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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两套法统体系,一套是皇帝,便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就是君权皇权的体系。
每一个皇帝上台,都会反复强调这一点,开国皇帝,对这一点就更加重视了。哪怕是编,也要编一些故事出来,证明自己是那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真命天子这个词,也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套法统体系,那就是儒道正统,当然,这得是汉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前面代表这个功能的是周礼。
所以不论朝代如何转换,哪怕是满清入关了,朝廷也会拉拢士族阶级,拉拢读书人。拉拢读书人最重要的标志,那就是把孔孟圣人挂起来朝拜。连带孔家后人,不论朝代如何更替,,不论皇位谁家坐。他们都是铁打的公卿,世代承袭“衍圣公”这一个名头,任何朝代与任何皇帝,都会对衍圣公这一支孔家礼遇有加。蒙古人来了,依旧会封衍圣公,满清人来了,还是要封衍圣公。
一直到民国,衍圣公才没有了,但也只是换了一个名称,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意义还是一回事。
再后来,衍圣公这一支,在凯申公败退的时候,被一起带到岛上了,依旧还在。即便是在岛上,这个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依旧还在世袭,一直在世袭。凯申公带着衍圣公,大概是还想自己是正统。即便是2019年,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还在岛上世袭,名叫孔垂长,是孔子第七十九代嫡孙。
中华大地,真正能世代不息的,一直世袭地位爵位的,也就只有孔子嫡系这一支了。任凭沧海桑田,哪怕是以后有朝一日岛被收回了,中华再次大一统了,衍圣公这一支大概依旧还会有一席之地。
皇帝是君权法统。
甘奇想要的是儒家的法统,这就是大儒的意义所在。当然,甘奇不是衍圣公,但是甘奇是要的是儒家正统。
君权与儒家,本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关系从一开始独尊儒术的年代,就奠定了。刘邦一个泥腿子创建的泱泱大汉,独尊了儒术,儒家投桃报李,天地君亲师。大汉的儒,那是牛逼炸了,治理国家,统筹资源,对外战争,对外扩张,合作得十分成功。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历史记载上,对外战争的胜利,经常就是一句话,甚至一个词“夷之”,夷为平地的夷,大汉龙骑,从西北打到中亚。然后自己受了一点伤,那就会大书特书,怎么怎么惨……如果真的受重伤了,那史书之中,写下来的比地球爆炸、世界末日还要悲惨。
说句玩笑话,儒家给了中国一个许多国家与民族没有的基因,那就是记仇基因,只记得你欺负了我,从来不去记我怎么欺负了你。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基因特别好,因为这个基因会给整个国家与民族造成一种不安全感,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有时候也会演变成一种强烈的自尊心。一直告诫着后世子孙,你一定要行,如果你不行的话,那就把史书拿来翻一翻,看看不行会是什么下场,吓得你不行也得行。
所以后世子孙,不论如何,永远在危机感中拼搏进取,即便是再悲哀的年代,依旧会有许多脊梁站得笔直,带着大家走向光明。
若是不深想,许多人以为这是每个国家与民族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其实真不是,只要出了儒家文化圈,这种记仇的基因,就会大减。甚至许多民族,压根就没有这种长久文化中的记仇基因。
中国与日本不能和解,但是德国与欧洲可以和解,是可以用这种理论来解释的。中国人会原谅日本人吗?就算日本天皇或者首相,真的到南京去跪拜赔罪,中国人会原谅吗?显然还是不可能。但是欧洲可以原谅德国。更有甚者,黑人还可以原谅白人,连非洲当地的黑人都不记得这个仇了,印第安人也可以原谅白人,还不是后来才原谅的,当时就原谅了。
还提一句,世界上还有一个东西也是记仇的,那就是宗教。
记仇,是促使一个国家与民族奋发图强的最重要的动力,没有之一。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因为中国人的历史,只记仇!
