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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骥一听到“王先生”三字,转瞬便明白了,忙问道:“有李祭酒破坏公物这回事吗?”丘濬微一迟疑,即答道:“确实有。”
李骥嘶声嚷道:“那难道也叫破坏公物吗?”
林鹗忙解释道:“丘兄的意思是,确实有李祭酒修剪树木这回事,这才被人指控为破坏公物。”
原来今日国子监也循例放假,大多数监生都外出游玩,祭酒李时勉便想利用这一机会修剪彝伦堂[19]门前的树木。他不顾七十余岁高龄,亲自爬上梯子修剪枝桠,只为给芸芸士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读书环境。不想李时勉忙活了大半天,人尚未从劳碌疲惫中缓过神来,便有锦衣卫校尉赶到,手持刑具,以破坏公物的罪名将其逮捕,就地枷在国子监大门前示众。
显然,王振派了人暗中监视李时勉,想寻找他的过错。但这位李祭酒一生勤勉正直,始终没有落下把柄,想不到他今日趁假期亲自出马修剪国子监树木,竟会授人以“破坏公物”的口实。
李时勉名懋,字时勉,号古廉,以字行,安福[20]人。自小勤奋好学,七岁能背诵《四书》《五经》,十二岁能诗会赋。于永乐二年(1404年)中进士,选庶吉士[21],修成《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后升为翰林侍读。
李氏既有学识渊博的文学侍臣身份,本该一辈子雍容华贵,然其一生却充满了传奇色彩——成祖、仁宗、宣宗祖孙三代皇帝皆欲杀他而后快,而李氏竟能不死,可谓百转千回,命大福大。
明成祖朱棣起于北京,虽在南京登基称帝,但一直有心迁回龙兴之地。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诏建北京宫殿,震惊世界的紫禁城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营建的。
紫禁城的名称是借喻天象而来。古人将天上的星星分为三垣、二十八星宿。三垣包括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其中,紫微星在三垣中央,因此成了代表天帝的星座,有“紫微正中”之说。而天帝住处名紫宫,皇帝既号称“天子”,是上天的骄子,便模仿天帝把自己住的地方叫作“紫宫”。自秦汉开始,皇帝居所又称“禁中”,即不许人随便出入之意,因而合称为“紫禁城”。
明紫禁城图略
紫禁城占地七十二公顷,集各种建筑手法之大成,房屋总数在初建时就有房舍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22]。巨大的城池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南部外朝以三大殿奉天殿[23]、华盖殿[24]和谨身殿[25]为中心,是皇帝举行大典、召见群臣、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北部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及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后廷里帝后居中,东、西又各有六宫给嫔妃们居住。整个建筑规划得井井有条,大殿富丽堂皇,气势威武,后宫阴柔秀美,每一处装饰无不充满了奇思妙想。
阴阳五行说渗透在紫禁城各个角落,可谓殚精竭虑。如五行学说认为土为黄色,代表国家,所以紫禁城屋顶多采用黄色的琉璃瓦;火能生土,火为红色,所以宫殿柱子均用红色,以示兴旺发达之意。
要建造这样一座皇城,代价可想而知。紫禁城施工期间,前后征集全国著名工匠十万、民夫一百万。所用材料运自全国各地,如木材来自湖广、江西、山西等省;汉白玉石料来自今北京房山区;五色虎皮石来自蓟县的盘山;花岗石采自曲阳县。宫殿内墁地的方砖,在苏州烧制;砌墙用砖是山东临清所烧。宫殿墙壁所用的红色涂料,原料产自山东鲁山,加工在博山;室内墙壁上的杏黄色颜料产自河北宣化的烟筒山;等等。
谨身殿后有一块近三百吨重的云龙大石雕,从几丈深的地方开采出来,运输非常困难。当时刚好是严冬季节,于是民夫们沿途挖井,汲水泼路,用水结成一条冰路,将石头放入旱船,在冰路上拉运。仅拉曳旱船就用了骡马一千余头,前后排成一里多长,人喊马嘶,浩浩荡荡,热闹异常,然建造紫禁城的艰辛亦由此可想而知。
除了建筑花费太过浩大外,迁都还有许多实际问题。北京原为元代的大都,是典型的非生产型的消费城市。而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逃离大都时,胁迫大量居民随行,大都人口因此而锐减,城市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正式迁都前,朱棣不断从南方迁徙富户到北京,“以实京师”,北京人口才逐渐增多。迁都北京后,北京城居民绝大多数都是外来移民。
尽管如此,南北两京的差距还是没有办法弥补。江南经济发达,历来是中国赋税重地。尤其是原先的京师南京地处江南中心地带,城市整体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北方城市。而北京地处内地北部边境,明朝建国后,与北元蒙古连年交战,北京因此也成为国防前线的哨所,繁华富庶无论如何都不能与南京相提并论。但朱棣迁都决心已下,为此采取了种种措施。
当时连接北京与南方的经济通道,只有一条大运河。为了迁都需要,从永乐九年(1411年)开始,朱棣命工部尚书不惜一切代价,浚通大运河。
