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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把我叫出去，说今天你别去上学，陪我。我本来也不愿去学校，我不想见到历史老师，他让我等了个空，他诱骗少女，又欺侮少女。
在窄小的巷子拐来拐去，大姐停在粮食仓库旁的一个院子门前，让我一人进去，叫她的一个老同学出来。她这次回重庆，心神不定，老在找什么人似的，像是故意找事做，好忘掉她又一次失败的婚姻。我说，你没有不敢做的事，你怕啥子？
大姐求我帮个忙。
“是个男的？”
“人小鬼大！女的女的，你快点进去。”大姐催促道。
跨入院门就是一大坡石阶，比我家所居的院子小多了，住了几户人，我找到天井左手第一家，一个老太婆在剪干红辣椒，她听我重复好几遍话才说：“不在。”
我问：“啥子时候在呢？”
“不晓得。”老太婆不再理我了。
我走下石阶，对站在院门口的大姐说了情况，大姐说，那老太婆是她同学的妈，即使女儿在，也不肯让女儿出来。臭老婆子，耗子精！
她说这个女同学和她一起下乡到巫山，在同一个公社，以前关系不错，为一点小事彼此就断了联系。
大姐说1964年她到农村，一看同在一村的四个女知青，便再清楚不过苦日子开始了：一个的母亲是地主家庭出身；另一个是反革命子女；第三个，父亲解放前随部队去台湾，属敌特子女；第四个，灾荒年父母双亡。全是家庭成分有问题的，被哄骗下乡，都成为响应党的号召的英雄。夜里有猿猴啼叫，跟鬼魂在叫一样，知青夜里不敢单独出门。这个原先树木成林的地方，大办公社大炼钢铁大饥荒时，把树砍毁了。知青住的村子还独剩一棵很大的黄葛树，知青没柴烧，要砍树。
农民说，砍不得，砍了要出事。
知青不管这些迷信，砍了，就此中了邪。一个女知青生小孩死在巫山，坟还在那儿。没多久另一个女知青被区里干部霸占奸淫，一直忍气吞声，最后和当地农民结婚，难产而死。当地风俗，产后死的只能夜里十二点后出葬。那是一个大雨天，天黑路滑，抬尸体的人和棺材全部跌下悬崖。
两个男知青受不了当地政府对知青的不公正待遇，拉了公社二十来个知青要进深山打游击，准备了大刀、长矛。大姐没参加，是因为觉得躲进深山，日子一定更苦。队伍还没拉进山，就被全部抓获，两个头头被判了十五年刑。
“他们平反没有？”我问，“现在每天报纸都在说纠正错案。”
“平啥子反？牢一坐进去，人就会整垮了。”大姐把话又绕到刚才那个女同学身上，说看来只有找到她，才能找到另外一个男知青。当年他对大姐有情有义，大姐没当一回事，现在她后悔了。
大姐的第一丈夫在一个县煤矿当小干部，夫妻吵闹无一日安宁，丈夫怨恨地跑去党委控告，说自己和妻子阶级路线不同，将大姐生父养父的事全部抖了出来。第二天全矿贴满了大字报，揪斗黑五类翻天，他就在台下看着她被斗。
“不提他了，我本来就不应该和这种人结婚。”大姐说。
“我还是觉得那个姐夫好，起码比你第二个丈夫好。”
“一个比一个差，再找一个也不会好。结婚不是为了找好男人。但离婚却要拿出命来干，随便哪个鬼地方离婚都得他妈的单位批准才行。”她说着把头往旁边一扬，先我两步台阶在前了。