中国,其实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扩张型国家。但是我们自己,永远认为自己是彬彬有礼的,你不惹我,我不惹你。
当然,到了现代社会,扩张已经不是国土意义的事情了,已经几乎与国土无关了。这就不详谈了,可以说一个词,一带一路。
这也是这个世界给逼的,抛开一切看本质,这个世界,依旧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争夺的依旧是每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权利,美好生活的权利,这些权利在直白一点说,就是资源。资源是有限的,不争,就活不好。
甘奇从未与任何人表达过自己对于中状元这件事情的期盼,其实甘奇内心之中对于中状元这件事情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去追求。
因为中状元对甘奇来说很重要,第一名,状元,对于甘奇来说意义不同,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当官或者大名。
状元对于甘奇来说,是君权与儒家相辅相成的关系中最有意义的一个东西。有了状元,就是得到了君权的认可,可以借着君权的势力来奠定甘奇在儒家的地位。
反过来,又可以以儒家的地位,来帮助甘奇在君权势力、政治前途中的地位。
甘奇心中有无数的话要说,有无数的道理要讲,超越时代的东西,这些东西现在说出来,都是歪理邪说,都是歧途之言。由程颐这一件事,就可见一斑。
但是当甘奇在君权法统与儒家法统两边,都地位超然的时候,甘奇就可以任意表达自己的观点了,到那时候,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言出法随。
简单而言,就是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皇帝都做不到这一点,宋朝的皇帝,是一种平衡下的皇权,是与士族妥协的皇权。
言出法随,是甘奇的最终目标,所以甘奇才会真的在书房坐得住,才会真的能头悬梁锥刺股去读那些圣贤书,去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圣贤。不能让后代的大儒,把自己人给忽悠瘸了。
绝对的暴力,有时候也可以做到言出法随,但是绝对的暴力,也会让整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支离破碎,让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下降,让人口急速减少。这是甘奇不愿意看到的,社会的发展,在唐末战乱之后,难得达到如今这个高度,甘奇不愿意看到无数的悲惨再次发生,不愿意社会倒退。
殊不知,东汉末年人口达到了五千万,但是三国战乱之后,魏晋一统时期,人口却只有千万左右,几乎五个里面死了四个。隋朝一统的时候,大业年间,人口也达到了五千万之数,但是战乱之后到唐初,贞观十三年统计,口数一千二百三十五万,就算加上黑户隐户,也不会超过两千多万,两个里面死一个。唐末人口,在七八千万左右,但是五代十国到得宋初建国,人口又只有四千万以内了,又是减半。
古代的乱世,人命是真的如草芥一般,其中血腥悲惨的程度,真的是后世之人不可想象的。社会是真的会倒退的,人口更是会大批量减少。看历史,不能只看英雄争霸热血事,不能只看三国演义、隋唐英雄,社会倒退、人口暴减才是真正的现实。一旦社会真的大倒退,人口真的大规模减少,一个残局,就算用暴力做到的言出法随,休养生息也是几十上百年的事情。
甘奇要改变这个时代,但是,暴力永远不是第一选择,甚至是要尽量避免的选择。故事小说里的英雄争霸,写起来说起来,精彩纷呈,但是如果真发生在眼前,无数的同胞,无数的生命,又如何能忍心?好不容易得来的社会大发展,一朝回到解放前,又如何舍得?
