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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2007年我被外婆下了金蚕蛊
Chapter 1 外婆和金蚕蛊
我出生于1986年8月20日，那天正好是农历七月十五。
中国有四个鬼节，分别是三月三、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初一。清明节、十月初一，都是扫墓祭祖，表达对祖先、对亲人的“思时之敬”，是祭祀、表达哀思的节日。三月三流行于江淮、江南一带，传说这一天会有鬼魂出没。但是七月十五（有的地方是七月十四），六道出、鬼门开、孤魂野鬼游走，是阴气最盛的一天。
当然，这都是民俗传说，不一定要信。不过这一天既是民间的鬼节，也是道家的中元节，还是佛教的盂兰盆节，讲其特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读书早，高中毕业才十六岁，比我同学的平均年龄要小一到两岁。这并不是我早慧，而是因为偏远地区小学的学生少，对入学年龄并不太在意。这也造成了我到高考的时候还懵懵懂懂，结果落了榜，早早就走入了社会。
我是2002年出来打工的，在外的人如同浮萍，随处漂泊。7年间我到过很多地方，浙江义乌，广东的佛山、中山、东莞、珠海、深圳我都有待过，当过工厂的普工、领班、副主管，摆过地摊卖过水果，当过西式披萨店的厨师，也在工地上做过一段时间的钢筋工，做过保险业务员、卖过家具……2005年的时候还被同乡骗到合肥去做了一个月传销。
我最穷的时候三天只吃过两个馒头，最阔的时候在东莞市区有两套房子、一辆小车。
常年待在一个地方、一个小圈子的人是没有故事的，但是一个长期在异乡辗转漂泊、见识过人生百态的人，却会有很多的故事：比如群众们喜闻乐见的艳遇，比如社会的阴暗面，比如各种各样的奇人轶事，比如……性都东莞。
这里面的故事有很多值得一讲的，但是我还是要先讲一个我人生转折点的事情。
2007年的8月末，我外婆重病。
在东莞跟人合伙开饰品店的我接到消息后，立刻回家。
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私家车，是一辆蓝色帕萨特。但是因为并不熟悉路况，于是我转乘了直达我们县城的长途卧铺，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想到，会走上跟以前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我老家地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东临湘西，是十万大山的门户。
谈到湘西，有人会想到沈从文先生《边城》的凤凰古城，有人会想到沟通南北的交通城市怀化，当然，也有人会想到湘西赶尸、蛊毒以及土匪。
就地域而言，我们那里其实也算是湘西文化、民俗辐射圈里的一部分。
比如土匪，看过《湘西剿匪记》的同志们也许能够想象一下我们那里：穷山、恶水以及刁民。当然，主要是山高路险、交通不畅，而且人多地又少，太穷了。解放前我们那里的好多山民，白天在地头拿着锄头和镰刀侍弄土地和牲口，晚上磨好刀，就去劫道。
他们平时是在土里面刨食、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农民，劫道时是阎罗王的小鬼。
这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习惯。
再比如说蛊毒，有人说这是封建迷信，好吧，就算是封建迷信吧，因为在我二十二岁之前，我和许多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一样，是个唯物主义者，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鬼魂、僵尸等乱七八糟、奇奇怪怪的东西存在。
虽然，我们家乡这些传说很多，虽然，我外婆就是一个养蛊人。
在旧中国，特别是在偏远的地方，有很多人没有受过教育，知识的掌控者和传播者往往是一些宗教人士，比如道教、佛教、萨满教……以及很多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而这些人则是宗教的传播者——我外婆是苗寨的神婆。
苗疆巫术里面结合了很多魔术、中医、巫医的内容，有可取的地方，也有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方，最让人诟病的就是喝符水——在一种特制黄纸上用鸡血、朱砂、米汤和其他什么东西混合的墨水胡乱涂写，最后烧掉，用余下的灰冲水来喝。
印象中的外婆是个枯瘦的小老太太，不苟言笑，鼻子像鹰勾，嘴巴没有牙，脸塌了一边。她有八十多岁了，在苗寨生活了一辈子，专门给人看香（算命的一种）、治病、驱鬼和看风水，十里八乡的乡亲还是十分尊敬她的。
