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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毫不客气地用拐杖去捅他。他甚至脱掉了父亲这个身份该具备的样子，开始会耍赖，会随意发脾气，会像小孩一样撒娇。
那些下午，每次我放学回家，常可以看到门口坐着一群年老的乡里，围在他身旁，听他讲述着一些稍微夸大的故事，跟着抹眼泪。又或者，有不同的邻居登门，向母亲和我告状，父亲与他家孩子或者小狗吵架的故事。
父亲的形象彻底崩塌了。姐姐和我对他的称呼，不断调整，从“父亲”一路退化到昵称阿圆，甚至到后来，他与我那刚出生的外甥女并列，外甥女昵称小粒仔（闽南语叫娇小、圆润、可爱），家人都称呼他为大粒仔。
他竟然也乐于这样的称呼。继续惹哭那些年老的乡里，和邻居的小狗吵架。
然而，死亡迟迟没来。
为了期盼死亡的到来，他讲话都特意讲述得好像是遗言的感觉。他会说：我不在了，你自己挑老婆要注意；会说：我一定要火化，记得你走到哪就把我带到哪。他几次还认真地想了半天：没事的，我不在，家还在的。
我一直把他的这种话，当作对疾病和死神孩子气的娇嗔，然而，这种话还是刺痛我。特别是那句“我不在，家还在的”，会让我气到对他发脾气。
不准你这么说。我会大声地凶他。
我说的是实话。
反正以后不准你说。
他不吭声了。过一会儿，随便哪个人路过了，不管那人在意不在意，他会对着那人说：“我刚给我儿子说，我不在了，家还会在，他竟然对我发脾气，我没错啊。”
然后转过身，看我是否又气到要跑来凶他。
一开始我真的不习惯这个退化为孩子的父亲，何况撇去他的身份，这还是个多么奇怪的孩子，动不动把刺痛我的生死挂在嘴上。但我也知道，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
虽然死亡一直没等来，他却已经越发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慢慢地，他口中的死亡似乎已经不是死亡，而是一个他没盼来的老朋友。他开始忘记自己决定要离开的事情，偶尔说漏了嘴：“儿子啊，你有了孩子会放到老家养吗？儿子啊，孙子的名字让不让我来取？”
我会调侃着问：“怎么，不死了？”
“死！”他意识过来了，“还是要赶紧死。”然后自己笑歪了嘴，一不小心，口水就从那偏瘫的左边嘴巴流了下来。
这个生僻的医学知识是父亲生病后我才知道的：冬天天冷，人的血管会收缩。上了年纪的人因此容易疲惫，而对父亲这样的中风者来说，血管收缩，意味着偏瘫的加剧。
上一个冬天他走路越来越不方便，几次左脚都迈不出步去，直接摔倒在地上。摔得头破血流，全身淤血。我终于以一家之主的身份，下令他在这个冬天要乖乖待在家里不准乱动。
他听了，像个小孩一样，眼眨巴眨巴地看着我，问：“如果听话，是否可以买我最喜欢的卤鸭来吃。”
我实在不明白，闽南的冬天何时冷得这么刺骨。我时常一个人站到风中去，感受一下风吹在头上头皮收缩的感觉，然后着急地为父亲套上帽子，裹上大衣。一不小心，原本就肥胖的父亲，被我们包裹得像颗巨大的肉丸一样，他常会取笑自己，这下真成了“大粒仔”了。
然而，那个冬天他还是突然昏倒了。吃饭吃一半，他突然扶住头说，有点晕，然后就两眼翻白，口吐白沫。
被惊吓的母亲赶忙掐人中，并嘱咐姐姐端来温开水，我则赶紧一路狂奔到医生那里去求助。
“我真以为自己要死了。”醒来之后他说，“唉，我真有点舍不得。”
“那就别死了。”我抱着他，久久不肯放。
好消息是，父亲又怕死了。不过医生也告诉我另外一个坏消息：随着年龄增长，父亲的血管会越来越收缩，以致“左半身会完全不能动，甚至以后大小便要失禁的”。
晚上，母亲拉着我偷偷商量。她算了一下，父亲可能再五年就完全要在床上了，她告诉我：“别担心我来负责照顾他。”那晚，母亲还算了另外的账，假如父亲活到八十岁，每年需要的药费，两个老人的生活费，以及“娶老婆的钱”，总共还需要很多很多。
“别担心，我们母子俩是战友，即使以后你爸不能动，我会边照顾你爸边做手工。而趁这五年，你能冲尽量冲。”——这是我们母子的约定。
虽然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拉着我不让我远行，但他也接受了我去北京找工作的准备。按照与母亲的约定，这五年我要尽量冲，每年就两三次回家，而且每次回家都是带着工作，常常和父亲打个照面，又匆匆关在房间写文章。几次他想我想急了，大清早在楼下不断叫我名字，通常写稿到凌晨五六点的我，睡眼惺忪地起身，走到楼下来，发脾气地说了他一通，让他别再吵我，然后摇摇晃晃地回房去睡。但第二天，他又一大早叫我的名字。
工作了三年，我惊讶地发现攒的钱竟然有将近二十万。没有告诉母亲，但我心里竟然产生一个奢侈的念头：把父亲送到美国看看，听说那里有一种可以伸入人大脑血管的纳米钳，那种仪器有可能把堵在父亲大脑里的那个瓣膜拿出来。
