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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好些日子未去学校，哥姐审问我的那个晚上以后，我的身体变得很虚弱，总是头痛，发低烧，浑身瘫软无力。母亲已从厂里退休回家，她对我比以前好，但我看着家里每一个人都比以前更不顺眼，他们的脸跟这条街所有的房子一样歪歪扭扭，好像家里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邻居们为庸俗不堪的话大笑，或为了小事吵闹，在街上追来追去打架。这一切对我来讲，全都成为我生活之外的东西，喜怒不往心头去。
家里人依然把我支来唤去做事，空下来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关在阁楼里，不见人，也不愿被人看见。
这天我正挑着一箩筐垃圾，往坡边去倒。回来的路上，碰到一个同学。她问：“你生病了，啷个不来上课？”
“上课？”我的声音沙哑。
“是呀，上课。”这个同学平日不搭理我，这天忽然跟我说话，可能她认为我真是病了。
“你不想考大学啦？”
我呆呆地看着她，我真的忘了考大学这事。她笑了，露出不整齐的牙齿。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笑容收敛，“那你肯定不晓得，历史老师死了。”
“你在说啥子？”我的声音大得出奇，几乎吼了起来。
她吓了一跳，“你做啥子惊惊乍乍的？他自杀了。”
2
我赶快把箩筐往院子里一搁，就往学校跑。
那些天事情发生得太多太快，是我一生度过的最莫名其妙的日子。我的精神像被截了肢，智力也降低了。才没多久历史老师就变得很淡薄，我前一阵子对他狂热的迷恋，好像只是一场淫猥的春梦。此时，历史老师一勒脖子又冒了出来，切断了我自怜身世的伤感，我的脑子整个迷糊了。
我往学校去，我不是想问第二个人，不是不相信我的同学，我相信她说的都是真的，的确已经发生了。回想历史老师说过的话，我应当早就想到会出现这种事，他早就想了结自己。
他拿着绳子，往厨房走去，他不愿在正房里做这事，害怕午睡的女儿醒来吓坏：吊死的人，舌头吐出来，歪嘴翻眼，yīn茎朝前冲直，屎尿淋漓。他不想在她幼小的纯洁的心灵上留下一点儿伤口。他拿着那根让他致命的绳子，推开厨房的门，从容地将绳子扔上不高的屋梁，他站在一条独凳上，使劲系了个活结，拉拉绳子，让结滑到空中，他才把脑袋伸进绳套里，脚一蹬，凳子倒地，他整个人就悬在了空中。
这一刹那，他的身体猛地抽紧，腿踢蹬起来，手指扣到脖颈上，想扳开绳子，但那只是自动的生理反应。绳子随着身体的重量摇晃了几下，梁木吱呀地叫了一阵，他的双手垂了下来，就永远静止了。
我看见了，你就这样静止了，连一个字也不愿留下。当然你没留话给我，我对你来说算得上什么呢，相比这个总难挣脱厄运的世界，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匆匆与你相遇过，什么也不算。
是的，就是什么也不算，你连再见我一次都不愿意。不过哪怕你来找过我，我正在一个昏昏沉沉的世界里，我正在出生之谜被突然揭开的震惊中，就是找到我，我又能帮得上你什么呢？哪怕我心里想起你，也觉得无妨再等几天，等我静下心。或许我认为要不了太久，我还会和你见面，起码在学校上课时，我们就能见到。回想那些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忽略了眼神与眼神融合的一瞬间，我是能够抓住那些真正相互沟通的时机。如果我那么做了，此刻心里就会平静得多，可我没能那么做。
是的，我有责任，如果我多一些想着你，应该是有过一个挽救你的机会，至少是死前安慰你的机会。但我没顾得上你。
可是见了面，也没用。我从你身上要的是安慰，要的是一种能医治我的抚爱；你在我身上要的是刺激，用来减弱痛苦，你不需要爱情，起码不是要我这么沉重的一种爱情。是的，正像你说的，你这个人很混账，你其实一直在诱惑我，引诱我与你发生性关系，你要的是一个女学生的肉体，一点容易到手的放纵。