战争,对外最好,对内,那是一定要尽量避免的事情。更不能主动去制造乱世。这是甘奇心中所想。
今日的东华门外,人山人海。场景与上一次陪苏轼苏辙来的时候一样,真正等着放榜的考生,没有一个能挤得进去的。
但是今日的场景,又与上一次略微不同。保守派代表程颐,带着许多人站在南边。
甘奇带着一大帮人站在北边。
中间有一帮人,哪边也不站,站在中间。
儒家未来的格局,隐隐就显现在这里。
甘奇也看着这种局面,便是知道,中间那一批人,是未来要争取的主要对象。
抢女婿的车马早已准时到场,赚... -->>
中国古代,有两套法统体系,一套是皇帝,便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就是君权皇权的体系。
每一个皇帝上台,都会反复强调这一点,开国皇帝,对这一点就更加重视了。哪怕是编,也要编一些故事出来,证明自己是那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真命天子这个词,也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套法统体系,那就是儒道正统,当然,这得是汉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前面代表这个功能的是周礼。
所以不论朝代如何转换,哪怕是满清入关了,朝廷也会拉拢士族阶级,拉拢读书人。拉拢读书人最重要的标志,那就是把孔孟圣人挂起来朝拜。连带孔家后人,不论朝代如何更替,,不论皇位谁家坐。他们都是铁打的公卿,世代承袭“衍圣公”这一个名头,任何朝代与任何皇帝,都会对衍圣公这一支孔家礼遇有加。蒙古人来了,依旧会封衍圣公,满清人来了,还是要封衍圣公。
一直到民国,衍圣公才没有了,但也只是换了一个名称,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意义还是一回事。
再后来,衍圣公这一支,在凯申公败退的时候,被一起带到岛上了,依旧还在。即便是在岛上,这个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依旧还在世袭,一直在世袭。凯申公带着衍圣公,大概是还想自己是正统。即便是2019年,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还在岛上世袭,名叫孔垂长,是孔子第七十九代嫡孙。
中华大地,真正能世代不息的,一直世袭地位爵位的,也就只有孔子嫡系这一支了。任凭沧海桑田,哪怕是以后有朝一日岛被收回了,中华再次大一统了,衍圣公这一支大概依旧还会有一席之地。
皇帝是君权法统。
甘奇想要的是儒家的法统,这就是大儒的意义所在。当然,甘奇不是衍圣公,但是甘奇是要的是儒家正统。
君权与儒家,本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关系从一开始独尊儒术的年代,就奠定了。刘邦一个泥腿子创建的泱泱大汉,独尊了儒术,儒家投桃报李,天地君亲师。大汉的儒,那是牛逼炸了,治理国家,统筹资源,对外战争,对外扩张,合作得十分成功。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历史记载上,对外战争的胜利,经常就是一句话,甚至一个词“夷之”,夷为平地的夷,大汉龙骑,从西北打到中亚。然后自己受了一点伤,那就会大书特书,怎么怎么惨……如果真的受重伤了,那史书之中,写下来的比地球爆炸、世界末日还要悲惨。
说句玩笑话,儒家给了中国一个许多国家与民族没有的基因,那就是记仇基因,只记得你欺负了我,从来不去记我怎么欺负了你。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基因特别好,因为这个基因会给整个国家与民族造成一种不安全感,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有时候也会演变成一种强烈的自尊心。一直告诫着后世子孙,你一定要行,如果你不行的话,那就把史书拿来翻一翻,看看不行会是什么下场,吓得你不行也得行。
所以后世子孙,不论如何,永远在危机感中拼搏进取,即便是再悲哀的年代,依旧会有许多脊梁站得笔直,带着大家走向光明。
若是不深想,许多人以为这是每个国家与民族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其实真不是,只要出了儒家文化圈,这种记仇的基因,就会大减。甚至许多民族,压根就没有这种长久文化中的记仇基因。
中国与日本不能和解,但是德国与欧洲可以和解,是可以用这种理论来解释的。中国人会原谅日本人吗?就算日本天皇或者首相,真的到南京去跪拜赔罪,中国人会原谅吗?显然还是不可能。但是欧洲可以原谅德国。更有甚者,黑人还可以原谅白人,连非洲当地的黑人都不记得这个仇了,印第安人也可以原谅白人,还不是后来才原谅的,当时就原谅了。
还提一句,世界上还有一个东西也是记仇的,那就是宗教。
记仇,是促使一个国家与民族奋发图强的最重要的动力,没有之一。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因为中国人的历史,只记仇!
