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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父亲讲，父亲出生在内蒙某镇，当时我祖父在那里的温都王府当管账先生。
一九二七年农历六月初八的拂晓，我祖母梦中见一支长红冠子的白兔，跪在她面前求救，那只白兔说河北打大围（蒙古风俗法定全民狩猎日叫打大围），门外几条猎狗正在抓它。祖母被梦惊醒后即生下了我父亲。当时日出卯时，天光大亮，所以父亲的乳名叫大明，取大明大亮的含义。祖母盼父亲“一鸣惊人”用鸣叫的鸣，改为大鸣。可是父亲说他不仅到老也没惊人，而且刚出生就特别闹人，日夜哭啼。祖母请医生看不出什么毛病，就找了个算命先生，一批生辰八字，可不得了了，说父亲占了双卯，兔年生人，寅虎卯兔，又生在卯时，人占双卯，发迹最早。六月初八主大吉。女占初八守大寡，男占初八骑大马，绝非凡夫俗子。小门小户人家难以承担大富大贵人物，恐怕活不长。祖母花了十块袁大头，从先生那里求来一个长命百岁的仙方：借大人物府上一件镇宅之宝。祖母三拜九叩地去求王府夫人，夫人受到感动，又因有点偏亲（夫人的女仆是父亲外祖父的二房女人。当年我外高祖是清朝落榜秀才，在王府当先生时和夫人的女仆发生了感情。被王爷发现后，按家规应该处死。因我外高祖擅长医术，曾用中药治好过夫人的重疾，故免去罪罚，并把那女仆嫁给了他。）夫人听了我父亲的传奇般来历，特把王爷小时候睡过的悠车——二龙戏珠的全镶红木悠车借给了我祖母。
说也奇怪，自从父亲睡上王爷的悠车后，立刻就停止了哭闹，安然入睡了。其实这其中奥秘，想来也很简单。王爷的悠车特豪华，外有轻纱软罩，能防蚊虫叮咬，上带半自动的羽毛摇扇，悠起来微风送爽。车内铺着厚厚的锦缎褥垫子，六月天睡在这样舒适宜人的悠车里，想必一定很惬意。所以再娇性的孩子也不会哭闹了。只是好景不长，两个月后，王府少夫人生了孩子，派人取走了宝贝悠车，父亲便又恢复了哭闹不安的常态。
后来有一天，父亲伏在祖母腿上哭闹时，不小心被祖母失手用纳鞋底子的锥子尖儿刺伤了右眼，为了给父亲治眼睛，祖父、母耗尽了多年的积蓄，祖父也被王府解雇。一个在当时较殷实的人家渐渐衰落了。迫于生计，祖父远走他乡，当上了淘金人，祖母在家中的几亩薄地上，栉风沐雨，春种秋收，用微薄的收成，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那时的父亲是家中的独苗，被全家人视为眼珠子，命根子。既使在家道中落，衣食无着的境况下，祖母也紧衣缩食，供父亲到私塾里读书识字。父亲之所以日后能够在文学这条道路上小有建树，和他小时候读的那几年私塾是不无关系的。后来战争爆发，祖父在回乡的途中又遇上了胡子，身上带的几块金子被洗劫一空，一股急火让他死在归途的客栈里。祖母无奈之下举家从辽西草原迁居到了东北平原。由此，父亲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开始了他一生的奋斗。
一与人斗，其乐无穷
在我的感觉中，父亲是一位为人耿直，忌恶如仇，孤高自傲，甚至有些固执死板的人。他经常教导我们的一句话是：“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傲骨。”他一生清贫，但从来没有想要占别人的便宜。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很穷，母亲常年有病，我们几个孩子的身体也很羸弱，家中常年以药为伍。父亲那时在乡里做秘书，经常有老百姓找他办事，也时常有人给我们家里送些米、菜之类的东西，可父亲从来不收，也不许母亲收，即使是一碗咸菜。父亲总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可涉及到原则上的事，他是绝对不含糊的。记得我有一个姐姐，被学校里一个坏小子的一次恶作剧摔坏了脑袋，最后发展成为脑瘤。在市里的医院里由于医生的误诊动错了手术，最后不治而死。母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精神失常，拿着姐姐的相片满街找人。父亲一气之下将那位医生告上了法庭。当时那位医生是市医院的外科主任，为了自己前途的考量，托了许许多多在社会上有头脸的人到父亲那里说情，求父亲枉开一面，庭外和解。并许诺了一大堆优厚的条件。可父亲就是不肯答应，父亲说，我要的不是钱，要的是一个理。绝不能让这样的庸医继续在那里草菅人命了。直到最后将那位医生开除公职。
