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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章纶和钟同被锦衣卫逮捕,被关入著名的诏狱。明景帝朱祁钰指名其心腹锦衣卫指挥卢忠监审,卢忠亦摩拳擦掌,一定要追究出幕后主使。章纶、钟同备受酷刑,都只说意由己出,并非人授。
主审的刑部官员已得到司礼监大太监兴安授意,一定要追究出章、钟二人与南内太上皇朱祁镇有勾结,因此用尽了酷刑和荼毒手段,“榜掠残酷,血肉狼藉”,非逼迫章纶、钟同招供出与太上皇是如何联系的。章纶和钟同这两人也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濒死,无一语”。
刚好这时候大风扬沙,天地晦暗,伸手不见五指。刑部审讯官和监审卢忠也有些害怕,怕遭到报应,这才停止用刑,将章纶、钟同关回狱中。
新科进士杨集非常佩服章纶和钟同的气节,也痛惜二人的遭遇。愤怒之下,连夜写了一封信,投递给了当朝重臣于谦。
杨集在信中说得非常不客气,大意是:“奸人黄献议易储,不过是为了逃死,诸公竟然仓促之间促成其事。别的人也罢了,你于公是国家柱石,难道不该想想如何善后吗?今章纶和钟同又下狱了,如果他们死在杖下,诸公就可以安坐高堂,享受俸禄,无奈清议不会宽容。”
于谦读过信后,心中很有感触。但他亦有太多无奈——
瓦剌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他敢于挺身而出,高呼“社稷为重,君为轻”,只因国难当头时,君依赖于臣,军国大事无不言听计从,因而他有力挽狂澜的力量。然局势一旦平静下来,君主便又是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大臣只是皇权的卑微附庸。
于氏过世的多智的妻子董氏曾将大臣与皇帝的关系比作侍妾与丈夫,丈夫可以任意买卖侍妾,甚至随意主宰其生死。明朝皇帝亦如此对待大臣,升降一凭己意,不高兴了,还可以用廷杖之刑在午门打大臣屁股。
于谦倒不是畏死,也不是没有钟同和章纶的勇气,他只是知道自己冲不出体制的桎梏。皇帝不中意听的进言,即便他是兵部尚书,一样是人微言轻。
内心深处极度迷惘,一腔焦灼愤懑,实无可宣泄,于谦便将杨集的信笺拿给了新近入阁的大学士王文。
王文初名强,字千之。束鹿人,与靖远伯王骥同乡。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授监察御史,持廉奉法。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迁陕西按察使。正统三年(1438年)正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后召为大理寺卿。又迁右都御史,巡视延绥、宁夏边务等。进左都御史,为政整肃。明景帝朱祁钰即位后,召掌事。为人深刻有城府,面目严冷,中实柔媚。景泰三年(1452年)加太子太保,后改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直入文渊阁,由此开二品大臣入阁的先例。不久前再进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
王文看了信,只笑道:“书生不知忌讳,不过这杨集还挺有胆量,可以给他个官当当。”于是授杨集六安州[2]知州,命其立即出京上任,不得延误。
杨集与于谦义子于康及女婿朱骥相熟,其写信本意并非要责骂于谦,而是想激励于谦出力营救章纶和钟同二人。而于谦之所以拿给内阁学士王文看,也是想商议一个办法,但王文轻描淡写,有意忽略了于谦的用意。
