邓、虚无历史、倒毛颠共的理论基点和口实法器,那就离开了轻松活泼的学术讨论范畴,而进入严峻沉重的政治博弈领域了。
高校是生产先进思想的地方,理应占据理论高地,挺进学术前沿,自觉当思想先导,努力开风气之先。搞唯物主义的不讲实事求是,搞辩证法的不讲与时俱进;本应生动活泼、不守成规的学术领域,依然保留本本主义,通行“首长思维”、“文件思维”不能说与高校的地位职能是相称的。要厘清学术与政治的界限:政治上令行禁止,学术上百家争鸣。在学术范围内,一事当前,首先应当考察的,不是它说自何人,定自何会,印自何本,而是应当首先考察它是否实事求是?是否恰如其分?是否言而有据?是否言之成理?高校的学术研究,是全社会的思想库,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智囊团,理应运用学术新观点为政府服务,而不是把自家学术范围内的争论与是非,提交政府官长用行政的手段来裁决,这就把本来的事理弄颠倒了。例如“唯一标准”的先天不足,凡有社会常识的人,大家心知肚明,却因了无从上桌的原因,大家隐忍怯言,岂不是演绎了现实版的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拿我家为例,妻姐妹俩是千年古镇知名美女,妻许婚时对我有约法二章:一是婚后不许打人,二是婚后若有争论,她对的就是她对的,她不对的也是她对的。我五官不是特别丑,但个儿小,在男子汉中难入英俊之列,我把邓而不是毛作为自己所在人群的骄傲,并且以邓自强不息、努力作为的榜样来策惰励勤。因有约法,假如夫人错了,她在口头上是绝对不会认错的。但她并不坚持错误,她会默默地改错,那就是她在行动上不再坚持原先意见,而是采纳我的意见。出于人们都能理解的原因,权威部门修正错误的途径,也会不拘一格:或者不再继续使用某一提法或口径,或者公布或暗示某个文件不再继续有效,而以新的提法、口径、文件取而代之。不一定非得明榜公示某项口号错了,只要实际上做到了与时俱进、去伪存真、弃旧图新,其正面效果也是一样的。
株守成见、不思进取,墨守本本、落后实际,明显离开了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是思想懒汉的表现,有负党和人民对于高校作为思想库领先现实创新的殷切期望。置千百万人民司空见惯的社会常识于不顾,置党章与时俱进的新表述于不顾,思辨能力逊色于沙家浜里的胡司令,痴人说梦话,睁眼说瞎话,人云亦云,以讹传讹,铸成现实版的童话皇帝的新装,尚不自知、更不自拔,犹且曲为之说,犹且强为之辩,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不会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也会视为笑柄。这不是学人的光荣,而是学人的耻辱;这不是学术的吉幸,而是学术的悲哀。
如果说,在政治上,令行禁止、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那么,在学术上,百家争鸣、实事求是,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因为,在共产党人面前,只有真理,没有“凡是”不只是不搞毛泽东的“两个凡是”而且是不搞包括马恩列斯在内任何人的“两个凡是”因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选第2卷,第38页)邓小平说得好:“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邓选第3卷,第382页)很显然,只有实事求是的话,只有实事求是的事,只有实事求是的人,不管朝换臣改,不会树倒猴散,一万年,都能站得住脚!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我们常常重视前二者,而忽视后者。如果把前二者看作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因与过程,则后者便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轨迹。列宁形象地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正如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把稻粒选成稻种,把稻种育成秧苗,把秧苗培成稻粒,又把稻粒选成稻种,进入下一轮循环。农业上,看到分散的弊端,建国后推行集体化;看到集体化的弊端,改革开放后推行分田;看到分田的弊端,现在又推进集约化经济,呈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微妙现象。经济上,看到自由竞争的弊端,推行计划经济;看到计划经济的弊端,恢复市场经济;市场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又会反过来求助计划管控。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告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称赞是写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选第3卷,第83页)。过了8年,受南巡谈话推动,党的十四大决定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现在,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想法,又在专家学者头脑里酝酿。由此归纳推理,人类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无穷尽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实现其“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轨迹的。可笑的是,人类进步的每一阶段,都有人认为达成了对于“绝对真理”的认识,因而嘲笑前人:“瞧,这么简单的道理,前人都不懂,真笨!”其实,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流年年只相似。每一代人都有着前人未曾认识、而由自己认识的“自由王国”也都有着自己不能认识、而留待后人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比祖宗高明,子孙又比我们高明。按照教育学、家风学和孝道原理,我们怎样对待前人,后人也怎样对待我们。