在中国大地上,最浩大的工程莫过于长城和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开凿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是在隋朝,一是在元朝。隋炀帝杨广开凿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由余杭至涿郡[26],长达四五千里,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虽然杨广是出于玩乐的目的开发了大运河,但大运河却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唐朝诗人皮日休有《汴河怀古》一诗: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汴河即大运河。皮日休认为杨广发动民众连通京杭大运河对繁荣经济是有利的,如果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坐上龙舟到扬州去玩,那他的功绩就足以和大禹治水媲美。
隋朝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但却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元朝开通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三段河道,使南北大体取直,不必再远绕洛阳。但元朝因为运河水量不能很好调节,所以运河并未能发挥很大的作用。直到明成祖朱棣时期,才使大运河真正地畅通无阻。自此后,大运河几乎完全承担了南粮北运的任务,因而大运河的浚通,不仅在运河史上,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事件。
营建紫禁城及浚通大运河开销巨大,均是劳民伤财之举,朱棣为此耗光了明太祖朱元璋三十年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国库,上书反对的大臣前仆后继,李时勉也是其中之一。
永乐十九年(1421年),紫禁城突然发生火灾,奉天、华盖、谨身三大主殿一齐毁于大火。朱棣初登皇位时,曾对建文帝朱允炆旧臣大加杀戮,甚至发生了株连十族及瓜蔓抄的悲剧。一些大臣死得相当悲壮惨烈,其家眷均被送入教坊,每夜受到几十名男子的凌辱,朱棣还亲自监督过问。
然杀人既不能获得民心,还会落个暴君的形象,事后回味,手段强硬的朱棣一样感到不安,他曾经悄悄询问身边的大臣尚书茹常道:“朕毋得罪于天地祖宗乎?”意思是,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了天地祖宗。可见他虽然表面英武,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内心深处却着实难安。朱棣后来的许多行为,都与这种忧惧的心理有关。
发生了三大殿着火事件后,朱棣未免有些惶悚,于是按照惯例命大臣们直言上书。群臣纷纷认为是迁都惹来的祸。主事萧仪和侍读李时勉二人的奏疏尤其痛切。朱棣大怒道:“北平之迁,我与大臣密计,数月后而行,彼书生之见,乌足达英雄之略哉!”将萧仪和李时勉下于锦衣卫诏狱中,又将同时上书的给事柯暹、御史郑维垣等人谪徙边疆。
萧仪受不起折磨,死于锦衣卫大狱中。李时勉因受锦衣卫指挥朱护庇护,总算勉强活命。后经大学士杨荣力救,这才被释放出狱,官复原职。
经此磨难后,李时勉并未改掉其刚介耿直的个性,依旧“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他再进谏言事,朱棣都不肯听从,迁都北京亦不可避免[27]。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六十五岁的朱棣在北征返京的途中病逝。由于大臣的精心安排,太子朱高炽顺利登基,是为明仁宗。
这一年,朱高炽已经四十七岁,几近知天命之年,如此晚成的皇帝,终明一朝都十分罕见。
朱高炽因为肥胖,且身有残疾,不为父皇朱棣所爱,之前一直生活在微妙而危险的环境下,多年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今终于得到了解脱,不免有些放纵起来。这放纵,自然是指美色了。
李时勉听说后,立即上书劝谏道:“谅闇[28]中,不宜近妃嫔。”又道:“侧闻内宫远自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为之惊疑,众人为之惶惑。”
暗指朱高炽嗜欲过度,不该“旭日已旦”才上朝,更不该派人到建宁选取宫女,惊扰百姓,劝皇帝“谨嗜欲”。
朱高炽阅览奏章后,怒不可遏,立即将李时勉召到皇宫偏殿,要他当面说个清楚。李时勉竟丝毫不给皇帝面子,毫不退让,且言辞激烈地批评皇帝。朱高炽本是极好的脾性,至此再也按捺不住,命武士以金瓜[29]扑打,当场打断了李时勉的肋骨。
朱高炽还不解恨,又下旨将李时勉贬为交阯道御使,命他一天审一案、言一事。但皇帝此举不过是为了折辱李时勉,李时勉尚未动身出发,愤恨难平的朱高炽又下令将李时勉投入锦衣卫监狱。
直到垂危之际,朱高炽仍不忘李时勉当廷的侮辱,对亲信大臣夏原吉道:“李时勉廷辱我。”越说越怒。
夏原吉百般慰解,朱高炽仍然不能释怀。当天晚上,皇帝撒手归西,享年四十八岁,在位仅十个月。
这件事后来传了开去,闻者不免奇怪,如果不是因为朱高炽纵欲无度,李时勉奏疏触及其痛处,仁宗皇帝又怎会如此耿耿于怀,至死不忘?