我们两个人实际上都很自私，我们根本没有相爱过，就像我那个家，每个人都只想到自己！
推开那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办公室门，我停住脚步。办公室其他桌子如往常零乱，堆着一些报纸和学生作业本之类的东西，这个下午四五点钟该有教师，也该有学生分科干部来交作业。可我在那里时，没有人进来，过道和楼梯不时有咯噔咯噔的脚步声。
我靠近历史老师的办公桌，桌上的茶杯、作业本、课本、粉笔纸盒等全部没有了，还是那张桌子，那张椅子，还如他生前那么干净，我坐了下来。
他的抽屉没上锁，里面没有笔、本子，只有些白纸片，裁得方方正正，我一页一页翻看，没有他写的那种诗一般的文字，更没有给我的信。他真了不起，真能做到一字不留！
我想起他说过“报纸和书是通向我们内心世界的桥梁”，要明白他为什么自杀，或许只消看看报纸。后来我去了一次图书馆，历史老师自杀前几天的报纸，上海、江苏等省市镇压了“文革”打砸抢分子，判处武斗头子死刑。早在这一年9月5日，《人民日报》上就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讲话，要求及时惩治一批“文革”中杀人放火强奸犯和打砸抢劫分子。在10月初的全国各种报刊上，连篇累牍反反复复的社论及报道，主旨相同：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
目的是治，法不法是无所谓的事。
这样的宣传轰炸之下，他精神再也承受不了了。是害怕判刑坐牢，还是真觉得他罪有应得，害了弟弟？还是他有更深的失望，更充分的理由？我不知道，也无法想个水落石出，他自杀了，他再也不需要呼吸。
我对他充满了蔑视，甚至在几秒钟里产生着和上当受骗差不多的感觉。他不值得我在这儿悲痛，这么一个自私的人，这么个自以为看穿社会人生，看穿了历史的人，既然看穿了，又何必采取最愚笨的方式来对抗。他的智慧和人生经验，能给我解释一切面临的问题，就不能给他自己毅力挺过这一关。
也许我冤枉了他，我不该这么看待他。他们家，他本人，不断挨整，命运从来没让这一家喘过气来。只有“文革”造反，好像给了他一点掌握命运的主动权，其结果却是更可怕的灾难，更大的绝望。为弟弟的死母亲的死，他一直精神负担沉重。
我想起那次与他谈到遇罗克，说遇罗克为了说真话被枪毙的事，他突然不许我说下去。那副神色，眼睛很亮，实际是一片空白，是他深藏的恐惧。当时，我认为他不该那样粗暴对待我，还为之暗暗伤心。
他对自己的命运一直是病态的悲观，但我却偏爱这种病态。将同病相怜，自以为是地转化为爱恋，制造出一种纯洁的、向上的感情，把我从贫民区庸俗无望中解救出来。有那么几天，我以为自己做到了，现在我明白自己彻底失败了。
好像我是他，而对面那张凳子坐着的是我，一个不谙世事的黄毛小姑娘，她说着，而我听着，不时插上几句话，鼓励她继续说下去。没有说话声，这个房间多么可怕，没有说话声，这个孤独的世界，末日般的黄昏正在降临。他的开水瓶，依然在靠墙的地方立着。窗外仍然是下课后学生的喧闹，远处打篮球的人在抢球，投球，在奔跑，从左边跑到右边，从右边跑到左边。生活照常，日子照常，不会因为少了他这么一个人，谁就会在意差了一点什么，早就有另一个教师在教历史课。好像只有我感到生命里缺了一块，但是天空和树木照旧蔚蓝葱绿。因此，他要走，要这么走，就由他走好了，他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对不对？
我朝自己点头，在我点头之际，一种声音从我心里冉冉而升，就像有手指很轻地在拨弄我的心一样，这种有旋律的声音，就是我和他在那个堆满书的房间做ài时，他在旧唱机上放的音乐。江水在窗外涓涓不息地流淌，稀稀落落的阳光映照在我一丝不挂的身体上。他的脸贴着我的乳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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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好些日子未去学校，哥姐审问我的那个晚上以后，我的身体变得很虚弱，总是头痛，发低烧，浑身瘫软无力。母亲已从厂里退休回家，她对我比以前好，但我看着家里每一个人都比以前更不顺眼，他们的脸跟这条街所有的房子一样歪歪扭扭，好像家里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邻居们为庸俗不堪的话大笑，或为了小事吵闹，在街上追来追去打架。这一切对我来讲，全都成为我生活之外的东西，喜怒不往心头去。
