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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宁王朱权[6]的徙封及大宁都司的内撤对明朝北部边防影响最大。“天下既定,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意思是,明成祖朱棣一方面将原来驻守大宁的弟弟宁王朱权徙封南昌,一方面将设在大宁的北平行都司迁往保定。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报答兀良哈三卫对其靖难之役的支持。
大宁都司的内徙,给明朝的北部边防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尤其是大宁都司内迁到保定后,明成祖朱棣没有在大宁之地重新设防。他即位后在北边布置的镇守总兵官中,唯独没有大宁,所以大宁之地在实质上已经被割让给兀良哈三卫。
尽管明成祖朱棣有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放弃大宁,但大宁的不设防,等于在辽东和开平之间的边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蒙古骑兵可以从这个缺口自由出入,使得明太祖朱元璋最初设计的北部防线出现了断陷,直至导致后来的动摇。明军北部声势隔绝,最后不得不南撤开平。
在大宁都司内迁的同时,东胜州也作了内撤。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将北边防线上的两个重要都司撤向内地。这样北部的边防就出现了两个大缺口,一个在辽东与开平之间,另一个在大同与宁夏、甘肃之间。由此,开平势单力孤,成为深入蒙古高原的孤岛,三面受敌,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到了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迫于压力,不得不把开平驻防也撤向了内地。
大宁、开平、东胜州三个重镇的内迁,是明廷重大战略失误,由此对明朝北部边防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而所弃之地则为蒙古部族所占据,成为他们南下侵扰明朝边境的战略基地。
永乐一朝,明朝军力强大,加上明成祖朱棣本人从马上得天下,是个英主,因此终成祖一朝,蒙古始终无力与明军争锋,因而朱棣的“天子守边”看起来相当有效。天子守边的重要根基在于居安思危,这个思危的本意,其实就是说大明的京师北京濒临北边边防。
明成祖朱棣死后,明朝再也没有能力对蒙古各部进行大规模的远征。为了防御蒙古,明廷不得不在内移的防线上据险筑城,屯兵防守。于是西起嘉峪关,东到鸭绿江的数千里防线上逐渐形成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陕西镇、甘肃镇等九个边防重镇,号称“九边”,这就是九边的来历。
前沿据点的内移,导致明朝在北边防卫上由主动变成了被动,只能以九边为中心布置军队驻守。而此时明朝的整个防御体系缺乏纵深,对河套地区和长城以外的广大地区失去了控制。蒙古军进入河套地区,构成明朝北边的心腹之患。
更加严峻的形势是,明朝原来的内边变成前线,外险尽失,开门延寇,京师和内地直接暴露于剽悍的蒙古骑兵面前。尤其是大明的国都北京,已经直接站在了国防第一线。而所谓天子守边的根基——居安思危的思想,在明成祖朱棣之后的皇帝们身上,已经日趋淡忘。事实上,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蒙古俘虏事件的潜因,在明成祖朱棣一朝便已经伏下了。
瓦剌军过大同后,大同总兵郭登将军情紧急送往京师。当天,北京全城戒严。
十月初五,明景帝朱祁钰诏诸王派兵入卫。
十月初八,朱祁钰下旨命兵部尚书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统一指挥,将士皆受节制,都指挥以下将官有不奉命的,可以先斩后奏[7]。
当时,各地赶到京师的明军,加上新招募的兵丁,共有二十二万人。因为缺兵少将,于谦急上奏疏,请朱祁钰放出了那些因过下狱的将领,准予戴罪立功,其中便有广宁伯刘安和原大同左参将都督石亨。石亨是一员猛将,善骑射,因之前战败后单骑奔还,被贬官下诏狱。危难之间,于谦大胆用人,熟习军事的石亨被授予重任。