十年动乱的时候，父亲所在乡里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为了夺权，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在开会的头一天晚上，父亲从广播里听到了毛主席的给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和贫下中农的一封信，当时他对着广播，全文抄录了这封信，并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全文宣读了这封信，根据信里的指示精神，批驳了出于夺权私心的造反派头头，保住了当时的乡领导。可当时的社会无理可讲“造反有理”谁影响造反就有罪。后来解放军进住以后，就把那次大会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集会，父亲也因此被视为破坏文革的罪魁祸首。不仅对其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而且搜罗、编造莫须有的罪名对父亲加以迫害。一次在“三忠于”的会上，有一个叫王进才的社员，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错读成“祝林副主席永远吃糠”被打成了反革命，造反派头头认为父亲是这个社员的幕后指使人，想把父亲也打成反革命。父亲当时不畏权势，据理力争，加上广大干部群众的坚持正义，仗义执言，父亲才免去一场灭顶之灾。为了坚持真理，父亲一直与他们斗争到四人帮垮台。父亲每每当着我们提起这段历史，脸上总是流露出激动和荣耀的表情。按理说，做为一个像父亲这样的小人物，在当时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自保，完全可以选择沉默，可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为此，他一生都在为这次会上的表现付出着代价。档案被篡改，工资待遇被降低，甚至连住房问题都没有解决，直到去世时，还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但父亲并不后悔，正像他在自己的自传里写的那样：“忏悔！忏悔什么？我忽然冷笑一声，错觉的阴霾笼罩住理智的光芒，以偏盖全地瞥了自己一眼，于是乎骄傲地评估拍板报价：不错嘛，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平庸的一生虽没有辉煌的业绩，也没有恶毒的劣行；虽无丰功伟绩造福社会，也没行凶作孽于人间；没干过损人利己的坏事，也没出卖过灵魂玷污自己；既不是圣人，也不是恶人。似乎觉得，无论对阳世的法庭，抑或对阴司的地狱，根本无须交待，说明什么，更谈不上什么坦白，辩解或忏悔了！”
二、与病斗，其乐无穷
父亲说，在他九岁那年，得过一场大病。据说当时人已经不省人事，被抬到了地上，连衣服上的纽扣都给剪掉了。祖母守在父亲的身旁哭了一夜，没想到他第二天却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父亲每每在生活中遇到些大的变故时，总是对我们说：“我是一个从鬼门关里闯过来的人，死神都奈何不了我，还有什么是我扛不过去的呢？！”
可现实并不像说话那样轻松，父亲自知无力改变现实，但我能感觉得到父亲的血管里自始自终都沸腾着与现实相抗争的血液。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们家始终是在被病魔缠绕着的。我的母亲和姐姐都患有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症，而且两人的发病季节又各有不同，母亲是冬天发病，姐姐则是在夏季病情严重。这样一来，我们家不足二十平米的狭小空间里，一年四季，白天黑夜几乎都跌宕着那一阵紧似一阵的挥之不去的既揪心又恼人的喘息和咳嗽声。印象中每年的除夕之夜，当别人家都团聚在一起，欢天喜地地包饺子，放鞭炮时，我却是在领着小妹满大街为母亲寻医生看病，打针。记得有一年的除夕之夜，母亲的哮喘病又发作了，躺在炕上，脸憋得青紫，一口接一口的叨气儿。父亲当时正闹牙... -->>
