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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政局的混乱，好象不是靠辩正君、臣、父、子的名分所能治理的；鲁国的灾荒，好象也不是靠减轻税率所能解决的。
然而要使国家没有灾荒和动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比得上这两种措施了，这是为什么呢？
这两种措施取得的社会效益是长久的，百姓得到的实惠多而且不易觉察出来；这两种措施的影响力是深远的，国家政治修明而且日益兴旺发达。
梁惠王向孟子请教利国之道，孟子却用行仁义之道回答他。
《曹刿论战》中，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与齐国作战，庄公却用认真审判处理案件回答他。
行仁义之道不是直接用来利国的，审理案件也不是直接用来为作战服务的，两者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然而古人既然这么说、这么做，一定有他深刻的道理在。
我们细想一想，按照天下的常理，没有仁孝之人遗弃他的亲人，也没有忠义之士置君国大事于不顾。
统治者若以功利为目标，人民就会象一盘散沙一样去追逐个人的功利，而统治者最终也不能获得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
孟子回答梁惠王的话，应该是觉察到了这一点。
牢狱是犯人送死的地方，战场是将士献身的场所。
人在监牢里，微薄的施舍，看得比金石还要贵重；一点点恩惠，看得比丘山还要崇高。
假使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大大小小的案件都能按实际情况进行审理，以慈悲怜悯之心而不是从个人的喜怒好恶出发。
那么先前处于绝境而曾得到统治者恩赐的人们，今天怎么不能身临险境以报答统治者的恩赐呢？
人民既然乐意为君国献身，那么攻坚陷阵只不过是小事罢了。
鲁庄公回答曹刿的话，我想应该正是看清了这一点。
卫国政局混乱，孔子却主张辩正卫国君、臣、父、子的名分；秦楚两国交战，孟子却大谈行仁义之道。
这是因为不辩正君、臣、父、子的名分，卫国政局的混乱还得持续下去；不谈行仁义之道，秦楚两国就不能停战求和。
这正是其中的根本之所在！
纵观两汉，统治者所担心的，共有六次变乱，而真正造成祸乱致使国家灭亡的，却发生在统治者未曾预料的方面，因而最终未能防备。
由此说来，治国理政之势，就如同长江大河一样，日夜推移而不知穷尽。
所以圣人治理天下，不自负，始终保持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这就是以仁义做为治国理政之本，用纪纲和法度来维持它，用深厚的恩泽来培养它。
当天下安定之时，就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法令不是唯一的，民心更重要，如此而已。
至于所谓的乱世用重典，那不过是片面之说。秦末刑罚不可谓不重，但当人心变了的时候，刑罚还有用吗？
《易经?坤卦》有云，履霜，坚冰至。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个过程，也都有其先兆。
房柱下的基石在下雨之前先湿润，钟声在天晴之前清澈嘹亮，葭灰在节气到来之前先从律管飞出去。
蛰虫在寒冷到来之前先闭藏起来，蚂蚁在水涝之前先迁徙，鹞鹰在大风到来之前先高翔。
阴阳之气在天地间迷迷蒙蒙，广大无边，但每一事物的微小变化，事先总要显露出它的迹象。
天下事物的变化虽然无常，那些凶残狡黠而又才能勇武过人之徒，所表现的情状虽然变化无穷，然而都有迹可寻。
关键在于作为当政者能不能用心去发现他们，更重要的是能不能防患于未然。
当前汉政权受到刘姓诸侯威胁的时候，晁错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
当匈奴还没有很强大的时候，贾谊已经深刻地预见到了他们可能带来的危险。
当王莽不受节制地开始擅自发号施令的时候，刘向业经洞察了将来的危害。
可惜的是，汉代当时的皇帝，不能采信这些明智之士提出的诤言。
当贾谊入宫晋见皇上的时候，‘不问苍天问鬼神’，留下了千古笑谈，也就更谈不上暗中察访、静默侦探，把祸患消弥在无形当中了。这都是命数啊！”