缆车道上，麻袋装的粮食堆得齐整的车往山上，已被卸掉货的空车往山下。一队搬运工，在底端下船装车。另一队搬运工在缆车顶端——仓库大黑铁门里卸货。与四周房子相比，那片仓库区的房子，是南岸最结实的，处处是红字警告“闲人免进”、“注意防火”和毛主席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我们走到缆车道下的桥洞旁，我对大姐说：“你还没有告诉我全部事，你上次说时间太晚，答应一有时间就告诉我。”
“我已说了好多不该说的事。”但大姐嘴边马上挂了一丝笑容，“你命还是比我好，你看那年这缆车压的就是五弟。当时你还没读小学，还不到六岁，就晓得一个人跑去坐船，到从未去过的白沙沱造船厂找母亲。谁也没想到你能。”
“你记错了，我是走了很久的路。当时我身上哪来坐船的钱？”我说。
“好吧算我记错，不管怎么说，一个五岁半的小孩能走那么远的路，没迷方向，看来你还是这个家里的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突然警觉起来，“为什么我‘还是’这家里的人？”
“就是嘛！”大姐口气一点没变，“看你为五弟的事能吃这么大的苦，你还没懂事，我那时二十二岁了，从巫山农村回家生大女儿没有多久，就明白你不会像我，你是这家里的人。”
“为什么我在这个家里不会‘像’你？”我差不多抓住了大姐的衣服。我不知道大姐是说漏了嘴，还是有意卖个破绽引我上路。
五哥拿着小竹箕，里面已有不少干豌豆绿豆，都是我和他从缆车上的铁轨和石缝中一粒一粒捡的。缆车上货卸货间总有不少孩子，趴跪在地上，用手指挖从麻袋里漏出的豆子米粒，只是不像灾荒年抢得那么凶。饥荒算是结束了，粮食还是不够吃，大人还是让孩子去拾，拾一点算一点，几天积下就是半土碗，顶一顿饭的粮食。1968年初夏，我记得我在缆车道外的沙滩，发现草里有几根香葱，很兴奋。但我听到缆车启动的铃响，就警觉地站起身来让开，手里满是泥沙。
那天上午，向上开的缆车是空车，向下滑的缆车装货，从仓库运粮食到江边的船上，空车上坐着四五个男孩，五哥也在其中。开缆车的师傅和装卸工人，没管这些几乎是熟面孔的孩子。一个孩子从五哥的竹箕抓了一把豆子，从不与人争斗的五哥，从那孩子的竹箕里抓回一把。那孩子一用劲，就把坐在前边的五哥推下车，缆车的后轮压住了他的左大腿，开缆车的师傅马上停车。
我隔得不远，看得真切，跟着五哥惨叫声哭喊。家中几个姐姐哥哥，唯有五哥对我最好：他从不欺负我，还教我识字。有吃的自己不吃，也让我吃。他因为嘴有残疾，爱躲着人，被家里人呵斥，也不吵不闹。
闻讯赶来的二姐，背起五哥就跑，一路血流洒下来。二姐扯下五哥的裤腰带，扎在他鲜血淋漓的大腿根。我回过神，跟在他们的后面。
武斗最凶的时候刚刚过去，两派继续上缴武器，但同时还在使用大炮、轻重机枪和坦克，市区水陆交通时而中断，电、自来水供应紧张。石桥广场诊所和区一院那天都没开门，怕医治武斗一派受伤者，另一派知道了来砸来打。
二姐敲开医院的门，在那儿大闹起来，说小孩被缆车压了，与派仗有什么关系？医生被二姐那股拼命的气势汹汹吓住了，正在犹豫是不是收下五哥。我一个人奔出医院，没有回家，而是对直朝江边跑。天上乌云腾腾，连雷也未响一个，立即下起雨来。雨把远的山峦拉近，把近的山峦推远。
我沿着江边不知走了多少小时，等我在造船厂找到母亲时，雨已变小，轻轻渺渺地飘洒，阴郁的天色，暗如傍晚。母亲戴着草帽正在和联手从船上往岸上抬油漆桶，看到泥人似的我在叫她，她扔下扁担就奔了过来。
大姐在我前面走出了好远，我赶了下去。她刚才说的话，我怎么想都不对劲，我得抓住这个机会，不想让她溜掉。
