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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世上总有不畏强权的忠直之士,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国子监授课时,公然讲述历史上宦官的危害。王振得知后,发誓要报复李时勉。他既兼领东厂提督,便利用职务便利,先派密探暗中调查反对派大臣各种阴事,以此手段来铲除异己,许多大臣都因此而栽在他手中。只是当王振用同样方法来对付李时勉时,竟然完全失效,神通广大的东厂番子始终查不到李时勉的任何把柄。只是想不到王振并未死心,派了人监视李时勉的一举一动,今日伐枝之举,也成了他一条大大的罪状。
朱骥明白了究竟,却没有立即赶去国子监救人,只皱紧眉头。李时勉于朱家有恩,朱骥并非不愿意出面,但王振是司礼监掌印,既是他下令拿人,多是以皇帝诏令的形式发出。既是皇帝下的命令,除了皇帝自己,没有人能够更改,不然抗旨不遵亦是杀头的罪名。
李骥几人虽期盼地望着朱骥,却也明白其中难处。
林鹗道:“我们来找朱兄,是想可否请朱兄出面,请那些锦衣卫校尉通融一下,让监生们从旁扶住木枷,好减轻李祭酒的痛苦?李祭酒已年逾七旬,这几日天气又这么热,怕是他老人家……”
忽听到有人叫道:“朱骥!”
转头望去,却是朱骥的岳父兵部侍郎于谦。他从来都是直呼女婿名字,而不像旁人称呼小名或是昵称。
朱骥见于谦一身官服,忙迎上去问道:“岳父不是陪同姑姑、璚英还有小表外甥去了西山碧云庵[60]进香,说明日才回来吗?”
“姑姑”是于谦的妹妹于冰,她嫁给钱塘人氏朱济,目下孙子朱喜得了怪病,听说京城有名医能治,遂千里迢迢带着孙子赶来北京求医,住在兄长家中。于谦本不信奉佛事,然他妻子董氏在世时,时常去碧云庵进香。这次于冰和于璚英都想去碧云庵为家人求签祈福,正好赶上放假,他便陪同一道前往。
于谦摇了摇头,道:“边关有告急文书送到,我不得不临时赶回来。不过璚英还陪着她姑姑、外甥在西山,今晚不回来了。”又问道:“你不是今日当值吗?怎能擅自离开官署?”语气颇为严厉。
于谦曾是有名的铁面御史,朱骥又素来敬畏岳父,竟一时语噎,看了李骥一眼,这才嗫嚅道:“那个……李祭酒他……”
于谦皱眉问道:“李祭酒怎么了?”
丘濬忙大致说了经过,还未说完,一旁李骥便哭出声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家祖明明是被人陷害。于公也是朝中重臣,请您救救他老人家。”
于谦未及开言,便听到北面传来呼喝打斗声,那边是兵部、工部、户部、礼部等重要中央官署所在地,料想是出了大事,忙道:“王司礼当是以诏令的名义下令拿人,我只能等到上朝面圣时,当面向皇帝求情。”
李骥道:“那是三日后了,家祖年事已高,哪里能撑到那个时候?”
北面又传来嘈杂声,甚至多了金刃交接声。于谦转头看了一眼,微一思忖,便道:“目下太后、皇上一行应该在返京途中,你们不妨选几个监生做代表……”
林鹗登时眼前一亮,道:“于公是让我们拦路向皇帝和太后告御状,替李祭酒申冤?”
