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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色彩（法国一战时的总理克里孟梭就曾轻蔑地说“上帝也才十诫”），历史证明也走不通，但却把美国推到了道德精神高地，做到经济崛起，精神也崛起。中国已有这方面的尝试。比如提出的“和谐世界”但仍需继续完善和丰满。
第二个变量就是国际局势。目前看，仍然是有利于中国的崛起。一是俄罗斯和西方的对抗不仅日趋激烈而且将长期化。战场主要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除非西方放弃乌克兰或者以反恐名义转而不反对阿萨德政权。但这显然都是政治上不可能的。二是极端伊斯兰势力在全球迅速扩张，矛头直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三是西方深度介入的国家正处于失序状态，但又不可能像对待过去殖民地一样一走了之。这主要有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以及也门。美国在伊拉克撤军的后果就是伊斯兰国家的壮大，美国也即将撤离阿富汗，其结果也将是塔利班的卷土重来。到时都将逼迫想脱身的美国再度重返。利比亚和也门既有陷入极端伊斯兰势力之手的危险，也有出现大规模人道灾难的可能，任何一种结局，都使得西方不能袖手旁观。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切乱局中，还不排除另一个“九？一一”性质的事情再度发生。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自身的问题还未找到解决之道，其历史性的衰落难以改变。
经济上看，虽然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借贷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没有改变，寅吃卯粮肯定无法持续。今天美国的国家债务占gdp的总量已经超过100 ％，换成其他国家如希腊早就破产。但正如2006年就成功预言了美国经济危机的经济学者彼德？希夫所下的结论：当世人对美元不再有信心而要求回购自己的财产之时，即美元的清算日，美国就会崩溃。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何以美国如此惧怕其他货币包括人民币取代美元的地位。
政治上看，美国的制度日益退化。当初美国的制度设计是发生在前工业化时期，到现在两百多年了，美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了，但它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多少改变。现今的制度已经越来越制约着美国的发展。
纵观人类历史，任何制度产生之后，都会有退化现象。美国主要体现在一是金钱的重要性日益增大；二是裙带和家族政治日益突出；三是政党利益高于一切，政党恶斗成为惯例。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政治捐款最高额的限制，如今，还取消了个人向候选人和政党捐款的最高限额。金钱与政治的联姻，一个后果就是家族政治的崛起。过去9次总统大选中，有7次出现过来自布什家族或克林顿家族的成员。
本来西方民主政治向来推崇“忠诚的”反对党，发挥的是监督和制衡的作用。但经济危机之后，极端政治力量崛起，如茶党，意识形态压倒党派甚至国家利益，为反对而反对成了常态，双方围绕债务上限、医疗、教育等事项，或者对簿公堂，甚至斗到即使政府关门也不善罢甘休。不仅国内如此，事涉外交也同样。在伊朗核谈判的最后阶段，众议院议长博纳绕开奥巴马总统直接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国会发表演讲，公然反对。随后，几十名共和党参议员又联名致信伊朗领导人，警告伊朗政府奥巴马2017年初任满之后伊核协议将被否决。
面对如此现实，一向鼓吹西方民主制度是历史终结的福山，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政治总体衰朽的大趋势”、是“日渐腐朽”认为美国“不再是一个唯才是举、唯贤是用、充满活力、高效运作的组织”已经变成“否决政治”他最后的结论是：“国内政治弊病已经顽固不化，很难出现富有建设性的改革，美国政治衰败还将继续下去，直至外部震荡催化出真正的改革集团，并付诸实施”
另外还有两大危机如果无法解决，也将直接终结美国制度的未来。
一是种族上创造美国奇迹的传统白人正在成为少数，其他族裔的崛起，必然会改变这个国家的价值观——美国的民族特性。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数据，1950年欧洲和北美占世界总人口的28 ％，而到2050年，将下降至12 ％，且平均年龄为五十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地区。到2042年，美国传统白人将第一次被其他族裔超过。一向对美国肯定有加的世界级华人政治家李光耀在其最后一本书光耀看天下中，认为种族结构变化将是威胁美国未来命运的唯一挑战。可以说，只要中国顶住压力十年到二十年，种族问题就令西方再无能力和中国对抗，相反将极有可能不得不和中国合作，以应对自己的危机。