于谦登坛检阅将士后,将各军列阵于京城九门之外。总兵官石亨、副总兵范广、武兴负责守卫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守朝阳门,都督刘聚守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守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守正阳门,都督刘德新守崇文门,都指挥杨节守宣武门。九门之军,皆受石亨节制。
北京原为明朝第一要塞,建筑格局都是取战时体制。京城九门之中,最重要的当属德胜门。德胜门的名称始于明初。明朝建国之初,明将徐达率军进攻元大都,城破前,元顺帝自大都北门健德门逃走。徐达攻进大都后,将健德门改名为德胜门,有纪念明军取得大胜之意。
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营建北京城时,将大都城的北城墙南移五里,重新修建城门和瓮城。又将原来的土城墙改建为砖城墙,名称还叫德胜门。每逢出兵打仗,明军都要从德胜门出发,由此开赴前线作战,以求打胜仗,暗合“得胜”之意;而得胜还朝时,则要进安定门,表明打退了敌人,实现了安定。不过,这只是图个吉利的名头,事实上,明军出德胜门打仗,有打胜仗的时候,也有打败仗的时候。明军在土木堡惨败,便是典型的例子。
瓦剌军从紫荆关和白羊口两路进攻京师的消息传来后,朝廷大震。竟然有言官上奏弹劾已经在紫荆关战死的孙祥,说他弃关逃跑,应给予追究。于谦没有相信。事实上,即使他相信,此时也没有时间来追究孙祥的下落与责任,因为敌方大军已经近在咫尺。
明军战败消息传开后,北京城外郊区的民众一片恐慌,争相收拾行李,拖家带口地逃入北京城内。
而北京城内,各将领对北京战守策略也是意见不一。兵马司建议完全拆毁九门外军民房屋,以免被敌人利用。都尉王通主张在京城外挖筑深壕,以阻挡敌骑冲突。总兵官石亨则提议全军退守城内,坚壁清野,以避贼锋,等到敌人久攻不克,兵马疲惫,然后出击,必能获胜。
于谦却认为前面明军一直在吃败仗,瓦剌肯定因此而轻视明军。他慨然道:“奈何示弱,使敌益轻我?”提出不应该单纯守城,而是要主动出城迎击,给敌人一个下马威。
于是,于谦委派兵部侍郎吴宁代理兵部事,自己亲自率军阵于德胜门外,准备迎击瓦剌的主力军。
十月初十,于谦下令紧闭京城九门,规定作战期间一律不得开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并且颁布临时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将士们看到城门已闭,知道已无退路,只有勇敢击退敌人,才能死里求生。
兵部尚书于谦以下诸将都亲自督战。于谦躬擐甲胄,身先士卒,“泣以忠义谕三军”,人人感奋。彼时于谦已是新朝廷首屈一指的头号重臣,他亲自披甲上阵,许多明军感动得痛哭失声,决心以死报国。
十月十一日,随着号角声长鸣,瓦剌军前锋抵达京师,并在西直门外列阵,摆开了要大战一场的架势。明英宗朱祁镇则被关在德胜门外的一处空宅子的猪房中。家国近在咫尺,却是有家不能回,其焦灼心情可想而知。
当日,于谦趁敌军立足未稳,派都督高礼、毛福寿率军出击。明军与瓦剌军交战于彰仪门土城北,瓦剌军败。明军杀敌数百人,夺还所掠千余人。初战告捷,军威大振,人心振奋。当天夜里,于谦又派薛斌率精兵偷袭瓦剌军营地,亦有所斩获。
也先此次南下进兵,几乎是倾巢出动,没想到刚到北京城一天之内,就连吃两个败仗,锐气大大受挫。之前,他因为轻而易举地俘虏了明朝皇帝,骄横异常,认为明军不堪一击,甚至他已经计划在几天之内攻下北京。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明军阵容整齐,京师城防严密而坚固,要想攻下北京,绝非易事。宦官喜宁见也先有进退两难之意,便献计让也先遣使讲和,请明廷派大臣来迎回英宗,借以试探明廷的态度,也可以等到有利的时机。
明廷经过紧急商议后,认定这是也先的阴谋,决定不派大臣“迎驾”,但还是应该派遣使者去见太上皇。
此时两军对峙,一触即发,阵前出使显然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使命,何况朝廷没有打算接受也先的任何条件。经过商议,明景帝朱祁钰采取了重赏招勇的老办法,升通政司参议王复为礼部侍郎,中书舍人赵荣为鸿胪寺卿,派遣二人出城拜见太上皇朱祁镇。
十月十二日,明使者王复和赵荣来到德胜门外土城关也先军营。土城关是古蓟州的遗址,所以又名“蓟邱”,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便是指此处。
也先为了吓唬明朝使者,大摆兵仗,露刃夹道,杀气腾腾,并让朱祁镇带刀坐在帐中。也先和弟弟伯颜帖木儿都披甲胄,张弓矢,站在朱祁镇两旁。王复和赵荣进来朝拜后,献上羊酒。
朱祁镇看到来人官职不高,觉得朝廷太不重视自己,很不高兴地问道:“何不遣大臣来?”