于谦道:“不是告状,也不是申冤,而是请求皇上赦免李祭酒。”
李骥毕竟还是个少年,沉不住气,声音又尖锐起来,嚷道:“什么赦免?家祖明明是受人诬陷,说是赦免,倒像是承认有罪了。”
于谦摇了摇头,一时不便当众说明王振与英宗皇帝关系非同一般,告王振的状,等于当街告皇帝,结果反而会适得其反。
丘濬倒是会意了过来,忙道:“多谢于公出言指点,我们这就回国子监找些同学商议。”
朱骥微一迟疑,道:“那我……”
于谦似是猜到女婿想跟丘濬等人一道赶去国子监,看是否能先行设法解救李时勉,摇头道:“你救不了李祭酒。王振有心要李祭酒的命,那些锦衣卫校尉必然奉了严令。况且他们又不是不知李祭酒有恩于朱家,若要看你的面子,早就手下留情了。”
丘濬忙道:“于公分析得极有道理。朱兄,你就不必多跑这一趟了。事情紧急,我们得尽快回国子监,好设法解救李祭酒。”
朱骥只得与丘濬等人拱手告辞,又跟随于谦往中央官署赶来。
却见是鸿胪寺前出了变故,一群人混战扭打在一起,还动了真家伙。看服饰,一方是蒙古兀良哈部落,另一方是日本人,均是入明朝贡的使者。
一些值守官署的明军军士亦闻声赶过来,却不加劝阻,只在一旁指指点点看热闹。一名荷衣女郎格外醒目,抱着双臂,冷冷地站在一旁。
***
[1]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称中华门。正门除国家大典以外,常年不开。皇帝迎娶皇后时开此门,迎大红喜轿进门,其余妃、嫔只能乘彩车进玄武门(清代称神武门)。1954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大明门被拆除。1976年在大明门旧址上建起了毛主席纪念堂。
[2]清代时,清廷改大明门为大清门时,直接将“大明门”门匾拆下,翻转重刻后重嵌。民国时,执政选定于1912年10月9日(辛亥革命一周年庆典的前一天)将大清门更名为中华门,因不知清廷已翻转门匾重刻之典故,也想拆下石匾翻用背面,直接刻上“中华门”。然拆下门匾后,才发现里面是“大明门”三字,只好临时赶制了一块木匾,由王冶秋(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及奠基人)题写“中华门”匾额,挂于檐下。原“大清门”匾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务管理局保存,后移交首都博物馆。
[3]棋盘街到清代乾隆时改围以石栏,中间有路通东、西江米巷(今东、西交民巷),新中国成立后扩建天安门广场时悉数拆除。
[4]隋代以来,历朝均以刑部掌法律刑狱,与大理寺(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并列。唯元代只设刑部,无大理寺。明清两代,刑部与都察院(由前代御史台发展而来,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为最高监察机关)、大理寺并称“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亦称“三司会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改刑部称法部,刑部之称遂撤。
[5]明初官员休假很少,一年只有3天假期,分别是春节、冬至及皇帝生辰。直到明中后期,休假制度才逐渐完善起来,一月固定休假4天,加上节假日,每年休假50天左右。但明廷仍然废除了前朝名目众多的探亲假期,只规定父母大丧,守孝3年。清朝休假制度基本照搬明朝,直到后期才受西方影响,每月例假改为每周日休假1天。
[6]圆觉寺:遗址在今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乡老君堂村,为大宦官金英修建。金英得宠于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三朝,其人信佛,自称是“奉佛弟子”。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二月,金英以报答前朝皇帝恩宠为名,用所获赏赐的金币以及募捐所得,在赐地武基庄田建造了一座佛寺。佛寺颇具规模:中有如来殿,左为观音殿,右地藏殿,前天王殿,后圆觉殿。廊庑绘有五百罗汉像。此外还有钟鼓楼、禅堂、斋堂、僧房,外有山门、金刚具像等。正统二年(1437年)八月建成后,金英又将皇帝所赐田土、树株布施给寺庙,作为斋粮,并延请名师住持,率领僧众朝夕讽诵经文,祝福太宗(即明成祖朱棣)、仁宗、宣宗永逍遥于极乐,及当今皇上英宗万岁圣寿。明英宗十分高兴,钦赐寺名圆觉禅寺。