据父亲讲，父亲出生在内蒙某镇，当时我祖父在那里的温都王府当管账先生。
一九二七年农历六月初八的拂晓，我祖母梦中见一支长红冠子的白兔，跪在她面前求救，那只白兔说河北打大围（蒙古风俗法定全民狩猎日叫打大围），门外几条猎狗正在抓它。祖母被梦惊醒后即生下了我父亲。当时日出卯时，天光大亮，所以父亲的乳名叫大明，取大明大亮的含义。祖母盼父亲“一鸣惊人”用鸣叫的鸣，改为大鸣。可是父亲说他不仅到老也没惊人，而且刚出生就特别闹人，日夜哭啼。祖母请医生看不出什么毛病，就找了个算命先生，一批生辰八字，可不得了了，说父亲占了双卯，兔年生人，寅虎卯兔，又生在卯时，人占双卯，发迹最早。六月初八主大吉。女占初八守大寡，男占初八骑大马，绝非凡夫俗子。小门小户人家难以承担大富大贵人物，恐怕活不长。祖母花了十块袁大头，从先生那里求来一个长命百岁的仙方：借大人物府上一件镇宅之宝。祖母三拜九叩地去求王府夫人，夫人受到感动，又因有点偏亲（夫人的女仆是父亲外祖父的二房女人。当年我外高祖是清朝落榜秀才，在王府当先生时和夫人的女仆发生了感情。被王爷发现后，按家规应该处死。因我外高祖擅长医术，曾用中药治好过夫人的重疾，故免去罪罚，并把那女仆嫁给了他。）夫人听了我父亲的传奇般来历，特把王爷小时候睡过的悠车——二龙戏珠的全镶红木悠车借给了我祖母。
说也奇怪，自从父亲睡上王爷的悠车后，立刻就停止了哭闹，安然入睡了。其实这其中奥秘，想来也很简单。王爷的悠车特豪华，外有轻纱软罩，能防蚊虫叮咬，上带半自动的羽毛摇扇，悠起来微风送爽。车内铺着厚厚的锦缎褥垫子，六月天睡在这样舒适宜人的悠车里，想必一定很惬意。所以再娇性的孩子也不会哭闹了。只是好景不长，两个月后，王府少夫人生了孩子，派人取走了宝贝悠车，父亲便又恢复了哭闹不安的常态。
后来有一天，父亲伏在祖母腿上哭闹时，不小心被祖母失手用纳鞋底子的锥子尖儿刺伤了右眼，为了给父亲治眼睛，祖父、母耗尽了多年的积蓄，祖父也被王府解雇。一个在当时较殷实的人家渐渐衰落了。迫于生计，祖父远走他乡，当上了淘金人，祖母在家中的几亩薄地上，栉风沐雨，春种秋收，用微薄的收成，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那时的父亲是家中的独苗，被全家人视为眼珠子，命根子。既使在家道中落，衣食无着的境况下，祖母也紧衣缩食，供父亲到私塾里读书识字。父亲之所以日后能够在文学这条道路上小有建树，和他小时候读的那几年私塾是不无关系的。后来战争爆发，祖父在回乡的途中又遇上了胡子，身上带的几块金子被洗劫一空，一股急火让他死在归途的客栈里。祖母无奈之下举家从辽西草原迁居到了东北平原。由此，父亲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开始了他一生的奋斗。
一与人斗，其乐无穷
在我的感觉中，父亲是一位为人耿直，忌恶如仇，孤高自傲，甚至有些固执死板的人。他经常教导我们的一句话是：“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傲骨。”他一生清贫，但从来没有想要占别人的便宜。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很穷，母亲常年有病，我们几个孩子的身体也很羸弱，家中常年以药为伍。父亲那时在乡里做秘书，经常有老百姓找他办事，也时常有人给我们家里送些米、菜之类的东西，可父亲从来不收，也不许母亲收，即使是一碗咸菜。父亲总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可涉及到原则上的事，他是绝对不含糊的。记得我有一个姐姐，被学校里一个坏小子的一次恶作剧摔坏了脑袋，最后发展成为脑瘤。在市里的医院里由于医生的误诊动错了手术，最后不治而死。母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精神失常，拿着姐姐的相片满街找人。父亲一气之下将那位医生告上了法庭。当时那位医生是市医院的外科主任，为了自己前途的考量，托了许许多多在社会上有头脸的人到父亲那里说情，求父亲枉开一面，庭外和解。并许诺了一大堆优厚的条件。可父亲就是不肯答应，父亲说，我要的不是钱，要的是一个理。绝不能让这样的庸医继续在那里草菅人命了。直到最后将那位医生开除公职。
