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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和天皇时,还曾仿照《大唐开元礼》,新修奠式制,颁行全国。日本高松冢出土的古墓壁画中有穿唐服的男女人像,足以证明唐朝服装东传日本的真实性。半个世纪前,郭沫若曾有过一段论述,可谓很好的解释:“中国在隋唐以后,经过好些的异族蹂躏,古代的衣冠文物每荡然无存而又另起炉灶。日本则因为岛国的关系,没有受到这种外来的损害,因此隋唐时代的封建文物乃至良风美俗,差不多原封不动地还被保存着。”日本还有大量引进唐朝思想文化的记载,包括语言文字、学校教育、书籍编纂、文学艺术等等。先说语言文字。汉字东传之前,日本“无文字,唯刻木、结绳”。5世纪时,在移居日本的汉人帮助下,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已经能够准确使用汉语了。当时,倭王武即用熟练的汉语给南朝宋明帝写过一道奏表。他们称汉语为“真名”,最古的日本书籍都是用这种“真名”写成的。留唐学问僧空海,曾经编成日本史上第一部“真名”字典---《篆录万象名义》30卷。元正天皇养老四年下诏,要求遵照唐朝僧人道荣和学问僧胜晓等的发音,强调“不得自出方法,妄作别音”。圣武天皇天平八年(736),遣唐副使中臣名代邀请唐人衰晋卿赴日,天皇赐姓清村宿祢,官位从五位下,任太学音博士、太学头、协助吉备真备等太学教授讲授汉语音韵。矫正“吴音”,普及“唐音”即“汉音”。〕很快,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日本民族便创造出以汉字为音符的“万叶假名”。为日本语言文字的诞生并取代汉字开辟出道路。但用汉字作音符,书字很不方便。奈良末期至平安前期,“平假名”、片假名“相继产生。据传说备真备利用汉字楷书偏旁创造了日语标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唐求法僧空海(泓法)又利用汉字草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汉字词汇至今在现代日语中仍占相当比重,1981年日本国语审议会通过的《常用汉字表》确定日本常用汉字为1945个。

    再说一下学校教育的情况。圣武天皇在位期间,开设进士科。并创立了日本国的教育制度。京都设置”太学寮“,隶属于式部。招收五位以上的贵族、官僚子弟。地方设置“国学”,隶属于国司,招收一般小康之家子弟。其学科科目有“明经”、“纪传”两道。“明经”道,习《尚书》、《周易》、《毛诗》、《周礼》、《礼纪》、《春秋》、《论语》、《孝经》。“纪传”道。习《史记》等“前四史”、《晋书》、《文选》、《尔雅》。这同唐朝的国子学、太学,简直是如出一辙,别无二致。在“太学寮”、“国学”任教人员,多是遣唐使及留唐归国生。如随遣唐使留学的膳大丘,学满回国即任教“太学寮”,专门传授儒学。神户天皇景云二年(768),奏准奠孔子为文宣王。在此前后,天皇还曾下诏,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倍加教授。儒学自6世纪初传到日本,直至20世纪的千余年间。一直影响着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

    关于史书的编纂.文武天皇庆云八年,太安麻吕用“万叶假名”编纂了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古事纪》3卷。天武天皇诏太安麻吕与舍人、宗王编纂《日本书纪》,正元天皇养老四年完成30卷。其后,又有《续日本记》。嵯峨天皇弘仁十年(819)又敕令编纂,至承和七年(840)由藤原绪嗣等纂成《日本后记》40卷,为平安早期的基本史籍。仿效唐朝修纂皇帝实录。日本也出现了《文德实录》、《三代实录》等史书。《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以及文德实录》、《三代实录》等汉文史书,被称为“六国史”。无论史家观点,还是编纂体例,都深深打上了唐朝修史的诸多印记。就连图书分类,也是照搬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长期沿用。

    以唐诗为主体的中国文学作品大量输入日本,使日本文学产生了全盘唐化的倾向。奈良、平安两朝的文坛,掀起学习唐诗热潮,上至天皇,下至文士,竞相模仿,作诗唱和。学问僧空海回日本后著有《天镜秘府论》6卷,精详地介绍了唐诗的平仄、对偶等基本要素。其后,近体诗风行,与唐诗相比毫不逊色。天平胜宝三年,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问世,收录汉诗120首、作者64人。平安时期,汉诗集巨编《文华秀丽集》等先后推出。仅《经国集》就收录178人所作汉诗900余首、赋51篇。这些诗集,再现着唐初宫廷文学的流风余韵。嵯峨天皇弘仁二年(811)前后,第一部小说《竹取物语》问世。此后,日本古典小说逐渐发展起来。迄今,日本文学家公认:“现代的日本文学和其他方面一样,以极其丰富的泉源吸收其力量,如中国古典的影响。”

    “奈良时代以后,圣武天皇的天平年间,日本的家庭中和奈良的佛寺中,中国音乐是有最大势力的。”日本学者田边尚雄的这一番话,足以表达唐朝歌舞艺术在日本的影响力。文武天皇太宝元年(701),仿唐制设置了“雅乐寮”,有“唐乐师”、“伎乐师”等专门培训“唐乐”艺伎。同时,不断聘请唐乐名家赴日传授伎艺。天平神户二年(766),唐人皇甫东朝、皇甫升女合奏“唐乐”令天皇沉醉,即授其二人叙位官阶五位下,第二年又任命为雅乐员外助。仁和承明元年(834),遣唐使团中有精于弹琴的良岑长松和擅长琵琶的藤原贞敏,作为从六位下的准判官同行。藤原贞敏在长安拜刘二郎为师学弹琵琶,数月之内“极其妙”,刘二郎颇为赞赏,赠他紫琵琶两个、曲谱数十卷,并将心爱的女儿(琴筝能手)嫁给他。藤原贞敏回日本后,在“雅乐寮”任“雅乐助”、“雅乐头”等要职,并“定琵琶四调传于世”,成为日本音乐舞台上一代琵琶权威。此外,遣唐使还带回大量乐书和乐曲,主要是唐宫廷乐舞。这些乐舞如《秦王破陈乐》等在日本风行一时,不仅古代宫廷经常演奏,现今社会中仍然不时公开演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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