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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末，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冲击着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祖国改写了当时城里正值年轻人的命运，他们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那股大潮，用自己滚烫的青春去追寻着那时的信仰，甚至现在都还坚信着。不管是心血来潮，还是无奈，给了他们终生都难以磨灭的回忆。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来说，却是一件幸事。如今我们仍然能感受到那个年代对城里人的陌生，让我们感到那个年代的质朴与纯粹。此时，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在我眼前显现出来。让我觉得他们是如此的亲切而从内心发出崇敬来。值得我去细细品味他们生活里的乐趣、欢快以及忧苦；给予过我们的向往和追寻。
70年代初，我们刚刚启蒙上学了。
我的启蒙老师是一对武汉下乡知青夫妇。那时候有27、28岁，有个五岁的女儿。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的女儿，也没有看见他们笑过。放学后，望着他们向后山走去，我时时想去看看他们住居的一小队，这个愿望至今都没有实现。只知道那个村子是我们大队中最贫穷的。
男的，长得白净帅气，书生模样，姓潘，教我们的数学；女的，白胖的大圆脸，高高的个子，姓汪，教我们的语文。
一到冬天，我们都坐在教室外，一边晒太阳，一边跟随汪老师朗读毛泽东选集中的为人民服务。她只负责我们读书的声音大不大，却从来不解释词语。所以有次读：“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以我当时拥有的知识，怎么也不知道“泰山”是什么样的“山”；“鸿毛”是什么“毛”我以为“泰山”就是“山”的总称；“鸿毛”也许就是“毛”的总称。
有一次读到“化悲痛为力量”时，结果全班女同学都不读，只有几个调皮的男同学故意高声大叫：“化悲（bi）痛为力量”！因为她的普通话及其不标准，以她的武汉腔调念出来就是骂人的了。
潘老师上课，一走进教室，取下挂在墙上的三角尺或者丁字尺。在黑板上画出一棵大树，树上结着苹果或者梨子。他画的很快，我们总是安静地望着黑板，看他宽硕的背，时常觉得他是个画家，手里能生出各种各样的水果来。
有天，他兴奋地画了满黑板的棉花，那朵朵棉花铺放在黑板上，让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开满了渴望！
我们起先跟着他念数：“1、2、3、4、520、21、22”我念到三十以上就接不上去，只听得比我大几岁的男同学，一直顺利地数着：“30、31、32”心里着急起来，害怕他会点到我来念。同学们那天不知道怎么那样亢奋，那样认真地睁着眼睛齐刷刷地看着老师，看着黑板，一齐读到了100。这个情景一直让我没能忘怀。
放学后，临到我们打扫卫生。大胆的同学照着他画的棉花临摹起来，舍不得擦掉。
我们是从潘老师的身上知道：粉笔不仅仅可以写字，还可以画出很多好看的图画来。
只有一次，我看见他戴着草帽，担着箩筐，荚米回来，路过教室外，沿着窄狭的小路向后山走去。我注视着他的背影，内心有一丝同情。想着：他毕竟不是农民，模样和行动比农民要差很远。他是不是一直就住在那个村子里呢？
这些记忆很真切。
我们读到三年级，就读的学校全部拆掉，搬到了新学校，潘老师在那一年回城了，留下他的妻子
汪老师不久搬到我们小队来了，住在湾头一位孤寡老婆婆家。会织布的老婆婆家只有比我年长五岁的外甥女和她同住。我们时常放学后，路过她的家门前，听见内面传来“咣当”“咣当”的织布声就马上跑去看。望着梭子灵活地来回，吃惊速度的快捷！也不知道梭子是如何飞快地在棉纱网下穿行的。但汪老师对这一切并不惊奇，似乎她已经熟悉了这位老婆婆的举动。
有个星期天，我和伙伴又去看老婆婆织布，站立在旁边。正看得来劲。突然汪老师走过来牵扯了我一下，说：“你来！”我跟随她进到她的房间。门边靠墙有一张不太宽的床；有一口木箱、柜子和洗脸架；一张桌子靠在窗前，上面有和妈妈一样的女人的梳妆匣。她却把镜子挂在墙上。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有人没有把镜子放在桌子上。
她关上房门，在我面前脱下外衣。房子中央放着脚盆，她肯定是要洗澡了。她把开水瓶里的水倒进脚盆里，接着脱掉内衣，露出她白皙的背颈，我没有看见她的正面，她只把背对着我，坐进脚盆里，对我说：“搓背，搓背。”她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我一时听不清。当我反应过来，拿起脚盆里的毛巾，很拘谨地从她白胖的颈部开始向下抹去。她似乎嫌我擦得不到位，就说：“你出去吧。”
我乖乖地打开房门闩，关上门，走出去。我只觉得她怎么不怕丑，怎么随便叫我抹她的背呢？
有时候，在家吃饭时，爸爸会聊起汪老师。说她，每次回武汉就不愿意再来；每次都要躲在蚊帐里哭红了双眼，她的爸爸妈妈跟着她一齐很难过。其实，她在家很娇气，她爸爸十分疼爱她。
最后一次看见汪老师是她的爸爸来到我们大队。她爸爸应该接近60岁了，穿着很讲究，干部模样。过了几天，汪老师就不见了。那时我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