李时勉入狱时已经被打得半死,生命危在旦夕。他曾经偶然捡获锦衣卫指挥朱护妻子的传家之宝,当即设法归还,且没要任何回报。朱护一直想找机会报答李时勉,便暗中加以照顾,又寻到十分难得的血竭[30],为李氏治伤。如此,在朱护的精心照料下,李时勉不但保住了一条命,就连断掉的肋骨也被接好。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有人告诉他李时勉曾当众侮辱仁宗皇帝,直接导致先帝病情加重,终至丧命。明仁宗朱高炽病殁时,朱瞻基人在凤阳祭祖,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闻声大怒,立即派使者去大狱提李时勉,并发狠道:“缚以来,朕亲鞫,必杀之。”
使者走后,朱瞻基越想越生气,又改变了主意,招手叫过当值的锦衣卫指挥王某,命他立即将李时勉直接绑赴西市斩首,不必再行入见。不料机缘巧合,王指挥刚从端西旁门出去,使者已经带着李时勉由端东门进入,双方没有碰上,李时勉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朱瞻基一见到李时勉,便怒骂道:“你等小臣,竟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
李时勉叩头答道:“臣言谅闇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
听到原来是因为这件事,朱瞻基这才怒气稍解,叹息了半天,连声称赞李时勉“忠臣”,下旨复其官职。等到王指挥去锦衣卫大狱提人不得回来复命时,李时勉已经冠带立于阶前,阶下囚转瞬间变成了朝中显贵。
明宣宗朱瞻基病逝后,李时勉参与修《宣宗实录》,书成,进为翰林学士,不久又擢升国子监祭酒。
此时的李时勉已经因德高望重而名满天下,文人士子仰慕其节操正直,无不争相归依,执弟子礼。英国公张辅率领贵戚们上书,请求到国子监听李时勉讲学,得到允准后,均欣然到国子监受教。除张辅与李时勉执平礼外,余人均不敢坐下,以学生自居。这一幕,被誉为大明立国以来最大的太平盛事。
在政治上,李时勉与朝中正直大臣一样,坚决反对宦官干政。由于他刚直不阿,率性敢言,深深得罪了大宦官王振。
明朝建立后,开国皇帝朱元璋鉴于汉唐宦官乱政,专门制定内侍官制,谕吏部道:“朕观周礼,阉寺不及百人。然后世竟有增至数千者,因重用而致生乱。内臣但备使令,毋多人,古来若辈擅权,可为鉴戒。驭之之道,当使之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则骄恣矣。”
意思是说,宦官在宫廷中是少不了的,但只能做奴隶使唤,打扫跑腿,人数不可过多,也不可以做心腹。驾驭的办法,要让宦官们守法,守法就做不了坏事;不要让宦官有功劳,一有功劳就难以管束了。
朱元璋还立下规矩:凡是内臣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许穿外朝官员的服装,做内廷官品级不许超过四品,每月领一石米,吃饭穿衣公家管。且外朝各衙门不许与内官之间有公文来往。又铸铁牌立于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可谓是家法森严。
洪武六年(1373年)十一月,朱元璋又命廷臣考究前代纠劾内官的办法,礼部议置内正司,设司正、司副各一人,专门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的行为。
有一名宦官因在内廷时间较久,偶而言及政事,即被朱元璋遣归乡里,并令终身不得叙用。还有个内侍官名叫杜安道,侍奉朱元璋数十年,知悉诸多朝中机密计议,但其人个性缜密,严遵禁令,在诸大臣面前仅一揖而退,从不启口泄露机密。朱元璋对他很是宠爱,但也一样不给予优遇,后来迁出为光禄寺卿[31]。
到洪武末,朱元璋又重新整顿宦官机构,定十二监[32]及四司[33]、八局[34],即民间俗称的“二十四衙门”,内官分别定有品秩和待遇,不准干政,不能结交外臣。自古以来,对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朱元璋之周备。
