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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大臣进来。
群臣施礼毕，中书舍人吕陶首先发难道：“太皇太后保佑圣躬，于今九年，一旦弃四海之养，凡在臣庶，痛心泣血。然臣于此时以无可疑为疑，以不必言而言。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横恩滥赏，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无怨憾。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机，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也。”
前段时间赵煦打算将他罢免，换上自己信任的刘过担任中书舍人，吕陶心中自然不满，所以不但第一个向赵煦发难，一说起来还口若悬河，没完没了，他缓了口气，接着抑扬顿挫地背出早就在心里打好的腹稿：“昔元祐初，臣任台谏官，尝因奏事帘前，恭闻德音宣谕云：‘朝廷政事，于民有害，即当更改。其它不系利害，亦不须改。每改一事，必说与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语，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于私意，盖不得已而后改也。至如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回害物，蔡确毁谤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李宪、王中正邀功生事，皆是积恶已久，罪不容诛。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尽是天下之恶，岂可以为非乎！臣又闻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多以私恩遍及亲党，听断庶务，或致过差。及至仁宗亲政，有希合上意，言其阙失者；仁宗降诏，应明肃垂帘时事，更不得辄有上言。圣德广大，度越古今，陛下所宜法而行之。”
吕陶这篇长篇大论，有理有据，摆事实说道理，从法理上封死了绍述的正当性，接下来翰林学士范祖禹又道：“陛下方总揽庶政，延见群臣，此乃国家兴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先太皇太后，性严正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裁抑侥幸。虽德泽深厚，结于百姓，而小人怨恨，亦不为少，必将有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为太皇太后过者，此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
“初，太皇太后同听政，中外臣民上书者以万计，皆言政令不便。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变而更化，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有罪当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亦顺众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仇疾而共欲去之者也，岂有憎恶于其间哉！惟陛下辨析是非，斥远佞人。有以奸言惑听者，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惩一人以警群慝，则帖然无事矣。此辈既误先帝，又欲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邪！”
赵煦刚要说话，范祖禹又接着道：“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心，罢王安石、吕惠卿等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辽主亦与其宰相议曰：‘南朝遵行仁宗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边吏约束，无生事。’陛下观敌国之情如此，则中国人心可知。今陛下亲万机，小人必欲有所动摇，而怀利者亦皆观望。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先太皇太后之勤劳，痛心疾首，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归于至正，则天下幸甚！”
太皇太后死都死了，朝臣还拿太皇太后来压赵煦，刘过见赵煦的脸色已经越来越难看，又见吕希哲出班奏道：“君子小人用心不同，有昔时自以过恶招致公论，坐法沈废者，朝思夜度，唯望乘国家变故、朝廷未宁之时，进为险语以动上心。其说大约不过有三：一谓神宗所立法度，陛下必宜修复；二谓陛下当独揽乾纲，不可委信臣下；三谓向来迁谪者当复收用。三者之言，行将至矣，陛下不可以不察。”
在群臣的步步紧逼下，赵煦连话都插不上，毫无招架之力，连刘过在一旁都看的大摇其头，觉得有这么一帮大臣，赵煦这个皇帝当的实在是窝囊透顶，难怪他要对旧党这么厌恶了。
这场君臣见面会，最后彻底沦为了群臣对赵煦的批斗大会，直到赵煦耐着性子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才算完，等打了胜仗的群臣满意地退出去后，赵煦一把将御案上的砚台笔墨都推到地上，气愤道：“口口声声说太皇太后如何如何英明，如何如何仁慈，那么朕的皇考是什么，是周幽王、是夏桀，是商纣么？”
刘过在一旁目睹了这场朝臣和皇帝赵煦的交锋，表明上看起来是群臣胜了，其实是他们输了，他们这种咄咄逼人、气势嚣张的做法，是彻底把皇帝逼到了他们的对立面，如果皇帝没有其他的选择也就罢了，遗憾的是：皇帝还有选择——那就是此刻还被旧党压的抬不起头，看起来已经奄奄一息的新党。