卫国政局的混乱，好象不是靠辩正君、臣、父、子的名分所能治理的；鲁国的灾荒，好象也不是靠减轻税率所能解决的。
然而要使国家没有灾荒和动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比得上这两种措施了，这是为什么呢？
这两种措施取得的社会效益是长久的，百姓得到的实惠多而且不易觉察出来；这两种措施的影响力是深远的，国家政治修明而且日益兴旺发达。
梁惠王向孟子请教利国之道，孟子却用行仁义之道回答他。
《曹刿论战》中，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与齐国作战，庄公却用认真审判处理案件回答他。
行仁义之道不是直接用来利国的，审理案件也不是直接用来为作战服务的，两者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然而古人既然这么说、这么做，一定有他深刻的道理在。
我们细想一想，按照天下的常理，没有仁孝之人遗弃他的亲人，也没有忠义之士置君国大事于不顾。
统治者若以功利为目标，人民就会象一盘散沙一样去追逐个人的功利，而统治者最终也不能获得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
孟子回答梁惠王的话，应该是觉察到了这一点。
牢狱是犯人送死的地方，战场是将士献身的场所。
人在监牢里，微薄的施舍，看得比金石还要贵重；一点点恩惠，看得比丘山还要崇高。
假使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大大小小的案件都能按实际情况进行审理，以慈悲怜悯之心而不是从个人的喜怒好恶出发。
那么先前处于绝境而曾得到统治者恩赐的人们，今天怎么不能身临险境以报答统治者的恩赐呢？
人民既然乐意为君国献身，那么攻坚陷阵只不过是小事罢了。
鲁庄公回答曹刿的话，我想应该正是看清了这一点。
卫国政局混乱，孔子却主张辩正卫国君、臣、父、子的名分；秦楚两国交战，孟子却大谈行仁义之道。
这是因为不辩正君、臣、父、子的名分，卫国政局的混乱还得持续下去；不谈行仁义之道，秦楚两国就不能停战求和。
这正是其中的根本之所在！
纵观两汉，统治者所担心的，共有六次变乱，而真正造成祸乱致使国家灭亡的，却发生在统治者未曾预料的方面，因而最终未能防备。
由此说来，治国理政之势，就如同长江大河一样，日夜推移而不知穷尽。
所以圣人治理天下，不自负，始终保持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这就是以仁义做为治国理政之本，用纪纲和法度来维持它，用深厚的恩泽来培养它。
当天下安定之时，就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法令不是唯一的，民心更重要，如此而已。
至于所谓的乱世用重典，那不过是片面之说。秦末刑罚不可谓不重，但当人心变了的时候，刑罚还有用吗？
《易经?坤卦》有云，履霜，坚冰至。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个过程，也都有其先兆。
房柱下的基石在下雨之前先湿润，钟声在天晴之前清澈嘹亮，葭灰在节气到来之前先从律管飞出去。
蛰虫在寒冷到来之前先闭藏起来，蚂蚁在水涝之前先迁徙，鹞鹰在大风到来之前先高翔。
阴阳之气在天地间迷迷蒙蒙，广大无边，但每一事物的微小变化，事先总要显露出它的迹象。
天下事物的变化虽然无常，那些凶残狡黠而又才能勇武过人之徒，所表现的情状虽然变化无穷，然而都有迹可寻。
关键在于作为当政者能不能用心去发现他们，更重要的是能不能防患于未然。
当前汉政权受到刘姓诸侯威胁的时候，晁错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
当匈奴还没有很强大的时候，贾谊已经深刻地预见到了他们可能带来的危险。
当王莽不受节制地开始擅自发号施令的时候，刘向业经洞察了将来的危害。
可惜的是，汉代当时的皇帝，不能采信这些明智之士提出的诤言。
当贾谊入宫晋见皇上的时候，‘不问苍天问鬼神’，留下了千古笑谈，也就更谈不上暗中察访、静默侦探，把祸患消弥在无形当中了。这都是命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