但无论如何,于谦身为朝廷重臣,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作为,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京师保卫战中精明果断的他,而今却表现得如此犹豫不决,这只能说明他已经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在残酷的皇室内部权力之争中,没有公平正义可言,完全是皇帝个人私利的算计。于谦的疏离与冷漠,间接表明他对朝廷政治失去了热情和兴趣。而被士民寄予太多希望的他,在日后反而将成为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刚好此时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到北京办事,亦愤而上书,虽没有公然替钟同、章纶求情,却提及明景帝朱祁钰还是郕王的时候,英宗皇帝对待兄弟如手足,尽心尽意,如今景帝也应该朝谒太上皇,优待太上皇诸子。
朱祁钰看了很是生气,将奏疏扔在了一边[3]。宦官舒良趁机道:“这都是钟同惹出的祸。”
一句话,立即勾起了皇帝的新仇旧恨。朱祁钰立即封旨到锦衣卫,命人用最大最重的板子杖打诏狱中的章纶和钟同。钟同当场死于杖下,死时年仅三十二岁。章纶身子强健,勉强活了下来,但也是奄奄一息。
钟同终与他所敬佩的大臣刘球一样,因直谏而遭杀身之祸。他死后次日,其马悲鸣嘶叫而死,传为京师一大奇事[4]。
刑科给事中徐正为人好谄媚,见章纶和钟同因建议复英宗子朱见深储位而遭遇大祸,认定明景帝朱祁钰视侄子朱见深为眼中钉,为了迎合上意,上奏道:“沂王不宜居住京师,应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意思是将故太子朱见深徙封到外地,不要让他再在中枢紫禁城中居住。
徐正本意是要讨好明景帝,没想到朱祁钰正在愤怒的时候,一听见朱见深的名字就恼火,不但没有听从徐正的建议,反而将其谪戍穷边。自此,满朝文武大臣再没有人敢提复立太子一事。
朱骥苏醒过来时,正听到杨埙与于康在窗下低声议论钟同、章纶之事。他因身中奇毒而昏迷几日,不知短短几日内朝堂上已发生了诸多大事。忽听到钟同已惨死在锦衣卫大狱,竟一时难以相信。明明昨日还在金桂楼与他把酒言欢,何以一晚过去,竟是天人永隔?
只听到于康道:“昨晚于冕去过钟府,竟被钟氏家人赶了出来。钟母还指着院中的马尸道:‘所谓国家栋梁,庙堂重臣,忠义不如一匹马。’这显然是指责我义父没有出面营救钟同。于冕不敢告诉义父,只说钟母伤心过度,泣不成声,未能交谈。”又怅然问道:“而今天下人都认为钟同、章纶之死是我义父之错吗?”
杨埙摇头道:“于少保曾力抗强敌,保全江山社稷,功不可没。正因为他功勋太大,所以成了众望所归的英雄。人们对他期望太高,盼望他能出面解决世间一切不公不平之事,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于少保最重要的身份,是皇帝的大臣,就算他站了出来,也改变不了局面。”又道:“更何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于少保也是人,凭什么要让他出面,为什么你自己不能挺身而出,只在一旁说三道四?于少保吃的是朝廷俸禄,这是不假,可他只是兵部尚书,他在他的位子上,已经是废寝忘食,竭尽所能,开创了兵家新局面。而今国泰民安,边境晏然,不正是于少保的功劳吗?还要期待他多做什么?”