中国,其实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扩张型国家。但是我们自己,永远认为自己是彬彬有礼的,你不惹我,我不惹你。
当然,到了现代社会,扩张已经不是国土意义的事情了,已经几乎与国土无关了。这就不详谈了,可以说一个词,一带一路。
这也是这个世界给逼的,抛开一切看本质,这个世界,依旧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争夺的依旧是每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权利,美好生活的权利,这些权利在直白一点说,就是资源。资源是有限的,不争,就活不好。
甘奇从未与任何人表达过自己对于中状元这件事情的期盼,其实甘奇内心之中对于中状元这件事情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去追求。
因为中状元对甘奇来说很重要,第一名,状元,对于甘奇来说意义不同,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当官或者大名。
状元对于甘奇来说,是君权与儒家相辅相成的关系中最有意义的一个东西。有了状元,就是得到了君权的认可,可以借着君权的势力来奠定甘奇在儒家的地位。
反过来,又可以以儒家的地位,来帮助甘奇在君权势力、政治前途中的地位。
甘奇心中有无数的话要说,有无数的道理要讲,超越时代的东西,这些东西现在说出来,都是歪理邪说,都是歧途之言。由程颐这一件事,就可见一斑。
但是当甘奇在君权法统与儒家法统两边,都地位超然的时候,甘奇就可以任意表达自己的观点了,到那时候,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言出法随。
简单而言,就是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皇帝都做不到这一点,宋朝的皇帝,是一种平衡下的皇权,是与士族妥协的皇权。
言出法随,是甘奇的最终目标,所以甘奇才会真的在书房坐得住,才会真的能头悬梁锥刺股去读那些圣贤书,去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圣贤。不能让后代的大儒,把自己人给忽悠瘸了。
绝对的暴力,有时候也可以做到言出法随,但是绝对的暴力,也会让整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支离破碎,让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下降,让人口急速减少。这是甘奇不愿意看到的,社会的发展,在唐末战乱之后,难得达到如今这个高度,甘奇不愿意看到无数的悲惨再次发生,不愿意社会倒退。
殊不知,东汉末年人口达到了五千万,但是三国战乱之后,魏晋一统时期,人口却只有千万左右,几乎五个里面死了四个。隋朝一统的时候,大业年间,人口也达到了五千万之数,但是战乱之后到唐初,贞观十三年统计,口数一千二百三十五万,就算加上黑户隐户,也不会超过两千多万,两个里面死一个。唐末人口,在七八千万左右,但是五代十国到得宋初建国,人口又只有四千万以内了,又是减半。
古代的乱世,人命是真的如草芥一般,其中血腥悲惨的程度,真的是后世之人不可想象的。社会是真的会倒退的,人口更是会大批量减少。看历史,不能只看英雄争霸热血事,不能只看三国演义、隋唐英雄,社会倒退、人口暴减才是真正的现实。一旦社会真的大倒退,人口真的大规模减少,一个残局,就算用暴力做到的言出法随,休养生息也是几十上百年的事情。
甘奇要改变这个时代,但是,暴力永远不是第一选择,甚至是要尽量避免的选择。故事小说里的英雄争霸,写起来说起来,精彩纷呈,但是如果真发生在眼前,无数的同胞,无数的生命,又如何能忍心?好不容易得来的社会大发展,一朝回到解放前,又如何舍得?
战争,对外最好,对内,那是一定要尽量避免的事情。更不能主动去制造乱世。这是甘奇心中所想。
今日的东华门外,人山人海。场景与上一次陪苏轼苏辙来的时候一样,真正等着放榜的考生,没有一个能挤得进去的。
但是今日的场景,又与上一次略微不同。保守派代表程颐,带着许多人站在南边。
甘奇带着一大帮人站在北边。
中间有一帮人,哪边也不站,站在中间。
儒家未来的格局,隐隐就显现在这里。
甘奇也看着这种局面,便是知道,中间那一批人,是未来要争取的主要对象。
抢女婿的车马早已准时到场,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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