[7]钱塘:今浙江杭州。于谦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四月二十七日午时出生于杭州钱塘太平里(今浙江杭州祠堂巷)。同年闰五月初十,明太祖朱元璋逝世。同月十六日,皇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为明王朝第二代皇帝,史称建文皇帝。
[8]陆贽:字敬舆,吴郡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唐德宗朝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政论家,大历八年(773年)进士,中博学宏辞科。后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陆贽工诗文,尤长于制诰政论,多用排偶,条理精密,文笔流畅,以深挚的情感和雄畅的辞辩见长,史称“有唐以来,未曾有之”。建中四年(783年),朱泚叛乱,陆贽随唐德宗奔奉天,起草了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文中以痛切之辞,直书君过,文笔犀利,情感激烈。诏书下达之日,虽武夫悍卒,读之无不挥涕感动,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连起兵叛唐的节度使王武俊、田悦、李纳读到诏书后,都主动去除了王号,上表谢罪。
[9]乐安:今山东广饶东北。汉王朱高煦封地。
[10]顾佐:字礼卿,太康(今河南)人。建文帝二年(1400年)进士。授庄浪知县。端午节时,守将集合官僚校尉,因顾佐是文士,便故意为难他。顾佐取弓箭一发中的,守将拜服。永乐年间入京任御史,为官刚正,被人比作北宋的包拯。因刚直不挠,得罪权贵极多,宣德年间多次被弹劾,但因深得皇帝信任,又有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力保,故每次都能洗刷冤屈。顾佐入内廷办公,独处一间小夹室,不是议政不与官员们群坐,由是得绰号“顾独坐”。
[11]明代地方行政分为省、府、县、里四级,在省一级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别统管行政、军事、刑名,直接对中央各部负责,互不统属,互相制约。但中央为了加强对各省的控制,经常临时派出中央官员了解、处理地方事务,协调军政事宜,此即为巡抚制度——“巡抚之名,起于懿文太子(即明太祖朱元璋长子朱标)巡抚陕西。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遣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以后不拘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事毕复命,即或停遣”。明宣宗初年,熊概、叶春等人出巡江南,“南畿(明代除省之外,又有两个相当于省区的地方:南直隶(或称南畿,以南京为中心)和北直隶(或称北畿,以北京为中心)、浙江设巡抚自此始”。由于明宣宗朱瞻基发展完善了巡抚制度,曾大量增设各部侍郎充任各地巡抚。于谦曾以山西道监察御史身份巡按山西各地,不畏权贵,为许多案子平反昭雪,声名很高。明宣宗正式设立巡抚后,亲自书写于谦名字交给吏部,于谦因此越级升迁任兵部左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但巡抚是其本职,兵部侍郎只是挂名。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于谦依旧负责按察各地,正统十三年(1448年)升迁为兵部右侍郎,享受二品俸禄,这“兵部右侍郎”才是正式兵部官职。
[12]尚义仓就是开明地主捐资输谷的贮藏处所。平准仓就是丰年贱价买进,遇到凶年照昔日贱价平粜的仓库。仓前立碑勒名,书明某人捐资若干、某人输粟若干。捐二百金以上的给予冠带,贱价平粜过千百石的建坊给匾,予以旌表,并免捐资输粟的一家各色差徭冗役,同时教人民口碑传诵,表示奖励。
[13]明代工部(六部之一)下设街道厅,负责北京街道设施维修养护事宜,包括日常清洁、保护公共设施等。同时又设街道房,专管京城坊巷街道,也负责平日的街道洒扫、春日通沟等琐碎事务,但直接隶属于锦衣卫。
[14]裱褙胡同:今称东、西裱褙胡同,位于今北京崇文门内北京日报社东,于谦故居(今北京东城区西裱褙胡同23号)即在此处,今犹存,已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5]提刑按察使司:明代设立在省一级的司法部门,主管一省的刑名、诉讼事务,但审理权限仅仅限于徒刑以下(包括徒刑)的案件,徒刑以上的案件必须报到刑部审理。同时也是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对地方官员行使监察权。主管为提刑按察使或称为按察使,简称臬台、臬司,与承宣布政使并为一省最高长官。