如果我们鄙薄、嘲笑、嫌忌祖宗,后代跟着学样,在国家与国家、政党与政党的博弈竞存中,自坏名誉、自乱阵脚、自毁长城,我们党“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妙声誉就会被蚕食消蚀殆尽;那样,毛泽东创建的新中国,就有可能重演列宁创建的苏维埃被颠覆的悲剧。谁都没有结束真理,因为认识真理没有穷尽;谁都需要继续探索,因为必然王国总在前面。马列主义没有结束真理,所以有毛思邓论;毛邓没有结束真理,所以有江胡习学说。每一代人只要在前人基础上,把事业向前向上推进了一步,就应当在历史上享有无愧于前贤后秀的历史地位。也许,我们的党员和人民,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高端,以及从事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工作的同志,不仅要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且要具备正确的历史观(合起来是“四观”),明晓我们只是宏图伟业万里接力中的一棒,只是在人类认识“绝对真理”的长征中比前人进取了一小步(如皋方言叫做“一荞麦壳儿”、“一指甲片子”),没有啥子值得趾高气扬的地方。这样才能正确对待前人(不藐视),正确对待自己(不骄矜),正确对待后人(打基础)。
克思主义?不是把她看成一成不变、只需照抄照搬、一概灵验的僵死教条,而是把她作为灵活运用、指导实践、并且据以发展新理论的行动指南。自以为是的人说“唯一标准”的表述,是由某伟人发明的,被某伟人引用的,是某本本印了字的,因而移易不得。这实际上是认为打破“两个凡是”的思维定式,仅仅是针对毛一个人的,而不是一视同仁,同样适用于在毛之前、在毛之时、在毛之后的中国乃至人类一切思想家与理论家的。似乎在确定对毛不适用“两个凡是”之后,还有别的甚样人,甚样文,甚样书,说的每一句话,写的每一行字,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因而继续适用“两个凡是”这种观点离开了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离开了党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离开了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本色。列宁说:“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46页)邓小平说:“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邓选第2卷,第149页)有意无意地搞改头换面的“两个凡是”只会禁锢理论创新,形成新的束缚思想进步的精神枷锁,窒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永续发展的生机活力。小平同志如果再世,也会对此感到忧虑,并且提出批评。
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无损毛泽东的伟大。同理,消亡曾经起过积极作用、而现在不再继续适用的“唯一标准”表述,对谁都没有妨害。一是无损于胡耀邦的光彩。他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开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上的突出贡献,和在廉洁从政、勤恳为民上的高尚品格,全党皆知;他因为一时笔误,把“第一”写成“惟一”为胡福明教授的论文帮忙到七分,出发点无容非议。二是无损于邓小平的光辉。他在领导全党扬弃毛泽东晚年实践,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上的卓越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共党史上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世界瞩目。在真理标准上,他先是恢复实践标准,随后提出生产力标准,相继提出人民拥护标准、历史论定标准,本身突破了“唯一标准”的樊篱。三是无妨于批评毛晚年错误。因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上了书、进了课,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四是无伤于改革开放。因为强国之路和立国之本,同时纳入党的基本路线,载在党章,刊在宪法;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寰宇首肯,它所催生的中华崛起势不可挡。五是不属于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讨论哲学命题,属于学术范畴。何况“唯一标准”从未进过全党的总章程,反而是党章对检验真理的标准,早在9年以前,已经有了比“唯一标准”更全面、更完善、更恰当、更科学、更有生命力的新表述。至于极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把“唯一标准”用作离间毛邓、虚无历史、倒毛颠共的理论基点和口实法器,那就离开了轻松活泼的学术讨论范畴,而进入严峻沉重的政治博弈领域了。
高校是生产先进思想的地方,理应占据理论高地,挺进学术前沿,自觉当思想先导,努力开风气之先。搞唯物主义的不讲实事求是,搞辩证法的不讲与时俱进;本应生动活泼、不守成规的学术领域,依然保留本本主义,通行“首长思维”、“文件思维”不能说与高校的地位职能是相称的。要厘清学术与政治的界限:政治上令行禁止,学术上百家争鸣。在学术范围内,一事当前,首先应当考察的,不是它说自何人,定自何会,印自何本,而是应当首先考察它是否实事求是?是否恰如其分?是否言而有据?是否言之成理?高校的学术研究,是全社会的思想库,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智囊团,理应运用学术新观点为政府服务,而不是把自家学术范围内的争论与是非,提交政府官长用行政的手段来裁决,这就把本来的事理弄颠倒了。例如“唯一标准”的先天不足,凡有社会常识的人,大家心知肚明,却因了无从上桌的原因,大家隐忍怯言,岂不是演绎了现实版的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拿我家为例,妻姐妹俩是千年古镇知名美女,妻许婚时对我有约法二章:一是婚后不许打人,二是婚后若有争论,她对的就是她对的,她不对的也是她对的。我五官不是特别丑,但个儿小,在男子汉中难入英俊之列,我把邓而不是毛作为自己所在人群的骄傲,并且以邓自强不息、努力作为的榜样来策惰励勤。因有约法,假如夫人错了,她在口头上是绝对不会认错的。但她并不坚持错误,她会默默地改错,那就是她在行动上不再坚持原先意见,而是采纳我的意见。出于人们都能理解的原因,权威部门修正错误的途径,也会不拘一格:或者不再继续使用某一提法或口径,或者公布或暗示某个文件不再继续有效,而以新的提法、口径、文件取而代之。不一定非得明榜公示某项口号错了,只要实际上做到了与时俱进、去伪存真、弃旧图新,其正面效果也是一样的。