瓦剌虽然送明英宗朱祁镇归国,并主动与大明修好,但于谦作为兵部尚书,并未掉以轻心,认为只有加强巩固国防,才能长久地制止瓦剌侵略,为此特意上疏提醒明景帝道:“上皇虽还,国耻未雪。”
随后,于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边防建设: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郭亨、杨俊等军官,就连保护京师立下首功的武清侯石亨也不例外。
同时,于谦还仔细阅读了《军资总会》,参照书籍,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方方面面进行彻底改革,以新式火器大量配备军中。
更重要的是,于谦着手改革京营军制,创立了团营。原先明廷京卫军队分别隶属于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五军营是洪武时编定的军制,有步队、马队,专教阵法。三千营是永乐时编定,都是骑兵,专管扈从皇帝出入。神机营是永乐时对交阯作战时所建,使用火器,主要是步兵,更附添马队在内。三大营各有总兵官,不相统一,同归五军都督府调动。平时掌府官只管军政文书,不管操练,战时分别调遣,号令不能配合一致,将领和军士彼此也不熟习。英宗正统年间时,京营军士虽然有五十万之多,但由于营政废弛,作战能力很低。而在土木堡之变中,京军伤亡极多,营制更加紊乱。
景泰二年(1451年),于谦从京营中选出十万精锐,编成十营操练,称作团营,分十营操练。次年,团营增加到十五万人。未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作“老家”。团营十营中,每营一万五千人,置都督一人,统率本营,叫作“坐营都督”。坐营都督下,有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十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充任,总领团营,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明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
自从建立团营后,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自在安定门外校场操练武器,演习阵法。把总、指挥领队等主要军官必须熟习每个士兵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
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帅之号令”,明军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史称“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京军之制一变”。至此,明京营军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国防力量大大加强,多次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
这几日,于康没少听到士民因钟同之死而指议义父于谦之语,就连好友杨集也是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京师,不免心中难过。忽听到杨埙一番论述,这才感到如释重负。然依旧不能忘记义父在家中仰天长叹的神情,有愧疚,也有恐惧,心道:“改天我要将杨埙这番话转告义父,他老人家听了之后,一定会就此释怀。”
正待再议妻子蒯玉珠一事,忽听到背后有人问道:“可有找到玉珠?”却是朱骥醒了。
于康赶到床边,扶妹夫坐起来,又见他眼角尚有泪痕,问道:“你听到我和杨匠官对话了?”
朱骥点了点头,却不再提钟同之事,只问道:“玉珠呢?”
杨埙道:“暂时还没有玉珠消息。”又解释道:“歹人一直没有再露面,信使也没有再来过。于康兄已经知道了真相,我二人商议过,应该是钟同、章纶上书之事引起了轩然大波。歹人既意在太上皇,也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轻举妄动。”
朱骥左右打量一番,又问道:“我人是不是还在蒯府?我不是中毒了吗?你该不会是设法取了郑和宝图,这才换回了解药吧?”