二是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第一次成为少数，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人口数超过50 ％。“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这是著名的西方民主理论。福山也认为当年马克思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无产阶级变成了中产阶级，现在中产阶级萎缩的趋势如果无法改变，美国的制度也就无法维持。美国之所以出现中产阶级萎缩的现象，一是由于全球化，一是由于金融、互联网产业取代了传统的制造业。全球化，资本可以在本国之外寻找更多的利润。苹果手机的研发在美国，但生产制造却在发展中国家。结果获得暴利的仅仅是少数高端的研发人员。金融和互联网行业也是类似，获利的也往往是少数群体。可以说，如同当年无产阶级变成中产阶级是历史必然一样，今天中产阶级的消失也是历史的必然，人类进步的必然。这个必然也就决定了美国制度的未来。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上述因素都是动态的，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这对双方政治精英的宏观掌控能力、微观应变能力都是严峻的考验。李光耀曾形象地说中国有20 ％的出错概率。而假如美国仍然如同反恐战争那样，还非理性地搞出次贷，中国恐怕则不战而胜。
虽然这场博弈只有一个赢家，但结局未必是灾难性的。如果中国吸取昔日挑战者日本、德国和苏联的教训，美国借鉴同文同种英国“禅让”的经验，中美将成为伟大历史的创造者。
在这里，有必要引述一下在西方乃至全球都享有盛誉的、中国的老朋友基辛格和施密特的看法。2012年11月29日，在德国汉堡举办的中欧汉堡峰会上，两位老人联袂登场，语惊四座：“中国不会背弃自己的和平发展传统，西方也不必为中国崛起而产生恐惧甚至对抗的思维。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在新的国际体系中占据了更多主动地位，而西方则走向了衰落；对于西方人而言，首先应该做的不是指责中国的崛起，而是应该首先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使得自己走向衰落。”
两位世纪老人的睿智和用心良苦是否付诸东流还需要历史来检验。我们只能说，未来的十年和二十年，中美最后的博弈将成为全球的主轴。这不仅决定着全球力量的重新分配和洗牌，更决定着未来人类文明的走向。曾经几千年引领世界的中国，已经到了再度领航的时刻了。
（原文转载自凤凰网－宋鲁郑的博客，2016－02－10）
理想主义色彩（法国一战时的总理克里孟梭就曾轻蔑地说“上帝也才十诫”），历史证明也走不通，但却把美国推到了道德精神高地，做到经济崛起，精神也崛起。中国已有这方面的尝试。比如提出的“和谐世界”但仍需继续完善和丰满。
第二个变量就是国际局势。目前看，仍然是有利于中国的崛起。一是俄罗斯和西方的对抗不仅日趋激烈而且将长期化。战场主要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除非西方放弃乌克兰或者以反恐名义转而不反对阿萨德政权。但这显然都是政治上不可能的。二是极端伊斯兰势力在全球迅速扩张，矛头直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三是西方深度介入的国家正处于失序状态，但又不可能像对待过去殖民地一样一走了之。这主要有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以及也门。美国在伊拉克撤军的后果就是伊斯兰国家的壮大，美国也即将撤离阿富汗，其结果也将是塔利班的卷土重来。到时都将逼迫想脱身的美国再度重返。利比亚和也门既有陷入极端伊斯兰势力之手的危险，也有出现大规模人道灾难的可能，任何一种结局，都使得西方不能袖手旁观。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切乱局中，还不排除另一个“九？一一”性质的事情再度发生。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自身的问题还未找到解决之道，其历史性的衰落难以改变。
经济上看，虽然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借贷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没有改变，寅吃卯粮肯定无法持续。今天美国的国家债务占gdp的总量已经超过100 ％，换成其他国家如希腊早就破产。但正如2006年就成功预言了美国经济危机的经济学者彼德？希夫所下的结论：当世人对美元不再有信心而要求回购自己的财产之时，即美元的清算日，美国就会崩溃。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何以美国如此惧怕其他货币包括人民币取代美元的地位。
政治上看，美国的制度日益退化。当初美国的制度设计是发生在前工业化时期，到现在两百多年了，美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了，但它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多少改变。现今的制度已经越来越制约着美国的发展。
