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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流放竟然达到7次之多。

    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为蒋介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能存几人?谁又将去领导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十月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难生还。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本已叛变,蒋介石也只让他活了三天。蒋记政治词汇中充满了“枪决”、“斩决”、“立决”、“立斩决”、“见电立决”,根本没有“流放”这个字眼。

    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其他革命都无法类比的空前残酷性。大量的牺牲,国民党的屠杀政策,确实吓倒了我们一批人,从而让中国的革命道路充满了艰辛。

    36.中国革命对共产党人严酷的筛选

    拿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类比,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都多次被捕流放。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如果采取蒋介石的屠杀政策,俄国革命是难以达成的,领袖基本都被杀掉。

    中国革命呈现出空前的惨痛性。

    到了中央红军长征后,共产党仍旧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都被敌人捕获枪杀。

    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何叔衡与毛泽东同志同为中共“一大”湖南的代表)、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新中国同龄人都记得这三部作品,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刘伯坚的《带镣行》,都是他们在铁窗中对中国命运的思索。

    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一腔热血。

    国民党南昌行营有如下记载:

    “截至本月底(注:1935年3月底),江西清剿军先后在于都、会昌俘红军六千余人,步枪手枪两千余支,机关枪五十余挺。在瑞金俘红军三千余人,掘出埋藏步枪身八千支,机关枪二百余挺,炮身十余门,迫击炮十余门,图书三十余箱,铜锡两百余担。”

    与牺牲伴随的是工农红军转移前后一批人的叛变,历史作为洪钟,默默接纳着,又默默展示着这千千万万令人惊心动魄的嬗变。

    我们看看从1930年到1934年期间所出现的叛徒。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中亮被捕叛变。这些叛徒可绝不仅仅是一般的人物。这些人都是中央政治局以上的人物。

    中央红军在1934年进行战略转移的前后:

    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

    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

    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

    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叛变;

    闽北分区司令李德胜叛变;

    闽赣分区司令宋清泉叛变;

    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

    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佑叛变;

    红十军副师长倪宝树叛变;

    瑞金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

    我们可以看到,中央苏区军以上干部叛变的也不少,这就是我们讲到任何革命都有投机。

    中国革命没有投机吗?中国革命也有很多人投机,甚至是数量不少的人投机,但是投机中国革命,要走到底太难了,因为中国革命的这种生死考验太多了。

    这些人坚持到了这么高的职务,最后还是坚持不住,纷纷叛变。中国革命所呈现的这种大浪淘沙,可能超越任何国家。

    这就是新中国奠定的时候带出的是一支非常精锐的队伍的原因。这种筛选太厉害了,是非常严酷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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