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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顾问总团团长说：“越南有着和平土改的经验；又熟悉情况，你们反而去邀请中国？”凯山丰威汉沉吟：“一条是中国式的土政，一条是越南式的土改。我们走哪条？”
段苏权明确宣布：“我们的建议只向老挝同志谈，一个建议至多讲两次。不同越方发生争执。”
段苏权陪同凯山丰威汉，总书记晋见毛泽东主席后，回到桑怒，很快便进入了1966年。
这一年，段苏权拿出了很大精力设法废除老挝解放区的“贡滥”制度，实现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原望。
3月16日是老历年，寮中央设宴招待中国工作组的同志，段苏权早一天便派人把下乡搞农村调查的几位同志请回来。并听取了汇报。
那还是段苏权初到老挝不久。房门前被土匪埋了地雷的时候，他曾与凯山谈话：“周围农村的党组织没建立起来，政权也没来得及很好改造，战斗又哪么紧张”凯出丰威汉唉了一声，承认道：“上匪一直没停止对我们的骚扰。”
“单靠部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就那么多兵。”段苏权在谈重要问题时，并不提高声音，而是放缓说话节奏，甚至是一句一顿：“关健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这项工作搞不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是不可能的。”
“这个道理我已经明白。”凯山听得不少，也读过许多毛泽东的文章，”中国革命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首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待条件成熟后再占领城市，解放全国。
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一个伟大创举，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具体憎况，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
“对，各国有各国的具体情况。”凯山接话很快，显然早有想法：”但我国当前的情况和中国过去的情况很相似，都是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都是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闹革命，所以，农村包围城市也是我国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依据我国农村阶级状况，研究制定有关方针政策。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党建政，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段苏权没有马上回答。他心里有设想，但不能主动说，他首先要尊重老挝同志的意见，而且他相信，基于客观实际的需要，老挝同志会做出表示。
果然，凯山见段苏权不语，便试探着请求：“中国同志在创立革命根据地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能不能派出一些干部深入农村进行试点？”
“本国的革命还要靠本国人民去解决。”段苏权始终用引导的方式谈话“我们只是调查研究问题，帮助提提建议。”
“那么，能不能由双方组成联合工作组？”凯山很聪明，完全理解了段苏权的想法。
“只要老挝同志正式邀请，这件事可以协商。”段苏权说话总喜欢留有余地。有多大把握也不把话说绝。
中国驻桑怒工作组党委讨论这件事，并向中共中央请示批准的期间，凯山丰威汉如段苏权所料，也向越南顾问团做了通报或者说是请示。
越南顾问总团团长阮仲永听过凯山的通报，用左手捏住他那带梭带角的坚毅的下巴，在房间里踱了几个来回。才说：“越南有着和平土改的经验，又熟悉情况，你们反而去邀请中国”凯山注视着阮仲永，看着他踱步。看着他脸孔微微变色，看着他讲话，片刻，砸响一下嘴，用耐心解释的语气说：“越南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我们一直很重视。中国进行革命根据地建设也有很多宝贵经验，我们也可以学习。如果我们既学越南的经验，又学中国的经验。不是可以加快革命步伐，早日夺取全国的胜利吗？”
阮仲永沉吟片刻。他不是一个看下清大局的人。且不说老挝，就是越南也一天离不开中国的支援。在抗美斗争这最根本的一条上，中、越、老、柬都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老挝若是跟着中国走太远了“这样吧，”阮仲永终于拿出主意“为了加强工作组的力量，我们顾问团也派人参加联合工作组的工作！”
凯山一怔，没有马上说出什么。待阮仲永的目光和他两眼相遇时，他勉强笑道：”好，这样更好。有越南同志参加，力量就更强了，我们表示欢迎！”
回到寮中央，凯山已经想开了，认为越南加入来确实也有好处。据寮方有的同志透露，凯山曾表示；在三方之间搞点平衡，关系就更好处理了。