杨埙道:“你人在蒯府,确实中毒了,而且已经昏迷了五天。至于解药一事,则说来话长。”又叹道:“其实我也才刚刚清醒,就比朱兄早一个时辰,刚才一直在说钟同、章纶上书一事,还未来得及讲述我这几日的经历。既然朱兄醒了,我便原原本本地从头叙说一遍,就从你中毒晕厥开始说起。”
那日礼部尚书胡濙赶来蒯府,于康带他到蒯祥房中,大致看过后,便引他到厢房,请他出手救治朱骥。当时网状黑纹已由手臂弥漫到朱骥躯干,状况极为诡异。
胡濙看过后连连惊叹,道:“我生平阅历无数,自认为还算见多识广,竟从未见过这种毒药。”凝思过后,先开了一张方子,意图先压住毒性,阻止毒药继续扩散,再慢慢设法医治。
药熬好喂下去后,倒也见效,网状黑纹果然被压制在朱骥右半边身子,不再弥散。胡濙又连夜赶回麻绳胡同,遍查家中所藏医书医方,苦思解毒之法。
凌晨时,胡濙不顾年高体衰,再次乘车赶来蒯府,告道:“我医术有限,实在没有法子解这种毒。不过我翻了旧日笔记,内中有一则记录,记载了当年我在福建遇到的一起真假勘合争贡事件。”
勘合是明廷颁发的朝贡贸易凭证,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因明廷对邻国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按时朝贡,便能获得大批赏赐。贡使进京,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亦均由官府供给。周边邻国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均乐于派遣使者入明朝贡,甚至发生了多起假冒邻国使者骗取财物的事件。明太祖朱元璋为杜绝这种事再发生,命礼部颁发勘合文册,赐给诸国,规定凡至中国使者,必验勘合相同,否则以假冒逮之。当时获得勘合凭证的有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剌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柯支、勃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剌共十五国。其他国家倒还... -->>
当晚,章纶和钟同被锦衣卫逮捕,被关入著名的诏狱。明景帝朱祁钰指名其心腹锦衣卫指挥卢忠监审,卢忠亦摩拳擦掌,一定要追究出幕后主使。章纶、钟同备受酷刑,都只说意由己出,并非人授。
主审的刑部官员已得到司礼监大太监兴安授意,一定要追究出章、钟二人与南内太上皇朱祁镇有勾结,因此用尽了酷刑和荼毒手段,“榜掠残酷,血肉狼藉”,非逼迫章纶、钟同招供出与太上皇是如何联系的。章纶和钟同这两人也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濒死,无一语”。
刚好这时候大风扬沙,天地晦暗,伸手不见五指。刑部审讯官和监审卢忠也有些害怕,怕遭到报应,这才停止用刑,将章纶、钟同关回狱中。
新科进士杨集非常佩服章纶和钟同的气节,也痛惜二人的遭遇。愤怒之下,连夜写了一封信,投递给了当朝重臣于谦。
杨集在信中说得非常不客气,大意是:“奸人黄献议易储,不过是为了逃死,诸公竟然仓促之间促成其事。别的人也罢了,你于公是国家柱石,难道不该想想如何善后吗?今章纶和钟同又下狱了,如果他们死在杖下,诸公就可以安坐高堂,享受俸禄,无奈清议不会宽容。”
于谦读过信后,心中很有感触。但他亦有太多无奈——
瓦剌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他敢于挺身而出,高呼“社稷为重,君为轻”,只因国难当头时,君依赖于臣,军国大事无不言听计从,因而他有力挽狂澜的力量。然局势一旦平静下来,君主便又是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大臣只是皇权的卑微附庸。
于氏过世的多智的妻子董氏曾将大臣与皇帝的关系比作侍妾与丈夫,丈夫可以任意买卖侍妾,甚至随意主宰其生死。明朝皇帝亦如此对待大臣,升降一凭己意,不高兴了,还可以用廷杖之刑在午门打大臣屁股。
于谦倒不是畏死,也不是没有钟同和章纶的勇气,他只是知道自己冲不出体制的桎梏。皇帝不中意听的进言,即便他是兵部尚书,一样是人微言轻。
内心深处极度迷惘,一腔焦灼愤懑,实无可宣泄,于谦便将杨集的信笺拿给了新近入阁的大学士王文。
