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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年1月1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当日，军委主席团将西安事变详情电告全军。
西安事变，对国民党停止内战，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对西路军的影响却是相当致命的。
1月中旬，陈云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抵达霍尔果斯，住在一位苏军军官家中。西安事变爆发后，苏共中央认为西安事变有日本方面的背景，故改变原来的允诺，要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电示陈云等停在边境，等候指示。
1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中国事变》的社论，称“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消息报》也发表社论，认为西安事变“破坏中国反日力量之团结”，“假借反日名义，适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
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都认为西安事变“对日本最有利”。
季米特洛夫在1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
深夜0：00，斯大林来电话：
“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不是，这事会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
“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
（我不知道有这种事！）
1月15日下午点半，季米特洛夫到斯大林办公室参加“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
16日，季米特洛夫在克里姆林宫参加以斯大林为首的“五人小组”的会议，研究西安事变。经磋商后复电中共中央：“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既然认为西安事变对日本最有利，中共支持西安事变，暂停中共的武器援助也在常理之中
大约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陈云一行才奉共产国际命令去新疆。
在这段时间，中央考虑到西路军面临的困难，曾求助于学忠部，希望于学忠能协调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或出兵西进协助西路军战胜二马，但未能如愿。周恩来、博古在1月15日发给中央的电报可证实这一点。
“洛、毛、朱、张：
一、于学忠与回民关系比我方更坏，对二马不能派人疏通。
二、因于军与二马部队之间隔着补充旅，于军以一部西进，不起威胁作用。
三、目前时局于军须集力守兰州，不便分兵西顾。
四、对西路军物资的帮助，当与杨、于设法处理。”
对西路军的任务，军委主席团于1月15日电示：“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
18日，军委主席团又电示：“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1月夺取甘、肃二州。”“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
1月15日，马步芳、马步青连电讨伐张、扬，表明拥蒋立场，并责令马元海攻下永昌城。
15日，敌军向红九军十里铺阵地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用迫击炮向围寨轰击，继以步骑冲锋。红军数次突出围寨与敌短兵相接搏斗。下午，红三十军一部从永昌县城赶来支援，将敌击退。
17日，马元海督令部队继续向十里铺红军阵地进攻，并攻陷七八处堡外院落。红九军出奇兵偷袭，将这些院落夺回。
18日，敌马步銮骑兵团和刘呈德步兵团再次进攻十里铺，结果被红军围困在两个庄堡里。马元海派出援兵，才将其救出。
红九军在永昌东十里铺至二十里铺一线村庄与敌浴血奋战0余日，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余趾林、敌工部长姜焕绚及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运、第八十一团团长肖永继及以下500余人壮烈牺牲。红九军继古浪战斗受重大损失后，又一次遭受损失……
敌军在永昌县城东西两翼重创红军后，开始集中兵力围攻县城。
1月5日，敌刘呈德步兵团向据守北海子及东侧校场山一带的红军阵地发起进攻。坚守阵地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指战员与敌激战一天，将敌击退。次日，敌军又集中兵力向校场山、东水泉高地发动连续进攻。二六三团因弹药缺乏，部队伤亡大，无力继续坚守，遂撤出阵地。
敌军占领校场山高地后，在山上设置炮兵阵地，轰击永昌县城。西路军总部所在地天主堂及县政府等处，多次受到炮火和敌机轰炸。
1月7日，敌马元海派马步銮骑兵团猛攻永昌县城东门外的邬家油坊及财神楼两处据点，红军被迫放弃，撤入城内。
至15日，永昌城外的红军据点除西门外，均被敌军占领。
红三十军主力撤入城内后，马元海要求严密封锁城外交通，切断红军的粮食供应。
1月19日拂晓，敌人五个旅、三个团、五个民团共一万余人，抬40余架云梯，在飞机、大炮配合下猛攻永昌县城。红军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石块齐下，将敌人一排排一批批打倒在城墙下。敌死伤600多人，永昌城牢牢地在红军手中。