[16]汉代有博士祭酒为博士之首。西晋改设国子祭酒,隋唐以后称国子监祭酒,为国子监(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的主管官。清末始废。后亦以泛称文坛﹑艺坛或学术界﹑文化界的首脑人物。
[17]北京因是都城,地方级行政机构不同于其他,设有顺天府、五城兵马指挥司及五城巡城御史(始于明英宗正统朝)。顺天府下辖四州二十三县(辖区大于今北京地区),其中宛平和大兴两县为京县(即在北京城区)。宛平县署位于北安门外以西积庆坊(今北京平安大街什刹海以西)。大兴县署位于安定门南教忠坊(今东城大兴胡同)。除此之外,北京城又被按地理位置分为五个城区,分受五城兵马指挥司统辖,包括中兵马指挥司(官署名不带“城”字,位于仁寿坊,今大佛寺街中段)、东城兵马指挥司(位于思城坊,今东四北三条胡同)、南城兵马指挥司(位于宣南坊,今西城区兵马司后街)、西城兵马指挥司(位于咸宜坊,今西四南大街兵马司胡同,胡同即因此得名)、北城兵马指挥司(位于昭回靖恭坊,今交道口南大街兵马司胡同)。五城巡城御史则属于都察院监察御史外放小差,负责巡视各城区,维护治安。
[18]琼州:今海南。
[19]彝伦堂:原为元代崇文阁旧址,明永乐时重建,改今名。彝伦,意为大地入之常道。皇帝来国子监讲学时在这里设座。清乾隆修建辟雍后,彝伦堂改为国子监的藏书处所。
[20]安福:今江西安福,位于宜春市东南。
[21]明制,殿试一甲进士(一甲即前三名,号“三鼎甲”,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直接授翰林院官职,二三甲进士还可以参加翰林院的考试,即“馆选”,标准是文学优等及擅长书法,取中者被称为“庶吉士”。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三年后,成绩优者留翰林院,不得留者,则为科道官、六部主事,或出为州、县官。
[22]古人认为天帝居住的天宫有一万间,皇帝身为天子,不能超越天帝,故少半间。
[23]奉天殿:即民间俗称的金銮殿,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大殿。明永乐年间建成时称奉天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称皇极殿,清顺治二年(1645年)改太和殿。建成后屡遭焚毁,多次重建,今殿为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后的形制。
[24]华盖殿:是皇帝去奉天殿大典之前休息的地方,并接受执事官员朝拜的地方。凡遇皇帝亲祭,如祭天坛、地坛,皇帝于前一日在华盖殿阅视祝文,祭先农坛举行亲耕仪式前,还要在此查验种子和农具。皇太后上徽号,皇帝在此阅视奏书。玉牒告成,恭进华盖殿呈御览,同时要举行隆重的存放仪式。明初称华盖殿,嘉靖时遭遇火灾,重修后改称中极殿,现天花内构件上仍遗留有明代“中极殿”墨迹。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皇室入主紫禁城,第二年改中极殿为中和殿。“中和”二字取自《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道也。”三大殿中唯有这间房子可供皇帝一人静静地思考。
[25]谨身殿:属于殿宇式建筑。初名谨身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称建极殿,清顺治二年(1645年)始名保和殿。“保和”出自《易经》:“志不外驰,恬神守志。”意思是神志得专一,保持宇内和谐,才能福寿安乐,天下太平。今保和殿有“皇建有极”匾,为清乾隆皇帝御笔,典出《洪范》“皇建其有极”。
[26]余杭:今浙江杭州。涿郡:今北京。