家里人依然把我支来唤去做事，空下来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关在阁楼里，不见人，也不愿被人看见。
这天我正挑着一箩筐垃圾，往坡边去倒。回来的路上，碰到一个同学。她问：“你生病了，啷个不来上课？”
“上课？”我的声音沙哑。
“是呀，上课。”这个同学平日不搭理我，这天忽然跟我说话，可能她认为我真是病了。
“你不想考大学啦？”
我呆呆地看着她，我真的忘了考大学这事。她笑了，露出不整齐的牙齿。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笑容收敛，“那你肯定不晓得，历史老师死了。”
“你在说啥子？”我的声音大得出奇，几乎吼了起来。
她吓了一跳，“你做啥子惊惊乍乍的？他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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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快把箩筐往院子里一搁，就往学校跑。
那些天事情发生得太多太快，是我一生度过的最莫名其妙的日子。我的精神像被截了肢，智力也降低了。才没多久历史老师就变得很淡薄，我前一阵子对他狂热的迷恋，好像只是一场淫猥的春梦。此时，历史老师一勒脖子又冒了出来，切断了我自怜身世的伤感，我的脑子整个迷糊了。
我往学校去，我不是想问第二个人，不是不相信我的同学，我相信她说的都是真的，的确已经发生了。回想历史老师说过的话，我应当早就想到会出现这种事，他早就想了结自己。
他拿着绳子，往厨房走去，他不愿在正房里做这事，害怕午睡的女儿醒来吓坏：吊死的人，舌头吐出来，歪嘴翻眼，yīn茎朝前冲直，屎尿淋漓。他不想在她幼小的纯洁的心灵上留下一点儿伤口。他拿着那根让他致命的绳子，推开厨房的门，从容地将绳子扔上不高的屋梁，他站在一条独凳上，使劲系了个活结，拉拉绳子，让结滑到空中，他才把脑袋伸进绳套里，脚一蹬，凳子倒地，他整个人就悬在了空中。
这一刹那，他的身体猛地抽紧，腿踢蹬起来，手指扣到脖颈上，想扳开绳子，但那只是自动的生理反应。绳子随着身体的重量摇晃了几下，梁木吱呀地叫了一阵，他的双手垂了下来，就永远静止了。
我看见了，你就这样静止了，连一个字也不愿留下。当然你没留话给我，我对你来说算得上什么呢，相比这个总难挣脱厄运的世界，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匆匆与你相遇过，什么也不算。
是的，就是什么也不算，你连再见我一次都不愿意。不过哪怕你来找过我，我正在一个昏昏沉沉的世界里，我正在出生之谜被突然揭开的震惊中，就是找到我，我又能帮得上你什么呢？哪怕我心里想起你，也觉得无妨再等几天，等我静下心。或许我认为要不了太久，我还会和你见面，起码在学校上课时，我们就能见到。回想那些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忽略了眼神与眼神融合的一瞬间，我是能够抓住那些真正相互沟通的时机。如果我那么做了，此刻心里就会平静得多，可我没能那么做。
是的，我有责任，如果我多一些想着你，应该是有过一个挽救你的机会，至少是死前安慰你的机会。但我没顾得上你。
可是见了面，也没用。我从你身上要的是安慰，要的是一种能医治我的抚爱；你在我身上要的是刺激，用来减弱痛苦，你不需要爱情，起码不是要我这么沉重的一种爱情。是的，正像你说的，你这个人很混账，你其实一直在诱惑我，引诱我与你发生性关系，你要的是一个女学生的肉体，一点容易到手的放纵。