纵观人类历史，任何制度产生之后，都会有退化现象。美国主要体现在一是金钱的重要性日益增大；二是裙带和家族政治日益突出；三是政党利益高于一切，政党恶斗成为惯例。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政治捐款最高额的限制，如今，还取消了个人向候选人和政党捐款的最高限额。金钱与政治的联姻，一个后果就是家族政治的崛起。过去9次总统大选中，有7次出现过来自布什家族或克林顿家族的成员。
本来西方民主政治向来推崇“忠诚的”反对党，发挥的是监督和制衡的作用。但经济危机之后，极端政治力量崛起，如茶党，意识形态压倒党派甚至国家利益，为反对而反对成了常态，双方围绕债务上限、医疗、教育等事项，或者对簿公堂，甚至斗到即使政府关门也不善罢甘休。不仅国内如此，事涉外交也同样。在伊朗核谈判的最后阶段，众议院议长博纳绕开奥巴马总统直接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国会发表演讲，公然反对。随后，几十名共和党参议员又联名致信伊朗领导人，警告伊朗政府奥巴马2017年初任满之后伊核协议将被否决。
面对如此现实，一向鼓吹西方民主制度是历史终结的福山，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政治总体衰朽的大趋势”、是“日渐腐朽”认为美国“不再是一个唯才是举、唯贤是用、充满活力、高效运作的组织”已经变成“否决政治”他最后的结论是：“国内政治弊病已经顽固不化，很难出现富有建设性的改革，美国政治衰败还将继续下去，直至外部震荡催化出真正的改革集团，并付诸实施”
另外还有两大危机如果无法解决，也将直接终结美国制度的未来。
一是种族上创造美国奇迹的传统白人正在成为少数，其他族裔的崛起，必然会改变这个国家的价值观——美国的民族特性。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数据，1950年欧洲和北美占世界总人口的28 ％，而到2050年，将下降至12 ％，且平均年龄为五十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地区。到2042年，美国传统白人将第一次被其他族裔超过。一向对美国肯定有加的世界级华人政治家李光耀在其最后一本书光耀看天下中，认为种族结构变化将是威胁美国未来命运的唯一挑战。可以说，只要中国顶住压力十年到二十年，种族问题就令西方再无能力和中国对抗，相反将极有可能不得不和中国合作，以应对自己的危机。
二是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第一次成为少数，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人口数超过50 ％。“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这是著名的西方民主理论。福山也认为当年马克思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无产阶级变成了中产阶级，现在中产阶级萎缩的趋势如果无法改变，美国的制度也就无法维持。美国之所以出现中产阶级萎缩的现象，一是由于全球化，一是由于金融、互联网产业取代了传统的制造业。全球化，资本可以在本国之外寻找更多的利润。苹果手机的研发在美国，但生产制造却在发展中国家。结果获得暴利的仅仅是少数高端的研发人员。金融和互联网行业也是类似，获利的也往往是少数群体。可以说，如同当年无产阶级变成中产阶级是历史必然一样，今天中产阶级的消失也是历史的必然，人类进步的必然。这个必然也就决定了美国制度的未来。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上述因素都是动态的，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这对双方政治精英的宏观掌控能力、微观应变能力都是严峻的考验。李光耀曾形象地说中国有20 ％的出错概率。而假如美国仍然如同反恐战争那样，还非理性地搞出次贷，中国恐怕则不战而胜。
虽然这场博弈只有一个赢家，但结局未必是灾难性的。如果中国吸取昔日挑战者日本、德国和苏联的教训，美国借鉴同文同种英国“禅让”的经验，中美将成为伟大历史的创造者。
在这里，有必要引述一下在西方乃至全球都享有盛誉的、中国的老朋友基辛格和施密特的看法。2012年11月29日，在德国汉堡举办的中欧汉堡峰会上，两位老人联袂登场，语惊四座：“中国不会背弃自己的和平发展传统，西方也不必为中国崛起而产生恐惧甚至对抗的思维。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在新的国际体系中占据了更多主动地位，而西方则走向了衰落；对于西方人而言，首先应该做的不是指责中国的崛起，而是应该首先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使得自己走向衰落。”
两位世纪老人的睿智和用心良苦是否付诸东流还需要历史来检验。我们只能说，未来的十年和二十年，中美最后的博弈将成为全球的主轴。这不仅决定着全球力量的重新分配和洗牌，更决定着未来人类文明的走向。曾经几千年引领世界的中国，已经到了再度领航的时刻了。
（原文转载自凤凰网－宋鲁郑的博客，2016－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