母亲告诉我外婆患的是癌症，是胃癌晚期，应该是没得治了。
卧铺车到达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钟了，偏僻小县没有公交车，平日里往来镇上和县城的中巴车最迟一班是下午5点半。我心急火燎地找了一辆破烂的出租车，跟司机讨价还价，终于在两个钟头之后到了我家所在的镇子里。
没人接我，我自己回的家。上一次回家是2005年年初，我从合肥的传销窝点刚刚跑回来，一晃眼，两年又过去了。而我也从那时候的两手空空，变得小有身家了。
母亲接过我的行李，告诉我外婆没在这里，回敦寨去了。
她说她死也要死在敦寨，那个她生活了八十六年的土地，那里的井水甜、稻谷香，连风里面都有油菜花的香味。
我母亲有两个妹妹、一个小弟，她是大姐。我外公死得早，“破四旧”那会儿就去了。外婆并不太擅长料理家务，所以作为长女的母亲总是要劳累一些。后来我两个姨相继嫁了人，小舅也长大成人，我母亲这才和父亲搬到了镇子上，做点小生意。
前些年小舅淘金发了财，搬到了市里。
外婆不肯走，就一个人在那个叫做敦寨的苗寨里住着。她精神一向都好，而且有村子里的人帮忙照顾，倒是不用担心。没成想这会儿居然病了，而且还是胃癌，这可是绝症。
第二天一早我就和母亲去了敦寨。
这里以前是烂泥路，不过2004年的时候通了车，我包了一辆面包车过去。一路坎坷自不必说，过了大半个小时，我们终于到了敦寨。还没进寨子，我就见到寨子中间那棵巨大的老槐树、鼓楼、晒谷场以及尽头的堂庙道场。
我提着一些礼品，跟着母亲往寨子里面走。路是泥路，天气干燥灰尘生烟，不断有人跟我母亲打招呼，我母亲愁眉苦脸地回应着，心事重重。
我再一次见到了外婆，而那时她的生命已经进入最后的时刻。
聚在老宅里的有很多人，除了我小姨远在新疆克拉玛依外，大部分亲戚都回来了。我见到了二姨、小舅以及好几个表兄妹，还有别的什么人。外婆在背阳的卧室里躺卧着，我走进的时候，闻到一股霉味。我心里一酸，外婆是个爱干净的人，但她毕竟也是老人了。
母亲说：“妈，陆左过来看你了！”
发黄的被窝里面有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太，头发是雪白的，皮肤如同上了年岁的松树皮，一脸黑黄色的老人斑，两眼无神，歪着的嘴里还有些口涎，神志完全不清晰。这就是我外婆，一个接近死亡的老人。
我握着她鸡爪一般的手，她一点反应都没有，过了一会儿，瞥了我一眼，又睡过去。<... -->>
第一卷 2007年我被外婆下了金蚕蛊
Chapter 1 外婆和金蚕蛊
我出生于1986年8月20日，那天正好是农历七月十五。
中国有四个鬼节，分别是三月三、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初一。清明节、十月初一，都是扫墓祭祖，表达对祖先、对亲人的“思时之敬”，是祭祀、表达哀思的节日。三月三流行于江淮、江南一带，传说这一天会有鬼魂出没。但是七月十五（有的地方是七月十四），六道出、鬼门开、孤魂野鬼游走，是阴气最盛的一天。
当然，这都是民俗传说，不一定要信。不过这一天既是民间的鬼节，也是道家的中元节，还是佛教的盂兰盆节，讲其特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读书早，高中毕业才十六岁，比我同学的平均年龄要小一到两岁。这并不是我早慧，而是因为偏远地区小学的学生少，对入学年龄并不太在意。这也造成了我到高考的时候还懵懵懂懂，结果落了榜，早早就走入了社会。
我是2002年出来打工的，在外的人如同浮萍，随处漂泊。7年间我到过很多地方，浙江义乌，广东的佛山、中山、东莞、珠海、深圳我都有待过，当过工厂的普工、领班、副主管，摆过地摊卖过水果，当过西式披萨店的厨师，也在工地上做过一段时间的钢筋工，做过保险业务员、卖过家具……2005年的时候还被同乡骗到合肥去做了一个月传销。
我最穷的时候三天只吃过两个馒头，最阔的时候在东莞市区有两套房子、一辆小车。
常年待在一个地方、一个小圈子的人是没有故事的，但是一个长期在异乡辗转漂泊、见识过人生百态的人，却会有很多的故事：比如群众们喜闻乐见的艳遇，比如社会的阴暗面，比如各种各样的奇人轶事，比如……性都东莞。
这里面的故事有很多值得一讲的，但是我还是要先讲一个我人生转折点的事情。
2007年的8月末，我外婆重病。
在东莞跟人合伙开饰品店的我接到消息后，立刻回家。
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私家车，是一辆蓝色帕萨特。但是因为并不熟悉路况，于是我转乘了直达我们县城的长途卧铺，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想到，会走上跟以前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我老家地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东临湘西，是十万大山的门户。