[27]尽管当时反对迁都北京的人不在少数,但从长远来看,迁都北京确实有力地解决了北部边防的问题。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不仅因为北京是他的“龙兴之地”,这其中,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即引人瞩目的“天子守边”现象。历史上王朝建都,一般都选中间位置,是“天子居中,诸侯守边”。但历史事实证明:如果守边的诸侯、边将兵力薄弱,则边患不已;反之,兵多权重又会威胁朝廷,唐朝安禄山谋反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而到了明朝,边患主要来自北方蒙古,明朝廷必须在北部边防屯驻重兵,以防止蒙古骑兵南下。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避免重蹈边将拥兵自重的历史覆辙,大肆屠杀功臣,将北部边防的立足点放在了诸亲王身上,实行以藩王御边的政策。朱元璋对自己的设计非常满意,因而才对孙子朱允炆得意地说:“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他认为这样便不会对皇权造成任何威胁。燕王朱棣手中兵权最重,且为明军精锐。正是依靠这样的军事实力,朱棣通过“靖难之役”打到南京,夺取了帝位。至此,显然朱元璋那一套儿子守边的办法也不可靠,朱棣必须想出新的办法。既要安边,又不能兵权旁落,于是朱棣做出大胆举动,把国都定在他曾经的封地──北京,这样,边防的军政大权就都握在了他自己手里,大大减少了边镇将帅割据称雄的可能。而真正的积极之处在于:天子守边,如果能居安思危,以身守塞,则天下安宁。“天子守边”这一格局对整个中原的生产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对促进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大后方长期的安宁,直接促使了江南手工业的发达,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28]谅闇(lingn):帝王居丧。
[29]金瓜:古代卫士所执的一种兵仗。棒端呈瓜形,铜制,金色。
[30]血竭:中药名,为棕榈科植物麒麟竭果实渗出的树脂经加工制成。据... -->>
但世上总有不畏强权的忠直之士,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国子监授课时,公然讲述历史上宦官的危害。王振得知后,发誓要报复李时勉。他既兼领东厂提督,便利用职务便利,先派密探暗中调查反对派大臣各种阴事,以此手段来铲除异己,许多大臣都因此而栽在他手中。只是当王振用同样方法来对付李时勉时,竟然完全失效,神通广大的东厂番子始终查不到李时勉的任何把柄。只是想不到王振并未死心,派了人监视李时勉的一举一动,今日伐枝之举,也成了他一条大大的罪状。
朱骥明白了究竟,却没有立即赶去国子监救人,只皱紧眉头。李时勉于朱家有恩,朱骥并非不愿意出面,但王振是司礼监掌印,既是他下令拿人,多是以皇帝诏令的形式发出。既是皇帝下的命令,除了皇帝自己,没有人能够更改,不然抗旨不遵亦是杀头的罪名。
李骥几人虽期盼地望着朱骥,却也明白其中难处。
林鹗道:“我们来找朱兄,是想可否请朱兄出面,请那些锦衣卫校尉通融一下,让监生们从旁扶住木枷,好减轻李祭酒的痛苦?李祭酒已年逾七旬,这几日天气又这么热,怕是他老人家……”
忽听到有人叫道:“朱骥!”
转头望去,却是朱骥的岳父兵部侍郎于谦。他从来都是直呼女婿名字,而不像旁人称呼小名或是昵称。
朱骥见于谦一身官服,忙迎上去问道:“岳父不是陪同姑姑、璚英还有小表外甥去了西山碧云庵[60]进香,说明日才回来吗?”
“姑姑”是于谦的妹妹于冰,她嫁给钱塘人氏朱济,目下孙子朱喜得了怪病,听说京城有名医能治,遂千里迢迢带着孙子赶来北京求医,住在兄长家中。于谦本不信奉佛事,然他妻子董氏在世时,时常去碧云庵进香。这次于冰和于璚英都想去碧云庵为家人求签祈福,正好赶上放假,他便陪同一道前往。
于谦摇了摇头,道:“边关有告急文书送到,我不得不临时赶回来。不过璚英还陪着她姑姑、外甥在西山,今晚不回来了。”又问道:“你不是今日当值吗?怎能擅自离开官署?”语气颇为严厉。
于谦曾是有名的铁面御史,朱骥又素来敬畏岳父,竟一时语噎,看了李骥一眼,这才嗫嚅道:“那个……李祭酒他……”
于谦皱眉问道:“李祭酒怎么了?”
丘濬忙大致说了经过,还未说完,一旁李骥便哭出声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家祖明明是被人陷害。于公也是朝中重臣,请您救救他老人家。”
于谦未及开言,便听到北面传来呼喝打斗声,那边是兵部、工部、户部、礼部等重要中央官署所在地,料想是出了大事,忙道:“王司礼当是以诏令的名义下令拿人,我只能等到上朝面圣时,当面向皇帝求情。”
李骥道:“那是三日后了,家祖年事已高,哪里能撑到那个时候?”
北面又传来嘈杂声,甚至多了金刃交接声。于谦转头看了一眼,微一思忖,便道:“目下太后、皇上一行应该在返京途中,你们不妨选几个监生做代表……”
林鹗登时眼前一亮,道:“于公是让我们拦路向皇帝和太后告御状,替李祭酒申冤?”