建文帝朱允炆登上帝位后,遵照祖训,对宦官的限制更加严格,“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明成祖朱棣初临朝时,也警惕宦官擅权,曾道:“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
当时有个宦官私自调用应天府工匠为其服役,事发后,朱棣立即诏命锦衣卫逮捕治罪。但不久后,为了个人统治需要,这些禁令全部被朱棣亲手破坏了。
当“靖难之役”还在进行之时,许多宦官偷偷跑到朱棣那里,向他报告朝廷的虚实。朱棣之所以敢孤注一掷,长驱金陵,就是因为他从宦官那里得到了确切的情报,知道南京守备空虚。朱棣身边的一些宦官还拼杀疆场,多有战功。朱棣感到这些宦官忠于自己,便慢慢重用起他们来,涉足内政、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朱元璋辛辛苦苦建立的铁牌制度由此被打破了。
朱棣即位后第一年(1403年),就派宦官李兴出使暹罗[35],宦官就此开始涉足外交。自永乐三年(1405年)起,朱棣连续派宦官郑和[36]率兵二万,大规模出使南洋和印度洋一带,开了明朝宦官带兵的先例。永乐八年(1410年),朱棣派宦官王安监都督谭青等军,又派宦官马靖巡... -->>
朱骥一听到“王先生”三字,转瞬便明白了,忙问道:“有李祭酒破坏公物这回事吗?”丘濬微一迟疑,即答道:“确实有。”
李骥嘶声嚷道:“那难道也叫破坏公物吗?”
林鹗忙解释道:“丘兄的意思是,确实有李祭酒修剪树木这回事,这才被人指控为破坏公物。”
原来今日国子监也循例放假,大多数监生都外出游玩,祭酒李时勉便想利用这一机会修剪彝伦堂[19]门前的树木。他不顾七十余岁高龄,亲自爬上梯子修剪枝桠,只为给芸芸士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读书环境。不想李时勉忙活了大半天,人尚未从劳碌疲惫中缓过神来,便有锦衣卫校尉赶到,手持刑具,以破坏公物的罪名将其逮捕,就地枷在国子监大门前示众。
显然,王振派了人暗中监视李时勉,想寻找他的过错。但这位李祭酒一生勤勉正直,始终没有落下把柄,想不到他今日趁假期亲自出马修剪国子监树木,竟会授人以“破坏公物”的口实。
李时勉名懋,字时勉,号古廉,以字行,安福[20]人。自小勤奋好学,七岁能背诵《四书》《五经》,十二岁能诗会赋。于永乐二年(1404年)中进士,选庶吉士[21],修成《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后升为翰林侍读。
李氏既有学识渊博的文学侍臣身份,本该一辈子雍容华贵,然其一生却充满了传奇色彩——成祖、仁宗、宣宗祖孙三代皇帝皆欲杀他而后快,而李氏竟能不死,可谓百转千回,命大福大。
明成祖朱棣起于北京,虽在南京登基称帝,但一直有心迁回龙兴之地。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诏建北京宫殿,震惊世界的紫禁城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营建的。
紫禁城的名称是借喻天象而来。古人将天上的星星分为三垣、二十八星宿。三垣包括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其中,紫微星在三垣中央,因此成了代表天帝的星座,有“紫微正中”之说。而天帝住处名紫宫,皇帝既号称“天子”,是上天的骄子,便模仿天帝把自己住的地方叫作“紫宫”。自秦汉开始,皇帝居所又称“禁中”,即不许人随便出入之意,因而合称为“紫禁城”。
明紫禁城图略