也先听了也很惊讶,便问使者都是何等官职。朱祁镇道:“都是小臣。”
也先亦大感不悦,怒道:“大臣如何不来迎?犬犹认主人,我奉驾至城门,不来接。”随即对王复等人道:“尔小官,可令胡濙、于谦、王直、石亨、杨善等来。”
意思是嫌王复和赵荣官小,指名要于谦、石亨、胡濙等往瓦剌军营谈判,并再次向明廷索要大量金帛。
也先这一招显然是想诱骗于谦、石亨等重臣前来,借机扣押,由此扰乱明军防守,趁乱攻取北京。但明景帝朱祁钰听到使者回报后,意志竟然开始动摇,倾向于讲和。
幸好朱祁钰初即帝位,在重大军政上还不敢自作主张,专门派人到前方德胜门征询于谦的意见。于谦回答道:“今日只知有军旅,他不敢闻。”坚决主张抗战,并要求朱祁钰不要再派使臣出城。朱祁钰接受了于谦的意见。
到了这个时候,一场事关明朝廷生死的大战已经不可避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京保卫战。
十月十三日,瓦剌军散骑到德胜门外窥探明军阵势。于谦料知瓦剌军将倾全力攻德胜门,命石亨事先伏兵于道路两侧的空房中,而以小队骑兵诱敌。瓦剌军见状来攻,明军佯装败退,瓦剌军精骑万余呼啸追来。石亨率伏兵陡起,截断了瓦剌军退路。
当时北京已经入冬,天气寒冷,空中开始飘雪,忽而又是大风。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瓦剌军和明军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明副总兵范广率军从正面迎击。范广与石亨前后夹击下,瓦剌军大败。明军神机营火炮、火铳一齐射击。硝烟弥漫中,也先之弟孛罗、瓦剌部平章卯那孩先后中炮而死。孛罗绰号“铁元帅”,号称不可战胜,他的死对瓦剌军士气打击颇大。
明京师保卫战形势图
进攻德胜门的瓦剌军败退后,转攻西直门。明军守卫西直门的是都督刘聚。他早有准备,背城列阵,前面是极深的一道壕沟。瓦剌军刚一逼近,躲在壕沟后的明军火器齐发。瓦剌军攻势受阻,见无法突破壕沟,只好往西而走。
守卫西直门西面的是明军右都督孙镗一军。孙镗本来奉命率军一万前往紫荆关御敌,但军队还没有开拔,紫荆关已经失守,孙镗大军便临时停在北京城外。但此刻孙镗驻扎在西直门外大营的不过五百多人,手下大部分明军都驻守在良乡、涿州一带,远水解不了近渴。孙镗见瓦剌败军到,亲自率军迎敌,斩瓦剌军前锋数人。瓦剌军新挫,竟然被孙镗五百人杀退,往北退去。
孙镗见敌众我寡,不敢追击,退军到西直门下,要求西直门守将打开城门,放他进去。西直门城上守将是都督王通和都御史杨善。杨善原为礼部左侍郎,扈从英宗皇帝亲征,侥幸从土木堡之变中逃脱,此次再上战阵,肩负守城重责,不敢轻易做主。吏科给事中程信奉旨在西城监军,坚持闭门不纳孙镗,以免给瓦剌以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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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宁王朱权[6]的徙封及大宁都司的内撤对明朝北部边防影响最大。“天下既定,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意思是,明成祖朱棣一方面将原来驻守大宁的弟弟宁王朱权徙封南昌,一方面将设在大宁的北平行都司迁往保定。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报答兀良哈三卫对其靖难之役的支持。
大宁都司的内徙,给明朝的北部边防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尤其是大宁都司内迁到保定后,明成祖朱棣没有在大宁之地重新设防。他即位后在北边布置的镇守总兵官中,唯独没有大宁,所以大宁之地在实质上已经被割让给兀良哈三卫。