我开始像个守财奴，每天白天苛刻地计算一分一毫的花费，到晚上总要打开网上账户，看看那一点点增长的数字。
一切正在好起来，我和母亲说。她不知道我的计划，但她显然很满足这种已经摆脱生存困境的生活。心里暗暗想，再三年，要帮父亲找回他的左半身，然后，我的家又会康复了。
然而，那个下着雨的午后，路上的电视机正在播放着世界杯开幕式的倒计时。我突然接到了堂哥的电话。
你方便说话吗？
方便啊，你怎么没看世界杯，你不是很爱看足球吗？
我不方便看。我要和你说个事情，你答应我，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得开。
你怎么了，说话这么严肃？
你答应我吗？
嗯，好啊。
你父亲走了。下午四点多，你母亲回家，看到他昏倒在地上，她赶忙叫我们开车送他到医院急救。但在路上，他已经不行了。
你不是已经不想死了吗？我心里痛骂着父亲。
你不是不想死吗？你怎么一点诺言都不守？
从北京搭飞机到厦门，又转车到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父亲躺在厅堂前，还是那肥嘟嘟、一脸不满意的样子。邻居的家里，传来世界杯开幕式的欢呼声。这是四年一度全世界的狂欢，他们没有人知道，这一天，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不见了。
我哭不出来，一直握着父亲的手。
那是冰冷而且僵硬的手。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大骂着，你怎么这么没用，一跤就没了，你怎么一点都不讲信用。
父亲的眼睛和嘴角突然流出一条条血来。
亲戚走上来拉住我，不让我骂，她说，人死后灵魂还在身体里的，“你这样闹，他走不开，会难过到流血水，他一辈子已经够难了，让他走吧，让他走吧。”
我惊恐地看着不断涌出的血水，像哄孩子一样轻声地说：“你好好走，我已经不怪你，我知道你真的努力了……”
哄着哄着，我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父亲火化后第二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不满地问我，为什么只烧给他小汽车，没给摩托车，“我又不会开小汽车”，梦里他气呼呼地说。
醒来告诉母亲，不想，她说她也梦到了。梦里父亲着急地催着：他打算自己骑摩托车到海边去逛逛，所以要赶紧给他。
“你那可爱的父亲。”母亲笑着说。
，他也毫不客气地用拐杖去捅他。他甚至脱掉了父亲这个身份该具备的样子，开始会耍赖，会随意发脾气，会像小孩一样撒娇。
那些下午，每次我放学回家，常可以看到门口坐着一群年老的乡里，围在他身旁，听他讲述着一些稍微夸大的故事，跟着抹眼泪。又或者，有不同的邻居登门，向母亲和我告状，父亲与他家孩子或者小狗吵架的故事。
父亲的形象彻底崩塌了。姐姐和我对他的称呼，不断调整，从“父亲”一路退化到昵称阿圆，甚至到后来，他与我那刚出生的外甥女并列，外甥女昵称小粒仔（闽南语叫娇小、圆润、可爱），家人都称呼他为大粒仔。
他竟然也乐于这样的称呼。继续惹哭那些年老的乡里，和邻居的小狗吵架。
然而，死亡迟迟没来。
为了期盼死亡的到来，他讲话都特意讲述得好像是遗言的感觉。他会说：我不在了，你自己挑老婆要注意；会说：我一定要火化，记得你走到哪就把我带到哪。他几次还认真地想了半天：没事的，我不在，家还在的。
我一直把他的这种话，当作对疾病和死神孩子气的娇嗔，然而，这种话还是刺痛我。特别是那句“我不在，家还在的”，会让我气到对他发脾气。
不准你这么说。我会大声地凶他。
我说的是实话。
反正以后不准你说。
他不吭声了。过一会儿，随便哪个人路过了，不管那人在意不在意，他会对着那人说：“我刚给我儿子说，我不在了，家还会在，他竟然对我发脾气，我没错啊。”
然后转过身，看我是否又气到要跑来凶他。
一开始我真的不习惯这个退化为孩子的父亲，何况撇去他的身份，这还是个多么奇怪的孩子，动不动把刺痛我的生死挂在嘴上。但我也知道，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
虽然死亡一直没等来，他却已经越发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慢慢地，他口中的死亡似乎已经不是死亡，而是一个他没盼来的老朋友。他开始忘记自己决定要离开的事情，偶尔说漏了嘴：“儿子啊，你有了孩子会放到老家养吗？儿子啊，孙子的名字让不让我来取？”
我会调侃着问：“怎么，不死了？”
“死！”他意识过来了，“还是要赶紧死。”然后自己笑歪了嘴，一不小心，口水就从那偏瘫的左边嘴巴流了下来。
这个生僻的医学知识是父亲生病后我才知道的：冬天天冷，人的血管会收缩。上了年纪的人因此容易疲惫，而对父亲这样的中风者来说，血管收缩，意味着偏瘫的加剧。