“你性急啥子？”大姐没像上次那么推来推去，爽爽快快地说，“我还没讲到在新社会，我是什么样的身世。”
2
袍哥头子被捕了。1950年，共产党决定用大兵力剿四川的反共游击队。大镇反大肃反延续了好几年。重庆逮捕了所有袍哥头目、各种道会门的头子。城里的几个刑场有一度每天枪毙上百人，毙掉的人大多没人敢去认领，就挖大坑埋了。南岸的刑场在柿子沟，被枪毙的还有历来不管庙外之事的寺庙住持法师，好多老头老太、虔诚的佛门信徒为法师之死暗暗悲泣。但这一带的老百姓，却兴奋得天天茶馆客满，也许是重庆人喜欢吃辣椒，吃出来的好事性格。
“这年头，死个人比死只鸡还容易。”父亲叹着气说。
母亲叫父亲闭嘴。她挺着大肚子，抱着女儿在家里战战兢兢。
有人悄悄给她捎来口信，袍哥头子在监狱里，要她带女儿去监狱看望他。母亲犹豫不决，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清晨，母亲双眼红肿，出了家门，她没有带大姐。
母亲大着肚子在监狱门口小房间里，报了名字，登了记，却没能被允许见面。反落了个记录在案，坐在回南岸的过江轮渡上，她气恼万分。
母亲得到口信已晚了好几个月，袍哥头早被绑赴刑场。那天是大镇压，据说，赴刑场的途中死刑犯们在车上暴动，一群死囚跳车亡命沿街奔逃，手提机枪只能就地扫射。
拥挤的船舱里十分闷热，母亲抹去脸上的泪珠，定了定神。她早就不应当为这个男人哭了，可还是没能止住。船舷外汹涌的江水，一浪一浪，摇晃着她的身体。
还是多年前，有一次母亲和袍哥头子在街上坐人力车，遇到敲敲打打长长的队伍，轧断了街口。披麻戴孝的孝子孝孙举着哭丧棒在前头，棺木后面，身穿素衣的人抬着纸糊的轿、马，抬着绸缎制的礼服、官服，薄丝绢挂在灵幡上。奏乐鸣炮，灯彩摇红。
他对正观望出殡发愣的母亲说，别羡慕别人，等你妈百年后，我一定为她大办，请和尚道士做法事，超度亡魂，择吉日吉地下葬，祖坟风水好，后人才会发迹。他摸准了母亲想对乡下的外婆尽孝的心事，这一招很准，她是心领了。
外婆死在重庆，死在母亲家里。乡下大舅二舅砍了竹子，做了滑竿，把病倒的外婆往重庆抬，靠张嘴问路和半乞讨，走走停停，走了四天三夜，好不容易挨到重庆的江北，搭乘船才过了江到南岸。母亲一见他们就哭了，说，为啥子不写信来？我就是借钱也要让你们坐船来！两个舅舅头上按照乡下走亲戚习俗，缠了根洗白净的布，都成灰色了。院子里的人说，是抬来一个死人，头上缠的啥子裹尸布？两个舅舅急着要回去。母亲凑了二十元路费，叫他们坐船。
大舅说不坐船，二妹，你这些钱我们回去能做大事。
母亲送外婆上医院，医生说治不好。母亲去抓草药熬，那段时间我家的房子里全是草药味。外婆脸和身体瘦得只剩下一把，肚子里全是虫，拉下的虫像花电线一样颜色，扁的。外婆按住肚子缩在床上，睡也不是坐也不是。只过了一个冬，小年刚过，大年未过，直到那个寒冷的半夜，外婆一声尖锐的呻吟后，就痛昏死在家里尿罐上。母亲把外婆扶上床，外婆醒过来说的唯一的话，就是要求她把还在乡下挨饿的最小的弟弟弄到重庆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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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把我叫出去，说今天你别去上学，陪我。我本来也不愿去学校，我不想见到历史老师，他让我等了个空，他诱骗少女，又欺侮少女。