于谦道:“不是告状,也不是申冤,而是请求皇上赦免李祭酒。”
李骥毕竟还是个少年,沉不住气,声音又尖锐起来,嚷道:“什么赦免?家祖明明是受人诬陷,说是赦免,倒像是承认有罪了。”
于谦摇了摇头,一时不便当众说明王振与英宗皇帝关系非同一般,告王振的状,等于当街告皇帝,结果反而会适得其反。
丘濬倒是会意了过来,忙道:“多谢于公出言指点,我们这就回国子监找些同学商议。”
朱骥微一迟疑,道:“那我……”
于谦似是猜到女婿想跟丘濬等人一道赶去国子监,看是否能先行设法解救李时勉,摇头道:“你救不了李祭酒。王振有心要李祭酒的命,那些锦衣卫校尉必然奉了严令。况且他们又不是不知李祭酒有恩于朱家,若要看你的面子,早就手下留情了。”
丘濬忙道:“于公分析得极有道理。朱兄,你就不必多跑这一趟了。事情紧急,我们得尽快回国子监,好设法解救李祭酒。”
朱骥只得与丘濬等人拱手告辞,又跟随于谦往中央官署赶来。
却见是鸿胪寺前出了变故,一群人混战扭打在一起,还动了真家伙。看服饰,一方是蒙古兀良哈部落,另一方是日本人,均是入明朝贡的使者。
一些值守官署的明军军士亦闻声赶过来,却不加劝阻,只在一旁指指点点看热闹。一名荷衣女郎格外醒目,抱着双臂,冷冷地站在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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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称中华门。正门除国家大典以外,常年不开。皇帝迎娶皇后时开此门,迎大红喜轿进门,其余妃、嫔只能乘彩车进玄武门(清代称神武门)。1954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大明门被拆除。1976年在大明门旧址上建起了毛主席纪念堂。
[2]清代时,清廷改大明门为大清门时,直接将“大明门”门匾拆下,翻转重刻后重嵌。民国时,执政选定于1912年10月9日(辛亥革命一周年庆典的前一天)将大清门更名为中华门,因不知清廷已翻转门匾重刻之典故,也想拆下石匾翻用背面,直接刻上“中华门”。然拆下门匾后,才发现里面是“大明门”三字,只好临时赶制了一块木匾,由王冶秋(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及奠基人)题写“中华门”匾额,挂于檐下。原“大清门”匾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务管理局保存,后移交首都博物馆。
[3]棋盘街到清代乾隆时改围以石栏,中间有路通东、西江米巷(今东、西交民巷),新中国成立后扩建天安门广场时悉数拆除。
[4]隋代以来,历朝均以刑部掌法律刑狱,与大理寺(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并列。唯元代只设刑部,无大理寺。明清两代,刑部与都察院(由前代御史台发展而来,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为最高监察机关)、大理寺并称“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亦称“三司会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改刑部称法部,刑部之称遂撤。
[5]明初官员休假很少,一年只有3天假期,分别是春节、冬至及皇帝生辰。直到明中后期,休假制度才逐渐完善起来,一月固定休假4天,加上节假日,每年休假50天左右。但明廷仍然废除了前朝名目众多的探亲假期,只规定父母大丧,守孝3年。清朝休假制度基本照搬明朝,直到后期才受西方影响,每月例假改为每周日休假1天。
[6]圆觉寺:遗址在今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乡老君堂村,为大宦官金英修建。金英得宠于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三朝,其人信佛,自称是“奉佛弟子”。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二月,金英以报答前朝皇帝恩宠为名,用所获赏赐的金币以及募捐所得,在赐地武基庄田建造了一座佛寺。佛寺颇具规模:中有如来殿,左为观音殿,右地藏殿,前天王殿,后圆觉殿。廊庑绘有五百罗汉像。此外还有钟鼓楼、禅堂、斋堂、僧房,外有山门、金刚具像等。正统二年(1437年)八月建成后,金英又将皇帝所赐田土、树株布施给寺庙,作为斋粮,并延请名师住持,率领僧众朝夕讽诵经文,祝福太宗(即明成祖朱棣)、仁宗、宣宗永逍遥于极乐,及当今皇上英宗万岁圣寿。明英宗十分高兴,钦赐寺名圆觉禅寺。
[7]钱塘:今浙江杭州。于谦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四月二十七日午时出生于杭州钱塘太平里(今浙江杭州祠堂巷)。同年闰五月初十,明太祖朱元璋逝世。同月十六日,皇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为明王朝第二代皇帝,史称建文皇帝。