进入高中，知青几乎都离开了农村，返城了。对于他们的一切就落入了我的记忆深处。
60年代末，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冲击着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祖国改写了当时城里正值年轻人的命运，他们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那股大潮，用自己滚烫的青春去追寻着那时的信仰，甚至现在都还坚信着。不管是心血来潮，还是无奈，给了他们终生都难以磨灭的回忆。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来说，却是一件幸事。如今我们仍然能感受到那个年代对城里人的陌生，让我们感到那个年代的质朴与纯粹。此时，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在我眼前显现出来。让我觉得他们是如此的亲切而从内心发出崇敬来。值得我去细细品味他们生活里的乐趣、欢快以及忧苦；给予过我们的向往和追寻。
70年代初，我们刚刚启蒙上学了。
我的启蒙老师是一对武汉下乡知青夫妇。那时候有27、28岁，有个五岁的女儿。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的女儿，也没有看见他们笑过。放学后，望着他们向后山走去，我时时想去看看他们住居的一小队，这个愿望至今都没有实现。只知道那个村子是我们大队中最贫穷的。
男的，长得白净帅气，书生模样，姓潘，教我们的数学；女的，白胖的大圆脸，高高的个子，姓汪，教我们的语文。
一到冬天，我们都坐在教室外，一边晒太阳，一边跟随汪老师朗读毛泽东选集中的为人民服务。她只负责我们读书的声音大不大，却从来不解释词语。所以有次读：“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以我当时拥有的知识，怎么也不知道“泰山”是什么样的“山”；“鸿毛”是什么“毛”我以为“泰山”就是“山”的总称；“鸿毛”也许就是“毛”的总称。
有一次读到“化悲痛为力量”时，结果全班女同学都不读，只有几个调皮的男同学故意高声大叫：“化悲（bi）痛为力量”！因为她的普通话及其不标准，以她的武汉腔调念出来就是骂人的了。
潘老师上课，一走进教室，取下挂在墙上的三角尺或者丁字尺。在黑板上画出一棵大树，树上结着苹果或者梨子。他画的很快，我们总是安静地望着黑板，看他宽硕的背，时常觉得他是个画家，手里能生出各种各样的水果来。
有天，他兴奋地画了满黑板的棉花，那朵朵棉花铺放在黑板上，让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开满了渴望！
我们起先跟着他念数：“1、2、3、4、520、21、22”我念到三十以上就接不上去，只听得比我大几岁的男同学，一直顺利地数着：“30、31、32”心里着急起来，害怕他会点到我来念。同学们那天不知道怎么那样亢奋，那样认真地睁着眼睛齐刷刷地看着老师，看着黑板，一齐读到了100。这个情景一直让我没能忘怀。
放学后，临到我们打扫卫生。大胆的同学照着他画的棉花临摹起来，舍不得擦掉。
我们是从潘老师的身上知道：粉笔不仅仅可以写字，还可以画出很多好看的图画来。
只有一次，我看见他戴着草帽，担着箩筐，荚米回来，路过教室外，沿着窄狭的小路向后山走去。我注视着他的背影，内心有一丝同情。想着：他毕竟不是农民，模样和行动比农民要差很远。他是不是一直就住在那个村子里呢？
这些记忆很真切。
我们读到三年级，就读的学校全部拆掉，搬到了新学校，潘老师在那一年回城了，留下他的妻子
汪老师不久搬到我们小队来了，住在湾头一位孤寡老婆婆家。会织布的老婆婆家只有比我年长五岁的外甥女和她同住。我们时常放学后，路过她的家门前，听见内面传来“咣当”“咣当”的织布声就马上跑去看。望着梭子灵活地来回，吃惊速度的快捷！也不知道梭子是如何飞快地在棉纱网下穿行的。但汪老师对这一切并不惊奇，似乎她已经熟悉了这位老婆婆的举动。
有个星期天，我和伙伴又去看老婆婆织布，站立在旁边。正看得来劲。突然汪老师走过来牵扯了我一下，说：“你来！”我跟随她进到她的房间。门边靠墙有一张不太宽的床；有一口木箱、柜子和洗脸架；一张桌子靠在窗前，上面有和妈妈一样的女人的梳妆匣。她却把镜子挂在墙上。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有人没有把镜子放在桌子上。
她关上房门，在我面前脱下外衣。房子中央放着脚盆，她肯定是要洗澡了。她把开水瓶里的水倒进脚盆里，接着脱掉内衣，露出她白皙的背颈，我没有看见她的正面，她只把背对着我，坐进脚盆里，对我说：“搓背，搓背。”她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我一时听不清。当我反应过来，拿起脚盆里的毛巾，很拘谨地从她白胖的颈部开始向下抹去。她似乎嫌我擦得不到位，就说：“你出去吧。”
我乖乖地打开房门闩，关上门，走出去。我只觉得她怎么不怕丑，怎么随便叫我抹她的背呢？
有时候，在家吃饭时，爸爸会聊起汪老师。说她，每次回武汉就不愿意再来；每次都要躲在蚊帐里哭红了双眼，她的爸爸妈妈跟着她一齐很难过。其实，她在家很娇气，她爸爸十分疼爱她。
最后一次看见汪老师是她的爸爸来到我们大队。她爸爸应该接近60岁了，穿着很讲究，干部模样。过了几天，汪老师就不见了。那时我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
进入高中，知青几乎都离开了农村，返城了。对于他们的一切就落入了我的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