在窄小的巷子拐来拐去，大姐停在粮食仓库旁的一个院子门前，让我一人进去，叫她的一个老同学出来。她这次回重庆，心神不定，老在找什么人似的，像是故意找事做，好忘掉她又一次失败的婚姻。我说，你没有不敢做的事，你怕啥子？
大姐求我帮个忙。
“是个男的？”
“人小鬼大！女的女的，你快点进去。”大姐催促道。
跨入院门就是一大坡石阶，比我家所居的院子小多了，住了几户人，我找到天井左手第一家，一个老太婆在剪干红辣椒，她听我重复好几遍话才说：“不在。”
我问：“啥子时候在呢？”
“不晓得。”老太婆不再理我了。
我走下石阶，对站在院门口的大姐说了情况，大姐说，那老太婆是她同学的妈，即使女儿在，也不肯让女儿出来。臭老婆子，耗子精！
她说这个女同学和她一起下乡到巫山，在同一个公社，以前关系不错，为一点小事彼此就断了联系。
大姐说1964年她到农村，一看同在一村的四个女知青，便再清楚不过苦日子开始了：一个的母亲是地主家庭出身；另一个是反革命子女；第三个，父亲解放前随部队去台湾，属敌特子女；第四个，灾荒年父母双亡。全是家庭成分有问题的，被哄骗下乡，都成为响应党的号召的英雄。夜里有猿猴啼叫，跟鬼魂在叫一样，知青夜里不敢单独出门。这个原先树木成林的地方，大办公社大炼钢铁大饥荒时，把树砍毁了。知青住的村子还独剩一棵很大的黄葛树，知青没柴烧，要砍树。
农民说，砍不得，砍了要出事。
知青不管这些迷信，砍了，就此中了邪。一个女知青生小孩死在巫山，坟还在那儿。没多久另一个女知青被区里干部霸占奸淫，一直忍气吞声，最后和当地农民结婚，难产而死。当地风俗，产后死的只能夜里十二点后出葬。那是一个大雨天，天黑路滑，抬尸体的人和棺材全部跌下悬崖。
两个男知青受不了当地政府对知青的不公正待遇，拉了公社二十来个知青要进深山打游击，准备了大刀、长矛。大姐没参加，是因为觉得躲进深山，日子一定更苦。队伍还没拉进山，就被全部抓获，两个头头被判了十五年刑。
“他们平反没有？”我问，“现在每天报纸都在说纠正错案。”
“平啥子反？牢一坐进去，人就会整垮了。”大姐把话又绕到刚才那个女同学身上，说看来只有找到她，才能找到另外一个男知青。当年他对大姐有情有义，大姐没当一回事，现在她后悔了。
大姐的第一丈夫在一个县煤矿当小干部，夫妻吵闹无一日安宁，丈夫怨恨地跑去党委控告，说自己和妻子阶级路线不同，将大姐生父养父的事全部抖了出来。第二天全矿贴满了大字报，揪斗黑五类翻天，他就在台下看着她被斗。
“不提他了，我本来就不应该和这种人结婚。”大姐说。
“我还是觉得那个姐夫好，起码比你第二个丈夫好。”
“一个比一个差，再找一个也不会好。结婚不是为了找好男人。但离婚却要拿出命来干，随便哪个鬼地方离婚都得他妈的单位批准才行。”她说着把头往旁边一扬，先我两步台阶在前了。
缆车道上，麻袋装的粮食堆得齐整的车往山上，已被卸掉货的空车往山下。一队搬运工，在底端下船装车。另一队搬运工在缆车顶端——仓库大黑铁门里卸货。与四周房子相比，那片仓库区的房子，是南岸最结实的，处处是红字警告“闲人免进”、“注意防火”和毛主席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我们走到缆车道下的桥洞旁，我对大姐说：“你还没有告诉我全部事，你上次说时间太晚，答应一有时间就告诉我。”