王文初名强,字千之。束鹿人,与靖远伯王骥同乡。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授监察御史,持廉奉法。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迁陕西按察使。正统三年(1438年)正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后召为大理寺卿。又迁右都御史,巡视延绥、宁夏边务等。进左都御史,为政整肃。明景帝朱祁钰即位后,召掌事。为人深刻有城府,面目严冷,中实柔媚。景泰三年(1452年)加太子太保,后改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直入文渊阁,由此开二品大臣入阁的先例。不久前再进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
王文看了信,只笑道:“书生不知忌讳,不过这杨集还挺有胆量,可以给他个官当当。”于是授杨集六安州[2]知州,命其立即出京上任,不得延误。
杨集与于谦义子于康及女婿朱骥相熟,其写信本意并非要责骂于谦,而是想激励于谦出力营救章纶和钟同二人。而于谦之所以拿给内阁学士王文看,也是想商议一个办法,但王文轻描淡写,有意忽略了于谦的用意。
但无论如何,于谦身为朝廷重臣,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作为,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京师保卫战中精明果断的他,而今却表现得如此犹豫不决,这只能说明他已经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在残酷的皇室内部权力之争中,没有公平正义可言,完全是皇帝个人私利的算计。于谦的疏离与冷漠,间接表明他对朝廷政治失去了热情和兴趣。而被士民寄予太多希望的他,在日后反而将成为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刚好此时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到北京办事,亦愤而上书,虽没有公然替钟同、章纶求情,却提及明景帝朱祁钰还是郕王的时候,英宗皇帝对待兄弟如手足,尽心尽意,如今景帝也应该朝谒太上皇,优待太上皇诸子。
朱祁钰看了很是生气,将奏疏扔在了一边[3]。宦官舒良趁机道:“这都是钟同惹出的祸。”
一句话,立即勾起了皇帝的新仇旧恨。朱祁钰立即封旨到锦衣卫,命人用最大最重的板子杖打诏狱中的章纶和钟同。钟同当场死于杖下,死时年仅三十二岁。章纶身子强健,勉强活了下来,但也是奄奄一息。
钟同终与他所敬佩的大臣刘球一样,因直谏而遭杀身之祸。他死后次日,其马悲鸣嘶叫而死,传为京师一大奇事[4]。
刑科给事中徐正为人好谄媚,见章纶和钟同因建议复英宗子朱见深储位而遭遇大祸,认定明景帝朱祁钰视侄子朱见深为眼中钉,为了迎合上意,上奏道:“沂王不宜居住京师,应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意思是将故太子朱见深徙封到外地,不要让他再在中枢紫禁城中居住。
徐正本意是要讨好明景帝,没想到朱祁钰正在愤怒的时候,一听见朱见深的名字就恼火,不但没有听从徐正的建议,反而将其谪戍穷边。自此,满朝文武大臣再没有人敢提复立太子一事。
朱骥苏醒过来时,正听到杨埙与于康在窗下低声议论钟同、章纶之事。他因身中奇毒而昏迷几日,不知短短几日内朝堂上已发生了诸多大事。忽听到钟同已惨死在锦衣卫大狱,竟一时难以相信。明明昨日还在金桂楼与他把酒言欢,何以一晚过去,竟是天人永隔?
只听到于康道:“昨晚于冕去过钟府,竟被钟氏家人赶了出来。钟母还指着院中的马尸道:‘所谓国家栋梁,庙堂重臣,忠义不如一匹马。’这显然是指责我义父没有出面营救钟同。于冕不敢告诉义父,只说钟母伤心过度,泣不成声,未能交谈。”又怅然问道:“而今天下人都认为钟同、章纶之死是我义父之错吗?”
杨埙摇头道:“于少保曾力抗强敌,保全江山社稷,功不可没。正因为他功勋太大,所以成了众望所归的英雄。人们对他期望太高,盼望他能出面解决世间一切不公不平之事,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于少保最重要的身份,是皇帝的大臣,就算他站了出来,也改变不了局面。”又道:“更何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于少保也是人,凭什么要让他出面,为什么你自己不能挺身而出,只在一旁说三道四?于少保吃的是朝廷俸禄,这是不假,可他只是兵部尚书,他在他的位子上,已经是废寝忘食,竭尽所能,开创了兵家新局面。而今国泰民安,边境晏然,不正是于少保的功劳吗?还要期待他多做什么?”