0日，敌军攻占永昌城郊磨坊，将磨坊内的粮食抢走，10多盘磨、水磨全被敌拆卸。城内红军吃粮出现困难，只能煮食麦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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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年1月1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当日，军委主席团将西安事变详情电告全军。
西安事变，对国民党停止内战，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对西路军的影响却是相当致命的。
1月中旬，陈云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抵达霍尔果斯，住在一位苏军军官家中。西安事变爆发后，苏共中央认为西安事变有日本方面的背景，故改变原来的允诺，要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电示陈云等停在边境，等候指示。
1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中国事变》的社论，称“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消息报》也发表社论，认为西安事变“破坏中国反日力量之团结”，“假借反日名义，适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
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都认为西安事变“对日本最有利”。
季米特洛夫在1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
深夜0：00，斯大林来电话：
“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不是，这事会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
“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
（我不知道有这种事！）
1月15日下午点半，季米特洛夫到斯大林办公室参加“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
16日，季米特洛夫在克里姆林宫参加以斯大林为首的“五人小组”的会议，研究西安事变。经磋商后复电中共中央：“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既然认为西安事变对日本最有利，中共支持西安事变，暂停中共的武器援助也在常理之中
大约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陈云一行才奉共产国际命令去新疆。
在这段时间，中央考虑到西路军面临的困难，曾求助于学忠部，希望于学忠能协调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或出兵西进协助西路军战胜二马，但未能如愿。周恩来、博古在1月15日发给中央的电报可证实这一点。
“洛、毛、朱、张：
一、于学忠与回民关系比我方更坏，对二马不能派人疏通。
二、因于军与二马部队之间隔着补充旅，于军以一部西进，不起威胁作用。
三、目前时局于军须集力守兰州，不便分兵西顾。
四、对西路军物资的帮助，当与杨、于设法处理。”
对西路军的任务，军委主席团于1月15日电示：“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
18日，军委主席团又电示：“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1月夺取甘、肃二州。”“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
1月15日，马步芳、马步青连电讨伐张、扬，表明拥蒋立场，并责令马元海攻下永昌城。
15日，敌军向红九军十里铺阵地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用迫击炮向围寨轰击，继以步骑冲锋。红军数次突出围寨与敌短兵相接搏斗。下午，红三十军一部从永昌县城赶来支援，将敌击退。
17日，马元海督令部队继续向十里铺红军阵地进攻，并攻陷七八处堡外院落。红九军出奇兵偷袭，将这些院落夺回。
18日，敌马步銮骑兵团和刘呈德步兵团再次进攻十里铺，结果被红军围困在两个庄堡里。马元海派出援兵，才将其救出。
红九军在永昌东十里铺至二十里铺一线村庄与敌浴血奋战0余日，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余趾林、敌工部长姜焕绚及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运、第八十一团团长肖永继及以下500余人壮烈牺牲。红九军继古浪战斗受重大损失后，又一次遭受损失……
敌军在永昌县城东西两翼重创红军后，开始集中兵力围攻县城。
1月5日，敌刘呈德步兵团向据守北海子及东侧校场山一带的红军阵地发起进攻。坚守阵地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指战员与敌激战一天，将敌击退。次日，敌军又集中兵力向校场山、东水泉高地发动连续进攻。二六三团因弹药缺乏，部队伤亡大，无力继续坚守，遂撤出阵地。
敌军占领校场山高地后，在山上设置炮兵阵地，轰击永昌县城。西路军总部所在地天主堂及县政府等处，多次受到炮火和敌机轰炸。
1月7日，敌马元海派马步銮骑兵团猛攻永昌县城东门外的邬家油坊及财神楼两处据点，红军被迫放弃，撤入城内。
至15日，永昌城外的红军据点除西门外，均被敌军占领。
红三十军主力撤入城内后，马元海要求严密封锁城外交通，切断红军的粮食供应。
1月19日拂晓，敌人五个旅、三个团、五个民团共一万余人，抬40余架云梯，在飞机、大炮配合下猛攻永昌县城。红军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石块齐下，将敌人一排排一批批打倒在城墙下。敌死伤600多人，永昌城牢牢地在红军手中。
0日，敌军攻占永昌城郊磨坊，将磨坊内的粮食抢走，10多盘磨、水磨全被敌拆卸。城内红军吃粮出现困难，只能煮食麦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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