[8]陆贽:字敬舆,吴郡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唐德宗朝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政论家,大历八年(773年)进士,中博学宏辞科。后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陆贽工诗文,尤长于制诰政论,多用排偶,条理精密,文笔流畅,以深挚的情感和雄畅的辞辩见长,史称“有唐以来,未曾有之”。建中四年(783年),朱泚叛乱,陆贽随唐德宗奔奉天,起草了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文中以痛切之辞,直书君过,文笔犀利,情感激烈。诏书下达之日,虽武夫悍卒,读之无不挥涕感动,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连起兵叛唐的节度使王武俊、田悦、李纳读到诏书后,都主动去除了王号,上表谢罪。
[9]乐安:今山东广饶东北。汉王朱高煦封地。
[10]顾佐:字礼卿,太康(今河南)人。建文帝二年(1400年)进士。授庄浪知县。端午节时,守将集合官僚校尉,因顾佐是文士,便故意为难他。顾佐取弓箭一发中的,守将拜服。永乐年间入京任御史,为官刚正,被人比作北宋的包拯。因刚直不挠,得罪权贵极多,宣德年间多次被弹劾,但因深得皇帝信任,又有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力保,故每次都能洗刷冤屈。顾佐入内廷办公,独处一间小夹室,不是议政不与官员们群坐,由是得绰号“顾独坐”。
[11]明代地方行政分为省、府、县、里四级,在省一级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别统管行政、军事、刑名,直接对中央各部负责,互不统属,互相制约。但中央为了加强对各省的控制,经常临时派出中央官员了解、处理地方事务,协调军政事宜,此即为巡抚制度——“巡抚之名,起于懿文太子(即明太祖朱元璋长子朱标)巡抚陕西。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遣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以后不拘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事毕复命,即或停遣”。明宣宗初年,熊概、叶春等人出巡江南,“南畿(明代除省之外,又有两个相当于省区的地方:南直隶(或称南畿,以南京为中心)和北直隶(或称北畿,以北京为中心)、浙江设巡抚自此始”。由于明宣宗朱瞻基发展完善了巡抚制度,曾大量增设各部侍郎充任各地巡抚。于谦曾以山西道监察御史身份巡按山西各地,不畏权贵,为许多案子平反昭雪,声名很高。明宣宗正式设立巡抚后,亲自书写于谦名字交给吏部,于谦因此越级升迁任兵部左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但巡抚是其本职,兵部侍郎只是挂名。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于谦依旧负责按察各地,正统十三年(1448年)升迁为兵部右侍郎,享受二品俸禄,这“兵部右侍郎”才是正式兵部官职。
[12]尚义仓就是开明地主捐资输谷的贮藏处所。平准仓就是丰年贱价买进,遇到凶年照昔日贱价平粜的仓库。仓前立碑勒名,书明某人捐资若干、某人输粟若干。捐二百金以上的给予冠带,贱价平粜过千百石的建坊给匾,予以旌表,并免捐资输粟的一家各色差徭冗役,同时教人民口碑传诵,表示奖励。
[13]明代工部(六部之一)下设街道厅,负责北京街道设施维修养护事宜,包括日常清洁、保护公共设施等。同时又设街道房,专管京城坊巷街道,也负责平日的街道洒扫、春日通沟等琐碎事务,但直接隶属于锦衣卫。
[14]裱褙胡同:今称东、西裱褙胡同,位于今北京崇文门内北京日报社东,于谦故居(今北京东城区西裱褙胡同23号)即在此处,今犹存,已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5]提刑按察使司:明代设立在省一级的司法部门,主管一省的刑名、诉讼事务,但审理权限仅仅限于徒刑以下(包括徒刑)的案件,徒刑以上的案件必须报到刑部审理。同时也是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对地方官员行使监察权。主管为提刑按察使或称为按察使,简称臬台、臬司,与承宣布政使并为一省最高长官。
[16]汉代有博士祭酒为博士之首。西晋改设国子祭酒,隋唐以后称国子监祭酒,为国子监(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的主管官。清末始废。后亦以泛称文坛﹑艺坛或学术界﹑文化界的首脑人物。
[17]北京因是都城,地方级行政机构不同于其他,设有顺天府、五城兵马指挥司及五城巡城御史(始于明英宗正统朝)。顺天府下辖四州二十三县(辖区大于今北京地区),其中宛平和大兴两县为京县(即在北京城区)。宛平县署位于北安门外以西积庆坊(今北京平安大街什刹海以西)。大兴县署位于安定门南教忠坊(今东城大兴胡同)。除此之外,北京城又被按地理位置分为五个城区,分受五城兵马指挥司统辖,包括中兵马指挥司(官署名不带“城”字,位于仁寿坊,今大佛寺街中段)、东城兵马指挥司(位于思城坊,今东四北三条胡同)、南城兵马指挥司(位于宣南坊,今西城区兵马司后街)、西城兵马指挥司(位于咸宜坊,今西四南大街兵马司胡同,胡同即因此得名)、北城兵马指挥司(位于昭回靖恭坊,今交道口南大街兵马司胡同)。五城巡城御史则属于都察院监察御史外放小差,负责巡视各城区,维护治安。