尽管明成祖朱棣有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放弃大宁,但大宁的不设防,等于在辽东和开平之间的边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蒙古骑兵可以从这个缺口自由出入,使得明太祖朱元璋最初设计的北部防线出现了断陷,直至导致后来的动摇。明军北部声势隔绝,最后不得不南撤开平。
在大宁都司内迁的同时,东胜州也作了内撤。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将北边防线上的两个重要都司撤向内地。这样北部的边防就出现了两个大缺口,一个在辽东与开平之间,另一个在大同与宁夏、甘肃之间。由此,开平势单力孤,成为深入蒙古高原的孤岛,三面受敌,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到了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迫于压力,不得不把开平驻防也撤向了内地。
大宁、开平、东胜州三个重镇的内迁,是明廷重大战略失误,由此对明朝北部边防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而所弃之地则为蒙古部族所占据,成为他们南下侵扰明朝边境的战略基地。
永乐一朝,明朝军力强大,加上明成祖朱棣本人从马上得天下,是个英主,因此终成祖一朝,蒙古始终无力与明军争锋,因而朱棣的“天子守边”看起来相当有效。天子守边的重要根基在于居安思危,这个思危的本意,其实就是说大明的京师北京濒临北边边防。
明成祖朱棣死后,明朝再也没有能力对蒙古各部进行大规模的远征。为了防御蒙古,明廷不得不在内移的防线上据险筑城,屯兵防守。于是西起嘉峪关,东到鸭绿江的数千里防线上逐渐形成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陕西镇、甘肃镇等九个边防重镇,号称“九边”,这就是九边的来历。
前沿据点的内移,导致明朝在北边防卫上由主动变成了被动,只能以九边为中心布置军队驻守。而此时明朝的整个防御体系缺乏纵深,对河套地区和长城以外的广大地区失去了控制。蒙古军进入河套地区,构成明朝北边的心腹之患。
更加严峻的形势是,明朝原来的内边变成前线,外险尽失,开门延寇,京师和内地直接暴露于剽悍的蒙古骑兵面前。尤其是大明的国都北京,已经直接站在了国防第一线。而所谓天子守边的根基——居安思危的思想,在明成祖朱棣之后的皇帝们身上,已经日趋淡忘。事实上,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蒙古俘虏事件的潜因,在明成祖朱棣一朝便已经伏下了。
瓦剌军过大同后,大同总兵郭登将军情紧急送往京师。当天,北京全城戒严。
十月初五,明景帝朱祁钰诏诸王派兵入卫。
十月初八,朱祁钰下旨命兵部尚书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统一指挥,将士皆受节制,都指挥以下将官有不奉命的,可以先斩后奏[7]。
当时,各地赶到京师的明军,加上新招募的兵丁,共有二十二万人。因为缺兵少将,于谦急上奏疏,请朱祁钰放出了那些因过下狱的将领,准予戴罪立功,其中便有广宁伯刘安和原大同左参将都督石亨。石亨是一员猛将,善骑射,因之前战败后单骑奔还,被贬官下诏狱。危难之间,于谦大胆用人,熟习军事的石亨被授予重任。
于谦登坛检阅将士后,将各军列阵于京城九门之外。总兵官石亨、副总兵范广、武兴负责守卫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守朝阳门,都督刘聚守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守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守正阳门,都督刘德新守崇文门,都指挥杨节守宣武门。九门之军,皆受石亨节制。
北京原为明朝第一要塞,建筑格局都是取战时体制。京城九门之中,最重要的当属德胜门。德胜门的名称始于明初。明朝建国之初,明将徐达率军进攻元大都,城破前,元顺帝自大都北门健德门逃走。徐达攻进大都后,将健德门改名为德胜门,有纪念明军取得大胜之意。