上一个冬天他走路越来越不方便，几次左脚都迈不出步去，直接摔倒在地上。摔得头破血流，全身淤血。我终于以一家之主的身份，下令他在这个冬天要乖乖待在家里不准乱动。
他听了，像个小孩一样，眼眨巴眨巴地看着我，问：“如果听话，是否可以买我最喜欢的卤鸭来吃。”
我实在不明白，闽南的冬天何时冷得这么刺骨。我时常一个人站到风中去，感受一下风吹在头上头皮收缩的感觉，然后着急地为父亲套上帽子，裹上大衣。一不小心，原本就肥胖的父亲，被我们包裹得像颗巨大的肉丸一样，他常会取笑自己，这下真成了“大粒仔”了。
然而，那个冬天他还是突然昏倒了。吃饭吃一半，他突然扶住头说，有点晕，然后就两眼翻白，口吐白沫。
被惊吓的母亲赶忙掐人中，并嘱咐姐姐端来温开水，我则赶紧一路狂奔到医生那里去求助。
“我真以为自己要死了。”醒来之后他说，“唉，我真有点舍不得。”
“那就别死了。”我抱着他，久久不肯放。
好消息是，父亲又怕死了。不过医生也告诉我另外一个坏消息：随着年龄增长，父亲的血管会越来越收缩，以致“左半身会完全不能动，甚至以后大小便要失禁的”。
晚上，母亲拉着我偷偷商量。她算了一下，父亲可能再五年就完全要在床上了，她告诉我：“别担心我来负责照顾他。”那晚，母亲还算了另外的账，假如父亲活到八十岁，每年需要的药费，两个老人的生活费，以及“娶老婆的钱”，总共还需要很多很多。
“别担心，我们母子俩是战友，即使以后你爸不能动，我会边照顾你爸边做手工。而趁这五年，你能冲尽量冲。”——这是我们母子的约定。
虽然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拉着我不让我远行，但他也接受了我去北京找工作的准备。按照与母亲的约定，这五年我要尽量冲，每年就两三次回家，而且每次回家都是带着工作，常常和父亲打个照面，又匆匆关在房间写文章。几次他想我想急了，大清早在楼下不断叫我名字，通常写稿到凌晨五六点的我，睡眼惺忪地起身，走到楼下来，发脾气地说了他一通，让他别再吵我，然后摇摇晃晃地回房去睡。但第二天，他又一大早叫我的名字。
工作了三年，我惊讶地发现攒的钱竟然有将近二十万。没有告诉母亲，但我心里竟然产生一个奢侈的念头：把父亲送到美国看看，听说那里有一种可以伸入人大脑血管的纳米钳，那种仪器有可能把堵在父亲大脑里的那个瓣膜拿出来。
我开始像个守财奴，每天白天苛刻地计算一分一毫的花费，到晚上总要打开网上账户，看看那一点点增长的数字。
一切正在好起来，我和母亲说。她不知道我的计划，但她显然很满足这种已经摆脱生存困境的生活。心里暗暗想，再三年，要帮父亲找回他的左半身，然后，我的家又会康复了。
然而，那个下着雨的午后，路上的电视机正在播放着世界杯开幕式的倒计时。我突然接到了堂哥的电话。
你方便说话吗？
方便啊，你怎么没看世界杯，你不是很爱看足球吗？
我不方便看。我要和你说个事情，你答应我，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得开。
你怎么了，说话这么严肃？
你答应我吗？
嗯，好啊。
你父亲走了。下午四点多，你母亲回家，看到他昏倒在地上，她赶忙叫我们开车送他到医院急救。但在路上，他已经不行了。
你不是已经不想死了吗？我心里痛骂着父亲。
你不是不想死吗？你怎么一点诺言都不守？
从北京搭飞机到厦门，又转车到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父亲躺在厅堂前，还是那肥嘟嘟、一脸不满意的样子。邻居的家里，传来世界杯开幕式的欢呼声。这是四年一度全世界的狂欢，他们没有人知道，这一天，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不见了。
我哭不出来，一直握着父亲的手。
那是冰冷而且僵硬的手。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大骂着，你怎么这么没用，一跤就没了，你怎么一点都不讲信用。
父亲的眼睛和嘴角突然流出一条条血来。
亲戚走上来拉住我，不让我骂，她说，人死后灵魂还在身体里的，“你这样闹，他走不开，会难过到流血水，他一辈子已经够难了，让他走吧，让他走吧。”
我惊恐地看着不断涌出的血水，像哄孩子一样轻声地说：“你好好走，我已经不怪你，我知道你真的努力了……”
哄着哄着，我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父亲火化后第二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不满地问我，为什么只烧给他小汽车，没给摩托车，“我又不会开小汽车”，梦里他气呼呼地说。
醒来告诉母亲，不想，她说她也梦到了。梦里父亲着急地催着：他打算自己骑摩托车到海边去逛逛，所以要赶紧给他。
“你那可爱的父亲。”母亲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