我们两个人实际上都很自私，我们根本没有相爱过，就像我那个家，每个人都只想到自己！
推开那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办公室门，我停住脚步。办公室其他桌子如往常零乱，堆着一些报纸和学生作业本之类的东西，这个下午四五点钟该有教师，也该有学生分科干部来交作业。可我在那里时，没有人进来，过道和楼梯不时有咯噔咯噔的脚步声。
我靠近历史老师的办公桌，桌上的茶杯、作业本、课本、粉笔纸盒等全部没有了，还是那张桌子，那张椅子，还如他生前那么干净，我坐了下来。
他的抽屉没上锁，里面没有笔、本子，只有些白纸片，裁得方方正正，我一页一页翻看，没有他写的那种诗一般的文字，更没有给我的信。他真了不起，真能做到一字不留！
我想起他说过“报纸和书是通向我们内心世界的桥梁”，要明白他为什么自杀，或许只消看看报纸。后来我去了一次图书馆，历史老师自杀前几天的报纸，上海、江苏等省市镇压了“文革”打砸抢分子，判处武斗头子死刑。早在这一年9月5日，《人民日报》上就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讲话，要求及时惩治一批“文革”中杀人放火强奸犯和打砸抢劫分子。在10月初的全国各种报刊上，连篇累牍反反复复的社论及报道，主旨相同：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
目的是治，法不法是无所谓的事。
这样的宣传轰炸之下，他精神再也承受不了了。是害怕判刑坐牢，还是真觉得他罪有应得，害了弟弟？还是他有更深的失望，更充分的理由？我不知道，也无法想个水落石出，他自杀了，他再也不需要呼吸。
我对他充满了蔑视，甚至在几秒钟里产生着和上当受骗差不多的感觉。他不值得我在这儿悲痛，这么一个自私的人，这么个自以为看穿社会人生，看穿了历史的人，既然看穿了，又何必采取最愚笨的方式来对抗。他的智慧和人生经验，能给我解释一切面临的问题，就不能给他自己毅力挺过这一关。
也许我冤枉了他，我不该这么看待他。他们家，他本人，不断挨整，命运从来没让这一家喘过气来。只有“文革”造反，好像给了他一点掌握命运的主动权，其结果却是更可怕的灾难，更大的绝望。为弟弟的死母亲的死，他一直精神负担沉重。
我想起那次与他谈到遇罗克，说遇罗克为了说真话被枪毙的事，他突然不许我说下去。那副神色，眼睛很亮，实际是一片空白，是他深藏的恐惧。当时，我认为他不该那样粗暴对待我，还为之暗暗伤心。
他对自己的命运一直是病态的悲观，但我却偏爱这种病态。将同病相怜，自以为是地转化为爱恋，制造出一种纯洁的、向上的感情，把我从贫民区庸俗无望中解救出来。有那么几天，我以为自己做到了，现在我明白自己彻底失败了。
好像我是他，而对面那张凳子坐着的是我，一个不谙世事的黄毛小姑娘，她说着，而我听着，不时插上几句话，鼓励她继续说下去。没有说话声，这个房间多么可怕，没有说话声，这个孤独的世界，末日般的黄昏正在降临。他的开水瓶，依然在靠墙的地方立着。窗外仍然是下课后学生的喧闹，远处打篮球的人在抢球，投球，在奔跑，从左边跑到右边，从右边跑到左边。生活照常，日子照常，不会因为少了他这么一个人，谁就会在意差了一点什么，早就有另一个教师在教历史课。好像只有我感到生命里缺了一块，但是天空和树木照旧蔚蓝葱绿。因此，他要走，要这么走，就由他走好了，他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对不对？
我朝自己点头，在我点头之际，一种声音从我心里冉冉而升，就像有手指很轻地在拨弄我的心一样，这种有旋律的声音，就是我和他在那个堆满书的房间做ài时，他在旧唱机上放的音乐。江水在窗外涓涓不息地流淌，稀稀落落的阳光映照在我一丝不挂的身体上。他的脸贴着我的乳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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