瓦剌虽然送明英宗朱祁镇归国,并主动与大明修好,但于谦作为兵部尚书,并未掉以轻心,认为只有加强巩固国防,才能长久地制止瓦剌侵略,为此特意上疏提醒明景帝道:“上皇虽还,国耻未雪。”
随后,于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边防建设: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郭亨、杨俊等军官,就连保护京师立下首功的武清侯石亨也不例外。
同时,于谦还仔细阅读了《军资总会》,参照书籍,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方方面面进行彻底改革,以新式火器大量配备军中。
更重要的是,于谦着手改革京营军制,创立了团营。原先明廷京卫军队分别隶属于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五军营是洪武时编定的军制,有步队、马队,专教阵法。三千营是永乐时编定,都是骑兵,专管扈从皇帝出入。神机营是永乐时对交阯作战时所建,使用火器,主要是步兵,更附添马队在内。三大营各有总兵官,不相统一,同归五军都督府调动。平时掌府官只管军政文书,不管操练,战时分别调遣,号令不能配合一致,将领和军士彼此也不熟习。英宗正统年间时,京营军士虽然有五十万之多,但由于营政废弛,作战能力很低。而在土木堡之变中,京军伤亡极多,营制更加紊乱。
景泰二年(1451年),于谦从京营中选出十万精锐,编成十营操练,称作团营,分十营操练。次年,团营增加到十五万人。未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作“老家”。团营十营中,每营一万五千人,置都督一人,统率本营,叫作“坐营都督”。坐营都督下,有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十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充任,总领团营,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明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
自从建立团营后,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自在安定门外校场操练武器,演习阵法。把总、指挥领队等主要军官必须熟习每个士兵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
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帅之号令”,明军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史称“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京军之制一变”。至此,明京营军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国防力量大大加强,多次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
这几日,于康没少听到士民因钟同之死而指议义父于谦之语,就连好友杨集也是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京师,不免心中难过。忽听到杨埙一番论述,这才感到如释重负。然依旧不能忘记义父在家中仰天长叹的神情,有愧疚,也有恐惧,心道:“改天我要将杨埙这番话转告义父,他老人家听了之后,一定会就此释怀。”
正待再议妻子蒯玉珠一事,忽听到背后有人问道:“可有找到玉珠?”却是朱骥醒了。
于康赶到床边,扶妹夫坐起来,又见他眼角尚有泪痕,问道:“你听到我和杨匠官对话了?”
朱骥点了点头,却不再提钟同之事,只问道:“玉珠呢?”
杨埙道:“暂时还没有玉珠消息。”又解释道:“歹人一直没有再露面,信使也没有再来过。于康兄已经知道了真相,我二人商议过,应该是钟同、章纶上书之事引起了轩然大波。歹人既意在太上皇,也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轻举妄动。”
朱骥左右打量一番,又问道:“我人是不是还在蒯府?我不是中毒了吗?你该不会是设法取了郑和宝图,这才换回了解药吧?”
杨埙道:“你人在蒯府,确实中毒了,而且已经昏迷了五天。至于解药一事,则说来话长。”又叹道:“其实我也才刚刚清醒,就比朱兄早一个时辰,刚才一直在说钟同、章纶上书一事,还未来得及讲述我这几日的经历。既然朱兄醒了,我便原原本本地从头叙说一遍,就从你中毒晕厥开始说起。”
那日礼部尚书胡濙赶来蒯府,于康带他到蒯祥房中,大致看过后,便引他到厢房,请他出手救治朱骥。当时网状黑纹已由手臂弥漫到朱骥躯干,状况极为诡异。
胡濙看过后连连惊叹,道:“我生平阅历无数,自认为还算见多识广,竟从未见过这种毒药。”凝思过后,先开了一张方子,意图先压住毒性,阻止毒药继续扩散,再慢慢设法医治。
药熬好喂下去后,倒也见效,网状黑纹果然被压制在朱骥右半边身子,不再弥散。胡濙又连夜赶回麻绳胡同,遍查家中所藏医书医方,苦思解毒之法。
凌晨时,胡濙不顾年高体衰,再次乘车赶来蒯府,告道:“我医术有限,实在没有法子解这种毒。不过我翻了旧日笔记,内中有一则记录,记载了当年我在福建遇到的一起真假勘合争贡事件。”
勘合是明廷颁发的朝贡贸易凭证,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因明廷对邻国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按时朝贡,便能获得大批赏赐。贡使进京,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亦均由官府供给。周边邻国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均乐于派遣使者入明朝贡,甚至发生了多起假冒邻国使者骗取财物的事件。明太祖朱元璋为杜绝这种事再发生,命礼部颁发勘合文册,赐给诸国,规定凡至中国使者,必验勘合相同,否则以假冒逮之。当时获得勘合凭证的有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剌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柯支、勃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剌共十五国。其他国家倒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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