谈到湘西，有人会想到沈从文先生《边城》的凤凰古城，有人会想到沟通南北的交通城市怀化，当然，也有人会想到湘西赶尸、蛊毒以及土匪。
就地域而言，我们那里其实也算是湘西文化、民俗辐射圈里的一部分。
比如土匪，看过《湘西剿匪记》的同志们也许能够想象一下我们那里：穷山、恶水以及刁民。当然，主要是山高路险、交通不畅，而且人多地又少，太穷了。解放前我们那里的好多山民，白天在地头拿着锄头和镰刀侍弄土地和牲口，晚上磨好刀，就去劫道。
他们平时是在土里面刨食、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农民，劫道时是阎罗王的小鬼。
这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习惯。
再比如说蛊毒，有人说这是封建迷信，好吧，就算是封建迷信吧，因为在我二十二岁之前，我和许多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一样，是个唯物主义者，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鬼魂、僵尸等乱七八糟、奇奇怪怪的东西存在。
虽然，我们家乡这些传说很多，虽然，我外婆就是一个养蛊人。
在旧中国，特别是在偏远的地方，有很多人没有受过教育，知识的掌控者和传播者往往是一些宗教人士，比如道教、佛教、萨满教……以及很多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而这些人则是宗教的传播者——我外婆是苗寨的神婆。
苗疆巫术里面结合了很多魔术、中医、巫医的内容，有可取的地方，也有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方，最让人诟病的就是喝符水——在一种特制黄纸上用鸡血、朱砂、米汤和其他什么东西混合的墨水胡乱涂写，最后烧掉，用余下的灰冲水来喝。
印象中的外婆是个枯瘦的小老太太，不苟言笑，鼻子像鹰勾，嘴巴没有牙，脸塌了一边。她有八十多岁了，在苗寨生活了一辈子，专门给人看香（算命的一种）、治病、驱鬼和看风水，十里八乡的乡亲还是十分尊敬她的。
母亲告诉我外婆患的是癌症，是胃癌晚期，应该是没得治了。
卧铺车到达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钟了，偏僻小县没有公交车，平日里往来镇上和县城的中巴车最迟一班是下午5点半。我心急火燎地找了一辆破烂的出租车，跟司机讨价还价，终于在两个钟头之后到了我家所在的镇子里。
没人接我，我自己回的家。上一次回家是2005年年初，我从合肥的传销窝点刚刚跑回来，一晃眼，两年又过去了。而我也从那时候的两手空空，变得小有身家了。
母亲接过我的行李，告诉我外婆没在这里，回敦寨去了。
她说她死也要死在敦寨，那个她生活了八十六年的土地，那里的井水甜、稻谷香，连风里面都有油菜花的香味。
我母亲有两个妹妹、一个小弟，她是大姐。我外公死得早，“破四旧”那会儿就去了。外婆并不太擅长料理家务，所以作为长女的母亲总是要劳累一些。后来我两个姨相继嫁了人，小舅也长大成人，我母亲这才和父亲搬到了镇子上，做点小生意。
前些年小舅淘金发了财，搬到了市里。
外婆不肯走，就一个人在那个叫做敦寨的苗寨里住着。她精神一向都好，而且有村子里的人帮忙照顾，倒是不用担心。没成想这会儿居然病了，而且还是胃癌，这可是绝症。
第二天一早我就和母亲去了敦寨。
这里以前是烂泥路，不过2004年的时候通了车，我包了一辆面包车过去。一路坎坷自不必说，过了大半个小时，我们终于到了敦寨。还没进寨子，我就见到寨子中间那棵巨大的老槐树、鼓楼、晒谷场以及尽头的堂庙道场。
我提着一些礼品，跟着母亲往寨子里面走。路是泥路，天气干燥灰尘生烟，不断有人跟我母亲打招呼，我母亲愁眉苦脸地回应着，心事重重。
我再一次见到了外婆，而那时她的生命已经进入最后的时刻。
聚在老宅里的有很多人，除了我小姨远在新疆克拉玛依外，大部分亲戚都回来了。我见到了二姨、小舅以及好几个表兄妹，还有别的什么人。外婆在背阳的卧室里躺卧着，我走进的时候，闻到一股霉味。我心里一酸，外婆是个爱干净的人，但她毕竟也是老人了。
母亲说：“妈，陆左过来看你了！”
发黄的被窝里面有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太，头发是雪白的，皮肤如同上了年岁的松树皮，一脸黑黄色的老人斑，两眼无神，歪着的嘴里还有些口涎，神志完全不清晰。这就是我外婆，一个接近死亡的老人。
我握着她鸡爪一般的手，她一点反应都没有，过了一会儿，瞥了我一眼，又睡过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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