十年动乱的时候，父亲所在乡里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为了夺权，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在开会的头一天晚上，父亲从广播里听到了毛主席的给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和贫下中农的一封信，当时他对着广播，全文抄录了这封信，并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全文宣读了这封信，根据信里的指示精神，批驳了出于夺权私心的造反派头头，保住了当时的乡领导。可当时的社会无理可讲“造反有理”谁影响造反就有罪。后来解放军进住以后，就把那次大会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集会，父亲也因此被视为破坏文革的罪魁祸首。不仅对其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而且搜罗、编造莫须有的罪名对父亲加以迫害。一次在“三忠于”的会上，有一个叫王进才的社员，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错读成“祝林副主席永远吃糠”被打成了反革命，造反派头头认为父亲是这个社员的幕后指使人，想把父亲也打成反革命。父亲当时不畏权势，据理力争，加上广大干部群众的坚持正义，仗义执言，父亲才免去一场灭顶之灾。为了坚持真理，父亲一直与他们斗争到四人帮垮台。父亲每每当着我们提起这段历史，脸上总是流露出激动和荣耀的表情。按理说，做为一个像父亲这样的小人物，在当时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自保，完全可以选择沉默，可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为此，他一生都在为这次会上的表现付出着代价。档案被篡改，工资待遇被降低，甚至连住房问题都没有解决，直到去世时，还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但父亲并不后悔，正像他在自己的自传里写的那样：“忏悔！忏悔什么？我忽然冷笑一声，错觉的阴霾笼罩住理智的光芒，以偏盖全地瞥了自己一眼，于是乎骄傲地评估拍板报价：不错嘛，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平庸的一生虽没有辉煌的业绩，也没有恶毒的劣行；虽无丰功伟绩造福社会，也没行凶作孽于人间；没干过损人利己的坏事，也没出卖过灵魂玷污自己；既不是圣人，也不是恶人。似乎觉得，无论对阳世的法庭，抑或对阴司的地狱，根本无须交待，说明什么，更谈不上什么坦白，辩解或忏悔了！”
二、与病斗，其乐无穷
父亲说，在他九岁那年，得过一场大病。据说当时人已经不省人事，被抬到了地上，连衣服上的纽扣都给剪掉了。祖母守在父亲的身旁哭了一夜，没想到他第二天却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父亲每每在生活中遇到些大的变故时，总是对我们说：“我是一个从鬼门关里闯过来的人，死神都奈何不了我，还有什么是我扛不过去的呢？！”
可现实并不像说话那样轻松，父亲自知无力改变现实，但我能感觉得到父亲的血管里自始自终都沸腾着与现实相抗争的血液。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们家始终是在被病魔缠绕着的。我的母亲和姐姐都患有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症，而且两人的发病季节又各有不同，母亲是冬天发病，姐姐则是在夏季病情严重。这样一来，我们家不足二十平米的狭小空间里，一年四季，白天黑夜几乎都跌宕着那一阵紧似一阵的挥之不去的既揪心又恼人的喘息和咳嗽声。印象中每年的除夕之夜，当别人家都团聚在一起，欢天喜地地包饺子，放鞭炮时，我却是在领着小妹满大街为母亲寻医生看病，打针。记得有一年的除夕之夜，母亲的哮喘病又发作了，躺在炕上，脸憋得青紫，一口接一口的叨气儿。父亲当时正闹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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