“我已说了好多不该说的事。”但大姐嘴边马上挂了一丝笑容，“你命还是比我好，你看那年这缆车压的就是五弟。当时你还没读小学，还不到六岁，就晓得一个人跑去坐船，到从未去过的白沙沱造船厂找母亲。谁也没想到你能。”
“你记错了，我是走了很久的路。当时我身上哪来坐船的钱？”我说。
“好吧算我记错，不管怎么说，一个五岁半的小孩能走那么远的路，没迷方向，看来你还是这个家里的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突然警觉起来，“为什么我‘还是’这家里的人？”
“就是嘛！”大姐口气一点没变，“看你为五弟的事能吃这么大的苦，你还没懂事，我那时二十二岁了，从巫山农村回家生大女儿没有多久，就明白你不会像我，你是这家里的人。”
“为什么我在这个家里不会‘像’你？”我差不多抓住了大姐的衣服。我不知道大姐是说漏了嘴，还是有意卖个破绽引我上路。
五哥拿着小竹箕，里面已有不少干豌豆绿豆，都是我和他从缆车上的铁轨和石缝中一粒一粒捡的。缆车上货卸货间总有不少孩子，趴跪在地上，用手指挖从麻袋里漏出的豆子米粒，只是不像灾荒年抢得那么凶。饥荒算是结束了，粮食还是不够吃，大人还是让孩子去拾，拾一点算一点，几天积下就是半土碗，顶一顿饭的粮食。1968年初夏，我记得我在缆车道外的沙滩，发现草里有几根香葱，很兴奋。但我听到缆车启动的铃响，就警觉地站起身来让开，手里满是泥沙。
那天上午，向上开的缆车是空车，向下滑的缆车装货，从仓库运粮食到江边的船上，空车上坐着四五个男孩，五哥也在其中。开缆车的师傅和装卸工人，没管这些几乎是熟面孔的孩子。一个孩子从五哥的竹箕抓了一把豆子，从不与人争斗的五哥，从那孩子的竹箕里抓回一把。那孩子一用劲，就把坐在前边的五哥推下车，缆车的后轮压住了他的左大腿，开缆车的师傅马上停车。
我隔得不远，看得真切，跟着五哥惨叫声哭喊。家中几个姐姐哥哥，唯有五哥对我最好：他从不欺负我，还教我识字。有吃的自己不吃，也让我吃。他因为嘴有残疾，爱躲着人，被家里人呵斥，也不吵不闹。
闻讯赶来的二姐，背起五哥就跑，一路血流洒下来。二姐扯下五哥的裤腰带，扎在他鲜血淋漓的大腿根。我回过神，跟在他们的后面。
武斗最凶的时候刚刚过去，两派继续上缴武器，但同时还在使用大炮、轻重机枪和坦克，市区水陆交通时而中断，电、自来水供应紧张。石桥广场诊所和区一院那天都没开门，怕医治武斗一派受伤者，另一派知道了来砸来打。
二姐敲开医院的门，在那儿大闹起来，说小孩被缆车压了，与派仗有什么关系？医生被二姐那股拼命的气势汹汹吓住了，正在犹豫是不是收下五哥。我一个人奔出医院，没有回家，而是对直朝江边跑。天上乌云腾腾，连雷也未响一个，立即下起雨来。雨把远的山峦拉近，把近的山峦推远。
我沿着江边不知走了多少小时，等我在造船厂找到母亲时，雨已变小，轻轻渺渺地飘洒，阴郁的天色，暗如傍晚。母亲戴着草帽正在和联手从船上往岸上抬油漆桶，看到泥人似的我在叫她，她扔下扁担就奔了过来。
大姐在我前面走出了好远，我赶了下去。她刚才说的话，我怎么想都不对劲，我得抓住这个机会，不想让她溜掉。