新党的日子，终究是又要来了。
外的大臣进来。
群臣施礼毕，中书舍人吕陶首先发难道：“太皇太后保佑圣躬，于今九年，一旦弃四海之养，凡在臣庶，痛心泣血。然臣于此时以无可疑为疑，以不必言而言。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横恩滥赏，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无怨憾。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机，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也。”
前段时间赵煦打算将他罢免，换上自己信任的刘过担任中书舍人，吕陶心中自然不满，所以不但第一个向赵煦发难，一说起来还口若悬河，没完没了，他缓了口气，接着抑扬顿挫地背出早就在心里打好的腹稿：“昔元祐初，臣任台谏官，尝因奏事帘前，恭闻德音宣谕云：‘朝廷政事，于民有害，即当更改。其它不系利害，亦不须改。每改一事，必说与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语，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于私意，盖不得已而后改也。至如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回害物，蔡确毁谤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李宪、王中正邀功生事，皆是积恶已久，罪不容诛。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尽是天下之恶，岂可以为非乎！臣又闻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多以私恩遍及亲党，听断庶务，或致过差。及至仁宗亲政，有希合上意，言其阙失者；仁宗降诏，应明肃垂帘时事，更不得辄有上言。圣德广大，度越古今，陛下所宜法而行之。”
吕陶这篇长篇大论，有理有据，摆事实说道理，从法理上封死了绍述的正当性，接下来翰林学士范祖禹又道：“陛下方总揽庶政，延见群臣，此乃国家兴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先太皇太后，性严正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裁抑侥幸。虽德泽深厚，结于百姓，而小人怨恨，亦不为少，必将有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为太皇太后过者，此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
“初，太皇太后同听政，中外臣民上书者以万计，皆言政令不便。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变而更化，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有罪当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亦顺众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仇疾而共欲去之者也，岂有憎恶于其间哉！惟陛下辨析是非，斥远佞人。有以奸言惑听者，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惩一人以警群慝，则帖然无事矣。此辈既误先帝，又欲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邪！”
赵煦刚要说话，范祖禹又接着道：“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心，罢王安石、吕惠卿等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辽主亦与其宰相议曰：‘南朝遵行仁宗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边吏约束，无生事。’陛下观敌国之情如此，则中国人心可知。今陛下亲万机，小人必欲有所动摇，而怀利者亦皆观望。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先太皇太后之勤劳，痛心疾首，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归于至正，则天下幸甚！”
太皇太后死都死了，朝臣还拿太皇太后来压赵煦，刘过见赵煦的脸色已经越来越难看，又见吕希哲出班奏道：“君子小人用心不同，有昔时自以过恶招致公论，坐法沈废者，朝思夜度，唯望乘国家变故、朝廷未宁之时，进为险语以动上心。其说大约不过有三：一谓神宗所立法度，陛下必宜修复；二谓陛下当独揽乾纲，不可委信臣下；三谓向来迁谪者当复收用。三者之言，行将至矣，陛下不可以不察。”
在群臣的步步紧逼下，赵煦连话都插不上，毫无招架之力，连刘过在一旁都看的大摇其头，觉得有这么一帮大臣，赵煦这个皇帝当的实在是窝囊透顶，难怪他要对旧党这么厌恶了。
这场君臣见面会，最后彻底沦为了群臣对赵煦的批斗大会，直到赵煦耐着性子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才算完，等打了胜仗的群臣满意地退出去后，赵煦一把将御案上的砚台笔墨都推到地上，气愤道：“口口声声说太皇太后如何如何英明，如何如何仁慈，那么朕的皇考是什么，是周幽王、是夏桀，是商纣么？”
刘过在一旁目睹了这场朝臣和皇帝赵煦的交锋，表明上看起来是群臣胜了，其实是他们输了，他们这种咄咄逼人、气势嚣张的做法，是彻底把皇帝逼到了他们的对立面，如果皇帝没有其他的选择也就罢了，遗憾的是：皇帝还有选择——那就是此刻还被旧党压的抬不起头，看起来已经奄奄一息的新党。
新党的日子，终究是又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