紫禁城占地七十二公顷,集各种建筑手法之大成,房屋总数在初建时就有房舍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22]。巨大的城池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南部外朝以三大殿奉天殿[23]、华盖殿[24]和谨身殿[25]为中心,是皇帝举行大典、召见群臣、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北部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及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后廷里帝后居中,东、西又各有六宫给嫔妃们居住。整个建筑规划得井井有条,大殿富丽堂皇,气势威武,后宫阴柔秀美,每一处装饰无不充满了奇思妙想。
阴阳五行说渗透在紫禁城各个角落,可谓殚精竭虑。如五行学说认为土为黄色,代表国家,所以紫禁城屋顶多采用黄色的琉璃瓦;火能生土,火为红色,所以宫殿柱子均用红色,以示兴旺发达之意。
要建造这样一座皇城,代价可想而知。紫禁城施工期间,前后征集全国著名工匠十万、民夫一百万。所用材料运自全国各地,如木材来自湖广、江西、山西等省;汉白玉石料来自今北京房山区;五色虎皮石来自蓟县的盘山;花岗石采自曲阳县。宫殿内墁地的方砖,在苏州烧制;砌墙用砖是山东临清所烧。宫殿墙壁所用的红色涂料,原料产自山东鲁山,加工在博山;室内墙壁上的杏黄色颜料产自河北宣化的烟筒山;等等。
谨身殿后有一块近三百吨重的云龙大石雕,从几丈深的地方开采出来,运输非常困难。当时刚好是严冬季节,于是民夫们沿途挖井,汲水泼路,用水结成一条冰路,将石头放入旱船,在冰路上拉运。仅拉曳旱船就用了骡马一千余头,前后排成一里多长,人喊马嘶,浩浩荡荡,热闹异常,然建造紫禁城的艰辛亦由此可想而知。
除了建筑花费太过浩大外,迁都还有许多实际问题。北京原为元代的大都,是典型的非生产型的消费城市。而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逃离大都时,胁迫大量居民随行,大都人口因此而锐减,城市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正式迁都前,朱棣不断从南方迁徙富户到北京,“以实京师”,北京人口才逐渐增多。迁都北京后,北京城居民绝大多数都是外来移民。
尽管如此,南北两京的差距还是没有办法弥补。江南经济发达,历来是中国赋税重地。尤其是原先的京师南京地处江南中心地带,城市整体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北方城市。而北京地处内地北部边境,明朝建国后,与北元蒙古连年交战,北京因此也成为国防前线的哨所,繁华富庶无论如何都不能与南京相提并论。但朱棣迁都决心已下,为此采取了种种措施。
当时连接北京与南方的经济通道,只有一条大运河。为了迁都需要,从永乐九年(1411年)开始,朱棣命工部尚书不惜一切代价,浚通大运河。
在中国大地上,最浩大的工程莫过于长城和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开凿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是在隋朝,一是在元朝。隋炀帝杨广开凿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由余杭至涿郡[26],长达四五千里,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虽然杨广是出于玩乐的目的开发了大运河,但大运河却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唐朝诗人皮日休有《汴河怀古》一诗: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汴河即大运河。皮日休认为杨广发动民众连通京杭大运河对繁荣经济是有利的,如果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坐上龙舟到扬州去玩,那他的功绩就足以和大禹治水媲美。