[18]琼州:今海南。
[19]彝伦堂:原为元代崇文阁旧址,明永乐时重建,改今名。彝伦,意为大地入之常道。皇帝来国子监讲学时在这里设座。清乾隆修建辟雍后,彝伦堂改为国子监的藏书处所。
[20]安福:今江西安福,位于宜春市东南。
[21]明制,殿试一甲进士(一甲即前三名,号“三鼎甲”,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直接授翰林院官职,二三甲进士还可以参加翰林院的考试,即“馆选”,标准是文学优等及擅长书法,取中者被称为“庶吉士”。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三年后,成绩优者留翰林院,不得留者,则为科道官、六部主事,或出为州、县官。
[22]古人认为天帝居住的天宫有一万间,皇帝身为天子,不能超越天帝,故少半间。
[23]奉天殿:即民间俗称的金銮殿,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大殿。明永乐年间建成时称奉天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称皇极殿,清顺治二年(1645年)改太和殿。建成后屡遭焚毁,多次重建,今殿为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后的形制。
[24]华盖殿:是皇帝去奉天殿大典之前休息的地方,并接受执事官员朝拜的地方。凡遇皇帝亲祭,如祭天坛、地坛,皇帝于前一日在华盖殿阅视祝文,祭先农坛举行亲耕仪式前,还要在此查验种子和农具。皇太后上徽号,皇帝在此阅视奏书。玉牒告成,恭进华盖殿呈御览,同时要举行隆重的存放仪式。明初称华盖殿,嘉靖时遭遇火灾,重修后改称中极殿,现天花内构件上仍遗留有明代“中极殿”墨迹。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皇室入主紫禁城,第二年改中极殿为中和殿。“中和”二字取自《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道也。”三大殿中唯有这间房子可供皇帝一人静静地思考。
[25]谨身殿:属于殿宇式建筑。初名谨身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称建极殿,清顺治二年(1645年)始名保和殿。“保和”出自《易经》:“志不外驰,恬神守志。”意思是神志得专一,保持宇内和谐,才能福寿安乐,天下太平。今保和殿有“皇建有极”匾,为清乾隆皇帝御笔,典出《洪范》“皇建其有极”。
[26]余杭:今浙江杭州。涿郡:今北京。
[27]尽管当时反对迁都北京的人不在少数,但从长远来看,迁都北京确实有力地解决了北部边防的问题。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不仅因为北京是他的“龙兴之地”,这其中,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即引人瞩目的“天子守边”现象。历史上王朝建都,一般都选中间位置,是“天子居中,诸侯守边”。但历史事实证明:如果守边的诸侯、边将兵力薄弱,则边患不已;反之,兵多权重又会威胁朝廷,唐朝安禄山谋反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而到了明朝,边患主要来自北方蒙古,明朝廷必须在北部边防屯驻重兵,以防止蒙古骑兵南下。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避免重蹈边将拥兵自重的历史覆辙,大肆屠杀功臣,将北部边防的立足点放在了诸亲王身上,实行以藩王御边的政策。朱元璋对自己的设计非常满意,因而才对孙子朱允炆得意地说:“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他认为这样便不会对皇权造成任何威胁。燕王朱棣手中兵权最重,且为明军精锐。正是依靠这样的军事实力,朱棣通过“靖难之役”打到南京,夺取了帝位。至此,显然朱元璋那一套儿子守边的办法也不可靠,朱棣必须想出新的办法。既要安边,又不能兵权旁落,于是朱棣做出大胆举动,把国都定在他曾经的封地──北京,这样,边防的军政大权就都握在了他自己手里,大大减少了边镇将帅割据称雄的可能。而真正的积极之处在于:天子守边,如果能居安思危,以身守塞,则天下安宁。“天子守边”这一格局对整个中原的生产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对促进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大后方长期的安宁,直接促使了江南手工业的发达,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28]谅闇(lingn):帝王居丧。
[29]金瓜:古代卫士所执的一种兵仗。棒端呈瓜形,铜制,金色。
[30]血竭:中药名,为棕榈科植物麒麟竭果实渗出的树脂经加工制成。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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