不过，再见到段苏权时，凯山尽管装出坦然，还是不免露出一些尴尬：“段同志，有个情况向你解释一下。这个，越南同志有个想法，他们也希望能参加这个联合工作组”“组织下乡工作组完全是老挝人民党内部的事，我们高兴的接受邀请。”段苏权早有思想准备，坦诚痛快地表示：“越南同志参加.我们没有意见。希望老、中、越三方团结起来，能够为寮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作出贡献。”
于是，三方联合工作组经老、中、越共同协商，正式组成。中方负责人是中共中央驻桑怒工作组副组长，有着几十年革命经历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梁文英同志。带队下乡做具体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杨有生和刘淑湘等同志。这两位同志分别从云南省瑞丽县和澜沧县的县委书记岗位上调来，那里的民情与老挝很接近。
联合工作组组成之后，很快进驻了香农乡香农村。但是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常驻香农试点的干部只有寮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堤坎朋和中方的杨有生、刘淑湘。越方的同志只是在听取汇报与研究工作时出席一下而已。
段苏权从杨有生和刘淑湘的汇报中得知，香农村的贡滥主叫陶会。他对农民有着一整套残酷压迫和剥削手段，连村长都是租种他的地。害怕他收回土地无法生活，所以工作组在工作中碰到了未曾预料到的巨大困难。但他们同堤坎朋密切配合，走家串户，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经常帮助群众劳动，以艰苦奋斗的模范行动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赢得了群众，感动了群众。群众从躲着工作组到主动接近工作组反映情况，从害怕工作组到信任工作组，希望对陶会展开斗争，这期间老杨和老刘付出了多少心血？
段苏权只须看看这两位同志额头上新添的两道刀刻一般的深纹便一切都明白了。
然而，陶会的反抗也越来越激烈。常牵了恶狗。带着侍从，背上大砍刀在村里巡视，放风：中国人呆不长，你们要小心点！要是胡说八道，租地的要收回，欠债的要还清。中国人一走，我就要绞死你们！
斗争到了关键时刻。要想进一步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就必须有实际行动，斗争陶会，废除贡滥制度，让广大农民得到实际利益借老历年寮中央举行招待宴会之机，段苏权希望和寮中央负责同志们一道讨论香农村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状况，以便制定出土改政策。他提醒凯山：“老杨和老刘同志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看什么时候能向你们汇报一下。”
“嗯，我准备去香农村，到现场听取他们的介绍和意见。”凯山丰威汉说着，起身端杯来到杨有生和刘淑湘两位同志面前敬酒：“你们下乡工作一年多，辛苦了！我代表寮中央感谢你们！”
段苏权望着凯山丰威汉将杯中酒一饮而荆他心里明白，没有越南人参加。任何大政方针都是无法确定下来的。
整整两个月过去了。
5月16日傍晚，一辆嘎斯69型吉普车开到香农乡香农村停下来。两名巴特寮战士首先下车，警惕地环顾四周，确信没有异常情况之后，一名继续警戒四周，另一名打开了后车门。
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走下车。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刘淑湘和杨有生同志迎上几步，双手合十，热情问候。
凯山也将双手在胸前合十，说著“沙伯，沙伯！”而后与大家一一握手。
来到杨有生、刘淑湘居住的一座破高脚房里，中老越三方应参加会议的人员已经到齐。寮中央办公厅主任向凯山报告：“人已经到齐了，是不是开始？”、“噢，全到齐了？”还在同与会人员握手问候的凯山总书记回头看一眼沙立，又望望全场，说：“好吧。那就开始工作！首先，请中国同志介绍香农乡的调查情况吧。”
刘淑湘做了主要汇报发言。他重点分析了贡滥制度。
“这种制度，就其性质而言，系封建领主经济。贡滥主占有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和分配权，构成了全部生产关系的基矗”刘淑湘以调查到的大量实例及数字来论证贡滥制度的性质，并剖析了其四种剥削方式：地租、无偿劳役、苛捐杂税和对贡滥主及其官属的各种无偿接待。在分析之后，刘淑湘很沉重他说：“农村不占有土地，再加贡滥主的沉重盘剥，使大多数农民丧失生产积极性，耕作粗放，每亩单产粮食只有200厅左右，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缺粮，更不用说拿出粮食来支援前线了”3万巴特寮部队实际是靠中国援助而生存，中国方面一再劝告寮中央“要走自力更生的路。”凯山丰威汉明白这是正确的路、是好意。但老挝解放区的经济状况又确实养不了这3万兵。他也着急，不是不想找出路。
“你们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讲得很好。”凯山丰威汉深人问：“根据你们调查，应该怎样分析农民的阶级状况呢？”