隋朝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但却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元朝开通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三段河道,使南北大体取直,不必再远绕洛阳。但元朝因为运河水量不能很好调节,所以运河并未能发挥很大的作用。直到明成祖朱棣时期,才使大运河真正地畅通无阻。自此后,大运河几乎完全承担了南粮北运的任务,因而大运河的浚通,不仅在运河史上,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事件。
营建紫禁城及浚通大运河开销巨大,均是劳民伤财之举,朱棣为此耗光了明太祖朱元璋三十年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国库,上书反对的大臣前仆后继,李时勉也是其中之一。
永乐十九年(1421年),紫禁城突然发生火灾,奉天、华盖、谨身三大主殿一齐毁于大火。朱棣初登皇位时,曾对建文帝朱允炆旧臣大加杀戮,甚至发生了株连十族及瓜蔓抄的悲剧。一些大臣死得相当悲壮惨烈,其家眷均被送入教坊,每夜受到几十名男子的凌辱,朱棣还亲自监督过问。
然杀人既不能获得民心,还会落个暴君的形象,事后回味,手段强硬的朱棣一样感到不安,他曾经悄悄询问身边的大臣尚书茹常道:“朕毋得罪于天地祖宗乎?”意思是,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了天地祖宗。可见他虽然表面英武,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内心深处却着实难安。朱棣后来的许多行为,都与这种忧惧的心理有关。
发生了三大殿着火事件后,朱棣未免有些惶悚,于是按照惯例命大臣们直言上书。群臣纷纷认为是迁都惹来的祸。主事萧仪和侍读李时勉二人的奏疏尤其痛切。朱棣大怒道:“北平之迁,我与大臣密计,数月后而行,彼书生之见,乌足达英雄之略哉!”将萧仪和李时勉下于锦衣卫诏狱中,又将同时上书的给事柯暹、御史郑维垣等人谪徙边疆。
萧仪受不起折磨,死于锦衣卫大狱中。李时勉因受锦衣卫指挥朱护庇护,总算勉强活命。后经大学士杨荣力救,这才被释放出狱,官复原职。
经此磨难后,李时勉并未改掉其刚介耿直的个性,依旧“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他再进谏言事,朱棣都不肯听从,迁都北京亦不可避免[27]。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六十五岁的朱棣在北征返京的途中病逝。由于大臣的精心安排,太子朱高炽顺利登基,是为明仁宗。
这一年,朱高炽已经四十七岁,几近知天命之年,如此晚成的皇帝,终明一朝都十分罕见。
朱高炽因为肥胖,且身有残疾,不为父皇朱棣所爱,之前一直生活在微妙而危险的环境下,多年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今终于得到了解脱,不免有些放纵起来。这放纵,自然是指美色了。
李时勉听说后,立即上书劝谏道:“谅闇[28]中,不宜近妃嫔。”又道:“侧闻内宫远自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为之惊疑,众人为之惶惑。”
暗指朱高炽嗜欲过度,不该“旭日已旦”才上朝,更不该派人到建宁选取宫女,惊扰百姓,劝皇帝“谨嗜欲”。
朱高炽阅览奏章后,怒不可遏,立即将李时勉召到皇宫偏殿,要他当面说个清楚。李时勉竟丝毫不给皇帝面子,毫不退让,且言辞激烈地批评皇帝。朱高炽本是极好的脾性,至此再也按捺不住,命武士以金瓜[29]扑打,当场打断了李时勉的肋骨。
朱高炽还不解恨,又下旨将李时勉贬为交阯道御使,命他一天审一案、言一事。但皇帝此举不过是为了折辱李时勉,李时勉尚未动身出发,愤恨难平的朱高炽又下令将李时勉投入锦衣卫监狱。
直到垂危之际,朱高炽仍不忘李时勉当廷的侮辱,对亲信大臣夏原吉道:“李时勉廷辱我。”越说越怒。
夏原吉百般慰解,朱高炽仍然不能释怀。当天晚上,皇帝撒手归西,享年四十八岁,在位仅十个月。
这件事后来传了开去,闻者不免奇怪,如果不是因为朱高炽纵欲无度,李时勉奏疏触及其痛处,仁宗皇帝又怎会如此耿耿于怀,至死不忘?