株守成见、不思进取,墨守本本、落后实际,明显离开了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是思想懒汉的表现,有负党和人民对于高校作为思想库领先现实创新的殷切期望。置千百万人民司空见惯的社会常识于不顾,置党章与时俱进的新表述于不顾,思辨能力逊色于沙家浜里的胡司令,痴人说梦话,睁眼说瞎话,人云亦云,以讹传讹,铸成现实版的童话皇帝的新装,尚不自知、更不自拔,犹且曲为之说,犹且强为之辩,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不会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也会视为笑柄。这不是学人的光荣,而是学人的耻辱;这不是学术的吉幸,而是学术的悲哀。
如果说,在政治上,令行禁止、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那么,在学术上,百家争鸣、实事求是,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因为,在共产党人面前,只有真理,没有“凡是”不只是不搞毛泽东的“两个凡是”而且是不搞包括马恩列斯在内任何人的“两个凡是”因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选第2卷,第38页)邓小平说得好:“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邓选第3卷,第382页)很显然,只有实事求是的话,只有实事求是的事,只有实事求是的人,不管朝换臣改,不会树倒猴散,一万年,都能站得住脚!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我们常常重视前二者,而忽视后者。如果把前二者看作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因与过程,则后者便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轨迹。列宁形象地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正如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把稻粒选成稻种,把稻种育成秧苗,把秧苗培成稻粒,又把稻粒选成稻种,进入下一轮循环。农业上,看到分散的弊端,建国后推行集体化;看到集体化的弊端,改革开放后推行分田;看到分田的弊端,现在又推进集约化经济,呈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微妙现象。经济上,看到自由竞争的弊端,推行计划经济;看到计划经济的弊端,恢复市场经济;市场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又会反过来求助计划管控。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告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称赞是写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选第3卷,第83页)。过了8年,受南巡谈话推动,党的十四大决定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现在,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想法,又在专家学者头脑里酝酿。由此归纳推理,人类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无穷尽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实现其“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轨迹的。可笑的是,人类进步的每一阶段,都有人认为达成了对于“绝对真理”的认识,因而嘲笑前人:“瞧,这么简单的道理,前人都不懂,真笨!”其实,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流年年只相似。每一代人都有着前人未曾认识、而由自己认识的“自由王国”也都有着自己不能认识、而留待后人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比祖宗高明,子孙又比我们高明。按照教育学、家风学和孝道原理,我们怎样对待前人,后人也怎样对待我们。如果我们鄙薄、嘲笑、嫌忌祖宗,后代跟着学样,在国家与国家、政党与政党的博弈竞存中,自坏名誉、自乱阵脚、自毁长城,我们党“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妙声誉就会被蚕食消蚀殆尽;那样,毛泽东创建的新中国,就有可能重演列宁创建的苏维埃被颠覆的悲剧。谁都没有结束真理,因为认识真理没有穷尽;谁都需要继续探索,因为必然王国总在前面。马列主义没有结束真理,所以有毛思邓论;毛邓没有结束真理,所以有江胡习学说。每一代人只要在前人基础上,把事业向前向上推进了一步,就应当在历史上享有无愧于前贤后秀的历史地位。也许,我们的党员和人民,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高端,以及从事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工作的同志,不仅要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且要具备正确的历史观(合起来是“四观”),明晓我们只是宏图伟业万里接力中的一棒,只是在人类认识“绝对真理”的长征中比前人进取了一小步(如皋方言叫做“一荞麦壳儿”、“一指甲片子”),没有啥子值得趾高气扬的地方。这样才能正确对待前人(不藐视),正确对待自己(不骄矜),正确对待后人(打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