科学地划分农村阶级，明确敌、我、友，明确依靠、团结、打击的对象，这是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首要问题。但是，这毕竟是在老挝，说话稍一不慎就会造成“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后果。
“从香农的经济状况看，阶级分化是明显的。怎样具体划分，我们未做最后研究。”杨有生不做正面答复，却将口气一转：“不过，香农的情况同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有些相似。而我国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云南的情况就是云南的情况，老挝的情况就是老挝的情况。”越南顾问粗声大气吼一嗓子：“香农没有什么阶级分化！”
凯山皱起眉头，一名普通越南顾问在他面前这样放肆；还是少有的。他理也不理越南顾问。坚持问下去：“云南的地主和贫雇农是以什么标准划分的？”
“是以经济标准划分的。”杨有生也避免与越南顾问争执，只望住凯山回答问题：“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参加附带劳动，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划为地主。全无土地和生产工具，或只有少量土地和生产工具，完全或主要是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划力贫雇农”凯山沉默，该问的都问明了，拿主意却不是容易的事。
他望着的是中国人，听着的却是身侧后那位越南人的喘气和咳嗽声。
“噢，11点多了！”凯山忽然看一眼腕上的表，便说：“今天的会议就结束吧。感谢中国同志在农村调查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介绍的经验。中国和老挝的何况虽不完全相同，但基本经验是可以借鉴的。老挝有无阶级分化问题，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吧！”
会议便毫无结果地结束了。这一雷待。又是整整两个月，一天下多，一天不少。7月16日，凯山再次深入香农乡香农村视察，听取杨有生和刘淑湘的意见。
“贡滥制度严重束搏生产力的发展，”杨有生恳切地对寮中央总书记进言“因此，农村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废除贡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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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顾问总团团长说：“越南有着和平土改的经验；又熟悉情况，你们反而去邀请中国？”凯山丰威汉沉吟：“一条是中国式的土政，一条是越南式的土改。我们走哪条？”
段苏权明确宣布：“我们的建议只向老挝同志谈，一个建议至多讲两次。不同越方发生争执。”
段苏权陪同凯山丰威汉，总书记晋见毛泽东主席后，回到桑怒，很快便进入了1966年。
这一年，段苏权拿出了很大精力设法废除老挝解放区的“贡滥”制度，实现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原望。
3月16日是老历年，寮中央设宴招待中国工作组的同志，段苏权早一天便派人把下乡搞农村调查的几位同志请回来。并听取了汇报。
那还是段苏权初到老挝不久。房门前被土匪埋了地雷的时候，他曾与凯山谈话：“周围农村的党组织没建立起来，政权也没来得及很好改造，战斗又哪么紧张”凯出丰威汉唉了一声，承认道：“上匪一直没停止对我们的骚扰。”
“单靠部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就那么多兵。”段苏权在谈重要问题时，并不提高声音，而是放缓说话节奏，甚至是一句一顿：“关健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这项工作搞不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是不可能的。”
“这个道理我已经明白。”凯山听得不少，也读过许多毛泽东的文章，”中国革命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首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待条件成熟后再占领城市，解放全国。
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一个伟大创举，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具体憎况，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
“对，各国有各国的具体情况。”凯山接话很快，显然早有想法：”但我国当前的情况和中国过去的情况很相似，都是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都是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闹革命，所以，农村包围城市也是我国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依据我国农村阶级状况，研究制定有关方针政策。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党建政，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段苏权没有马上回答。他心里有设想，但不能主动说，他首先要尊重老挝同志的意见，而且他相信，基于客观实际的需要，老挝同志会做出表示。