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营建北京城时,将大都城的北城墙南移五里,重新修建城门和瓮城。又将原来的土城墙改建为砖城墙,名称还叫德胜门。每逢出兵打仗,明军都要从德胜门出发,由此开赴前线作战,以求打胜仗,暗合“得胜”之意;而得胜还朝时,则要进安定门,表明打退了敌人,实现了安定。不过,这只是图个吉利的名头,事实上,明军出德胜门打仗,有打胜仗的时候,也有打败仗的时候。明军在土木堡惨败,便是典型的例子。
瓦剌军从紫荆关和白羊口两路进攻京师的消息传来后,朝廷大震。竟然有言官上奏弹劾已经在紫荆关战死的孙祥,说他弃关逃跑,应给予追究。于谦没有相信。事实上,即使他相信,此时也没有时间来追究孙祥的下落与责任,因为敌方大军已经近在咫尺。
明军战败消息传开后,北京城外郊区的民众一片恐慌,争相收拾行李,拖家带口地逃入北京城内。
而北京城内,各将领对北京战守策略也是意见不一。兵马司建议完全拆毁九门外军民房屋,以免被敌人利用。都尉王通主张在京城外挖筑深壕,以阻挡敌骑冲突。总兵官石亨则提议全军退守城内,坚壁清野,以避贼锋,等到敌人久攻不克,兵马疲惫,然后出击,必能获胜。
于谦却认为前面明军一直在吃败仗,瓦剌肯定因此而轻视明军。他慨然道:“奈何示弱,使敌益轻我?”提出不应该单纯守城,而是要主动出城迎击,给敌人一个下马威。
于是,于谦委派兵部侍郎吴宁代理兵部事,自己亲自率军阵于德胜门外,准备迎击瓦剌的主力军。
十月初十,于谦下令紧闭京城九门,规定作战期间一律不得开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并且颁布临时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将士们看到城门已闭,知道已无退路,只有勇敢击退敌人,才能死里求生。
兵部尚书于谦以下诸将都亲自督战。于谦躬擐甲胄,身先士卒,“泣以忠义谕三军”,人人感奋。彼时于谦已是新朝廷首屈一指的头号重臣,他亲自披甲上阵,许多明军感动得痛哭失声,决心以死报国。
十月十一日,随着号角声长鸣,瓦剌军前锋抵达京师,并在西直门外列阵,摆开了要大战一场的架势。明英宗朱祁镇则被关在德胜门外的一处空宅子的猪房中。家国近在咫尺,却是有家不能回,其焦灼心情可想而知。
当日,于谦趁敌军立足未稳,派都督高礼、毛福寿率军出击。明军与瓦剌军交战于彰仪门土城北,瓦剌军败。明军杀敌数百人,夺还所掠千余人。初战告捷,军威大振,人心振奋。当天夜里,于谦又派薛斌率精兵偷袭瓦剌军营地,亦有所斩获。
也先此次南下进兵,几乎是倾巢出动,没想到刚到北京城一天之内,就连吃两个败仗,锐气大大受挫。之前,他因为轻而易举地俘虏了明朝皇帝,骄横异常,认为明军不堪一击,甚至他已经计划在几天之内攻下北京。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明军阵容整齐,京师城防严密而坚固,要想攻下北京,绝非易事。宦官喜宁见也先有进退两难之意,便献计让也先遣使讲和,请明廷派大臣来迎回英宗,借以试探明廷的态度,也可以等到有利的时机。
明廷经过紧急商议后,认定这是也先的阴谋,决定不派大臣“迎驾”,但还是应该派遣使者去见太上皇。
此时两军对峙,一触即发,阵前出使显然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使命,何况朝廷没有打算接受也先的任何条件。经过商议,明景帝朱祁钰采取了重赏招勇的老办法,升通政司参议王复为礼部侍郎,中书舍人赵荣为鸿胪寺卿,派遣二人出城拜见太上皇朱祁镇。
十月十二日,明使者王复和赵荣来到德胜门外土城关也先军营。土城关是古蓟州的遗址,所以又名“蓟邱”,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便是指此处。
也先为了吓唬明朝使者,大摆兵仗,露刃夹道,杀气腾腾,并让朱祁镇带刀坐在帐中。也先和弟弟伯颜帖木儿都披甲胄,张弓矢,站在朱祁镇两旁。王复和赵荣进来朝拜后,献上羊酒。
朱祁镇看到来人官职不高,觉得朝廷太不重视自己,很不高兴地问道:“何不遣大臣来?”