李时勉入狱时已经被打得半死,生命危在旦夕。他曾经偶然捡获锦衣卫指挥朱护妻子的传家之宝,当即设法归还,且没要任何回报。朱护一直想找机会报答李时勉,便暗中加以照顾,又寻到十分难得的血竭[30],为李氏治伤。如此,在朱护的精心照料下,李时勉不但保住了一条命,就连断掉的肋骨也被接好。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有人告诉他李时勉曾当众侮辱仁宗皇帝,直接导致先帝病情加重,终至丧命。明仁宗朱高炽病殁时,朱瞻基人在凤阳祭祖,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闻声大怒,立即派使者去大狱提李时勉,并发狠道:“缚以来,朕亲鞫,必杀之。”
使者走后,朱瞻基越想越生气,又改变了主意,招手叫过当值的锦衣卫指挥王某,命他立即将李时勉直接绑赴西市斩首,不必再行入见。不料机缘巧合,王指挥刚从端西旁门出去,使者已经带着李时勉由端东门进入,双方没有碰上,李时勉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朱瞻基一见到李时勉,便怒骂道:“你等小臣,竟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
李时勉叩头答道:“臣言谅闇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
听到原来是因为这件事,朱瞻基这才怒气稍解,叹息了半天,连声称赞李时勉“忠臣”,下旨复其官职。等到王指挥去锦衣卫大狱提人不得回来复命时,李时勉已经冠带立于阶前,阶下囚转瞬间变成了朝中显贵。
明宣宗朱瞻基病逝后,李时勉参与修《宣宗实录》,书成,进为翰林学士,不久又擢升国子监祭酒。
此时的李时勉已经因德高望重而名满天下,文人士子仰慕其节操正直,无不争相归依,执弟子礼。英国公张辅率领贵戚们上书,请求到国子监听李时勉讲学,得到允准后,均欣然到国子监受教。除张辅与李时勉执平礼外,余人均不敢坐下,以学生自居。这一幕,被誉为大明立国以来最大的太平盛事。
在政治上,李时勉与朝中正直大臣一样,坚决反对宦官干政。由于他刚直不阿,率性敢言,深深得罪了大宦官王振。
明朝建立后,开国皇帝朱元璋鉴于汉唐宦官乱政,专门制定内侍官制,谕吏部道:“朕观周礼,阉寺不及百人。然后世竟有增至数千者,因重用而致生乱。内臣但备使令,毋多人,古来若辈擅权,可为鉴戒。驭之之道,当使之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则骄恣矣。”
意思是说,宦官在宫廷中是少不了的,但只能做奴隶使唤,打扫跑腿,人数不可过多,也不可以做心腹。驾驭的办法,要让宦官们守法,守法就做不了坏事;不要让宦官有功劳,一有功劳就难以管束了。
朱元璋还立下规矩:凡是内臣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许穿外朝官员的服装,做内廷官品级不许超过四品,每月领一石米,吃饭穿衣公家管。且外朝各衙门不许与内官之间有公文来往。又铸铁牌立于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可谓是家法森严。
洪武六年(1373年)十一月,朱元璋又命廷臣考究前代纠劾内官的办法,礼部议置内正司,设司正、司副各一人,专门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的行为。
有一名宦官因在内廷时间较久,偶而言及政事,即被朱元璋遣归乡里,并令终身不得叙用。还有个内侍官名叫杜安道,侍奉朱元璋数十年,知悉诸多朝中机密计议,但其人个性缜密,严遵禁令,在诸大臣面前仅一揖而退,从不启口泄露机密。朱元璋对他很是宠爱,但也一样不给予优遇,后来迁出为光禄寺卿[31]。
到洪武末,朱元璋又重新整顿宦官机构,定十二监[32]及四司[33]、八局[34],即民间俗称的“二十四衙门”,内官分别定有品秩和待遇,不准干政,不能结交外臣。自古以来,对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朱元璋之周备。
建文帝朱允炆登上帝位后,遵照祖训,对宦官的限制更加严格,“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明成祖朱棣初临朝时,也警惕宦官擅权,曾道:“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
当时有个宦官私自调用应天府工匠为其服役,事发后,朱棣立即诏命锦衣卫逮捕治罪。但不久后,为了个人统治需要,这些禁令全部被朱棣亲手破坏了。
当“靖难之役”还在进行之时,许多宦官偷偷跑到朱棣那里,向他报告朝廷的虚实。朱棣之所以敢孤注一掷,长驱金陵,就是因为他从宦官那里得到了确切的情报,知道南京守备空虚。朱棣身边的一些宦官还拼杀疆场,多有战功。朱棣感到这些宦官忠于自己,便慢慢重用起他们来,涉足内政、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朱元璋辛辛苦苦建立的铁牌制度由此被打破了。
朱棣即位后第一年(1403年),就派宦官李兴出使暹罗[35],宦官就此开始涉足外交。自永乐三年(1405年)起,朱棣连续派宦官郑和[36]率兵二万,大规模出使南洋和印度洋一带,开了明朝宦官带兵的先例。永乐八年(1410年),朱棣派宦官王安监都督谭青等军,又派宦官马靖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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