果然，凯山见段苏权不语，便试探着请求：“中国同志在创立革命根据地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能不能派出一些干部深入农村进行试点？”
“本国的革命还要靠本国人民去解决。”段苏权始终用引导的方式谈话“我们只是调查研究问题，帮助提提建议。”
“那么，能不能由双方组成联合工作组？”凯山很聪明，完全理解了段苏权的想法。
“只要老挝同志正式邀请，这件事可以协商。”段苏权说话总喜欢留有余地。有多大把握也不把话说绝。
中国驻桑怒工作组党委讨论这件事，并向中共中央请示批准的期间，凯山丰威汉如段苏权所料，也向越南顾问团做了通报或者说是请示。
越南顾问总团团长阮仲永听过凯山的通报，用左手捏住他那带梭带角的坚毅的下巴，在房间里踱了几个来回。才说：“越南有着和平土改的经验，又熟悉情况，你们反而去邀请中国”凯山注视着阮仲永，看着他踱步。看着他脸孔微微变色，看着他讲话，片刻，砸响一下嘴，用耐心解释的语气说：“越南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我们一直很重视。中国进行革命根据地建设也有很多宝贵经验，我们也可以学习。如果我们既学越南的经验，又学中国的经验。不是可以加快革命步伐，早日夺取全国的胜利吗？”
阮仲永沉吟片刻。他不是一个看下清大局的人。且不说老挝，就是越南也一天离不开中国的支援。在抗美斗争这最根本的一条上，中、越、老、柬都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老挝若是跟着中国走太远了“这样吧，”阮仲永终于拿出主意“为了加强工作组的力量，我们顾问团也派人参加联合工作组的工作！”
凯山一怔，没有马上说出什么。待阮仲永的目光和他两眼相遇时，他勉强笑道：”好，这样更好。有越南同志参加，力量就更强了，我们表示欢迎！”
回到寮中央，凯山已经想开了，认为越南加入来确实也有好处。据寮方有的同志透露，凯山曾表示；在三方之间搞点平衡，关系就更好处理了。
不过，再见到段苏权时，凯山尽管装出坦然，还是不免露出一些尴尬：“段同志，有个情况向你解释一下。这个，越南同志有个想法，他们也希望能参加这个联合工作组”“组织下乡工作组完全是老挝人民党内部的事，我们高兴的接受邀请。”段苏权早有思想准备，坦诚痛快地表示：“越南同志参加.我们没有意见。希望老、中、越三方团结起来，能够为寮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作出贡献。”
于是，三方联合工作组经老、中、越共同协商，正式组成。中方负责人是中共中央驻桑怒工作组副组长，有着几十年革命经历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梁文英同志。带队下乡做具体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杨有生和刘淑湘等同志。这两位同志分别从云南省瑞丽县和澜沧县的县委书记岗位上调来，那里的民情与老挝很接近。
联合工作组组成之后，很快进驻了香农乡香农村。但是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常驻香农试点的干部只有寮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堤坎朋和中方的杨有生、刘淑湘。越方的同志只是在听取汇报与研究工作时出席一下而已。
段苏权从杨有生和刘淑湘的汇报中得知，香农村的贡滥主叫陶会。他对农民有着一整套残酷压迫和剥削手段，连村长都是租种他的地。害怕他收回土地无法生活，所以工作组在工作中碰到了未曾预料到的巨大困难。但他们同堤坎朋密切配合，走家串户，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经常帮助群众劳动，以艰苦奋斗的模范行动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赢得了群众，感动了群众。群众从躲着工作组到主动接近工作组反映情况，从害怕工作组到信任工作组，希望对陶会展开斗争，这期间老杨和老刘付出了多少心血？
段苏权只须看看这两位同志额头上新添的两道刀刻一般的深纹便一切都明白了。
然而，陶会的反抗也越来越激烈。常牵了恶狗。带着侍从，背上大砍刀在村里巡视，放风：中国人呆不长，你们要小心点！要是胡说八道，租地的要收回，欠债的要还清。中国人一走，我就要绞死你们！
斗争到了关键时刻。要想进一步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就必须有实际行动，斗争陶会，废除贡滥制度，让广大农民得到实际利益借老历年寮中央举行招待宴会之机，段苏权希望和寮中央负责同志们一道讨论香农村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状况，以便制定出土改政策。他提醒凯山：“老杨和老刘同志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看什么时候能向你们汇报一下。”