也先听了也很惊讶,便问使者都是何等官职。朱祁镇道:“都是小臣。”
也先亦大感不悦,怒道:“大臣如何不来迎?犬犹认主人,我奉驾至城门,不来接。”随即对王复等人道:“尔小官,可令胡濙、于谦、王直、石亨、杨善等来。”
意思是嫌王复和赵荣官小,指名要于谦、石亨、胡濙等往瓦剌军营谈判,并再次向明廷索要大量金帛。
也先这一招显然是想诱骗于谦、石亨等重臣前来,借机扣押,由此扰乱明军防守,趁乱攻取北京。但明景帝朱祁钰听到使者回报后,意志竟然开始动摇,倾向于讲和。
幸好朱祁钰初即帝位,在重大军政上还不敢自作主张,专门派人到前方德胜门征询于谦的意见。于谦回答道:“今日只知有军旅,他不敢闻。”坚决主张抗战,并要求朱祁钰不要再派使臣出城。朱祁钰接受了于谦的意见。
到了这个时候,一场事关明朝廷生死的大战已经不可避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京保卫战。
十月十三日,瓦剌军散骑到德胜门外窥探明军阵势。于谦料知瓦剌军将倾全力攻德胜门,命石亨事先伏兵于道路两侧的空房中,而以小队骑兵诱敌。瓦剌军见状来攻,明军佯装败退,瓦剌军精骑万余呼啸追来。石亨率伏兵陡起,截断了瓦剌军退路。
当时北京已经入冬,天气寒冷,空中开始飘雪,忽而又是大风。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瓦剌军和明军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明副总兵范广率军从正面迎击。范广与石亨前后夹击下,瓦剌军大败。明军神机营火炮、火铳一齐射击。硝烟弥漫中,也先之弟孛罗、瓦剌部平章卯那孩先后中炮而死。孛罗绰号“铁元帅”,号称不可战胜,他的死对瓦剌军士气打击颇大。
明京师保卫战形势图
进攻德胜门的瓦剌军败退后,转攻西直门。明军守卫西直门的是都督刘聚。他早有准备,背城列阵,前面是极深的一道壕沟。瓦剌军刚一逼近,躲在壕沟后的明军火器齐发。瓦剌军攻势受阻,见无法突破壕沟,只好往西而走。
守卫西直门西面的是明军右都督孙镗一军。孙镗本来奉命率军一万前往紫荆关御敌,但军队还没有开拔,紫荆关已经失守,孙镗大军便临时停在北京城外。但此刻孙镗驻扎在西直门外大营的不过五百多人,手下大部分明军都驻守在良乡、涿州一带,远水解不了近渴。孙镗见瓦剌败军到,亲自率军迎敌,斩瓦剌军前锋数人。瓦剌军新挫,竟然被孙镗五百人杀退,往北退去。
孙镗见敌众我寡,不敢追击,退军到西直门下,要求西直门守将打开城门,放他进去。西直门城上守将是都督王通和都御史杨善。杨善原为礼部左侍郎,扈从英宗皇帝亲征,侥幸从土木堡之变中逃脱,此次再上战阵,肩负守城重责,不敢轻易做主。吏科给事中程信奉旨在西城监军,坚持闭门不纳孙镗,以免给瓦剌以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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