“你性急啥子？”大姐没像上次那么推来推去，爽爽快快地说，“我还没讲到在新社会，我是什么样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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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头子被捕了。1950年，共产党决定用大兵力剿四川的反共游击队。大镇反大肃反延续了好几年。重庆逮捕了所有袍哥头目、各种道会门的头子。城里的几个刑场有一度每天枪毙上百人，毙掉的人大多没人敢去认领，就挖大坑埋了。南岸的刑场在柿子沟，被枪毙的还有历来不管庙外之事的寺庙住持法师，好多老头老太、虔诚的佛门信徒为法师之死暗暗悲泣。但这一带的老百姓，却兴奋得天天茶馆客满，也许是重庆人喜欢吃辣椒，吃出来的好事性格。
“这年头，死个人比死只鸡还容易。”父亲叹着气说。
母亲叫父亲闭嘴。她挺着大肚子，抱着女儿在家里战战兢兢。
有人悄悄给她捎来口信，袍哥头子在监狱里，要她带女儿去监狱看望他。母亲犹豫不决，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清晨，母亲双眼红肿，出了家门，她没有带大姐。
母亲大着肚子在监狱门口小房间里，报了名字，登了记，却没能被允许见面。反落了个记录在案，坐在回南岸的过江轮渡上，她气恼万分。
母亲得到口信已晚了好几个月，袍哥头早被绑赴刑场。那天是大镇压，据说，赴刑场的途中死刑犯们在车上暴动，一群死囚跳车亡命沿街奔逃，手提机枪只能就地扫射。
拥挤的船舱里十分闷热，母亲抹去脸上的泪珠，定了定神。她早就不应当为这个男人哭了，可还是没能止住。船舷外汹涌的江水，一浪一浪，摇晃着她的身体。
还是多年前，有一次母亲和袍哥头子在街上坐人力车，遇到敲敲打打长长的队伍，轧断了街口。披麻戴孝的孝子孝孙举着哭丧棒在前头，棺木后面，身穿素衣的人抬着纸糊的轿、马，抬着绸缎制的礼服、官服，薄丝绢挂在灵幡上。奏乐鸣炮，灯彩摇红。
他对正观望出殡发愣的母亲说，别羡慕别人，等你妈百年后，我一定为她大办，请和尚道士做法事，超度亡魂，择吉日吉地下葬，祖坟风水好，后人才会发迹。他摸准了母亲想对乡下的外婆尽孝的心事，这一招很准，她是心领了。
外婆死在重庆，死在母亲家里。乡下大舅二舅砍了竹子，做了滑竿，把病倒的外婆往重庆抬，靠张嘴问路和半乞讨，走走停停，走了四天三夜，好不容易挨到重庆的江北，搭乘船才过了江到南岸。母亲一见他们就哭了，说，为啥子不写信来？我就是借钱也要让你们坐船来！两个舅舅头上按照乡下走亲戚习俗，缠了根洗白净的布，都成灰色了。院子里的人说，是抬来一个死人，头上缠的啥子裹尸布？两个舅舅急着要回去。母亲凑了二十元路费，叫他们坐船。
大舅说不坐船，二妹，你这些钱我们回去能做大事。
母亲送外婆上医院，医生说治不好。母亲去抓草药熬，那段时间我家的房子里全是草药味。外婆脸和身体瘦得只剩下一把，肚子里全是虫，拉下的虫像花电线一样颜色，扁的。外婆按住肚子缩在床上，睡也不是坐也不是。只过了一个冬，小年刚过，大年未过，直到那个寒冷的半夜，外婆一声尖锐的呻吟后，就痛昏死在家里尿罐上。母亲把外婆扶上床，外婆醒过来说的唯一的话，就是要求她把还在乡下挨饿的最小的弟弟弄到重庆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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