“嗯，我准备去香农村，到现场听取他们的介绍和意见。”凯山丰威汉说着，起身端杯来到杨有生和刘淑湘两位同志面前敬酒：“你们下乡工作一年多，辛苦了！我代表寮中央感谢你们！”
段苏权望着凯山丰威汉将杯中酒一饮而荆他心里明白，没有越南人参加。任何大政方针都是无法确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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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傍晚，一辆嘎斯69型吉普车开到香农乡香农村停下来。两名巴特寮战士首先下车，警惕地环顾四周，确信没有异常情况之后，一名继续警戒四周，另一名打开了后车门。
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走下车。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刘淑湘和杨有生同志迎上几步，双手合十，热情问候。
凯山也将双手在胸前合十，说著“沙伯，沙伯！”而后与大家一一握手。
来到杨有生、刘淑湘居住的一座破高脚房里，中老越三方应参加会议的人员已经到齐。寮中央办公厅主任向凯山报告：“人已经到齐了，是不是开始？”、“噢，全到齐了？”还在同与会人员握手问候的凯山总书记回头看一眼沙立，又望望全场，说：“好吧。那就开始工作！首先，请中国同志介绍香农乡的调查情况吧。”
刘淑湘做了主要汇报发言。他重点分析了贡滥制度。
“这种制度，就其性质而言，系封建领主经济。贡滥主占有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和分配权，构成了全部生产关系的基矗”刘淑湘以调查到的大量实例及数字来论证贡滥制度的性质，并剖析了其四种剥削方式：地租、无偿劳役、苛捐杂税和对贡滥主及其官属的各种无偿接待。在分析之后，刘淑湘很沉重他说：“农村不占有土地，再加贡滥主的沉重盘剥，使大多数农民丧失生产积极性，耕作粗放，每亩单产粮食只有200厅左右，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缺粮，更不用说拿出粮食来支援前线了”3万巴特寮部队实际是靠中国援助而生存，中国方面一再劝告寮中央“要走自力更生的路。”凯山丰威汉明白这是正确的路、是好意。但老挝解放区的经济状况又确实养不了这3万兵。他也着急，不是不想找出路。
“你们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讲得很好。”凯山丰威汉深人问：“根据你们调查，应该怎样分析农民的阶级状况呢？”
科学地划分农村阶级，明确敌、我、友，明确依靠、团结、打击的对象，这是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首要问题。但是，这毕竟是在老挝，说话稍一不慎就会造成“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后果。
“从香农的经济状况看，阶级分化是明显的。怎样具体划分，我们未做最后研究。”杨有生不做正面答复，却将口气一转：“不过，香农的情况同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有些相似。而我国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云南的情况就是云南的情况，老挝的情况就是老挝的情况。”越南顾问粗声大气吼一嗓子：“香农没有什么阶级分化！”
凯山皱起眉头，一名普通越南顾问在他面前这样放肆；还是少有的。他理也不理越南顾问。坚持问下去：“云南的地主和贫雇农是以什么标准划分的？”
“是以经济标准划分的。”杨有生也避免与越南顾问争执，只望住凯山回答问题：“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参加附带劳动，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划为地主。全无土地和生产工具，或只有少量土地和生产工具，完全或主要是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划力贫雇农”凯山沉默，该问的都问明了，拿主意却不是容易的事。
他望着的是中国人，听着的却是身侧后那位越南人的喘气和咳嗽声。
“噢，11点多了！”凯山忽然看一眼腕上的表，便说：“今天的会议就结束吧。感谢中国同志在农村调查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介绍的经验。中国和老挝的何况虽不完全相同，但基本经验是可以借鉴的。老挝有无阶级分化问题，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吧！”
会议便毫无结果地结束了。这一雷待。又是整整两个月，一天下多，一天不少。7月16日，凯山再次深入香农乡香农村视察，听取杨有生和刘淑湘的意见。
“贡滥制度严重束搏生产力的发展，”杨有生恳切地对寮中央总书记进言“因此，农村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废除贡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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