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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自从韩灿宇回到镇上当副镇长，他差不多每天都下到生产队去，了解生产队的生产和群众的生活情况。当他听说有些农民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心里特别难受。
这天，韩灿宇把“下队”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地跟马文学汇报，马文学说：“这样不行，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何况一天只吃一顿稀粥，咱们得想办法，不能让群众饿着肚子革命吧。”
马文学刚刚从朝鲜战场上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血气方刚，说干就干。他号召农民生产自救，想尽一切办法把肚子填饱；鼓励生产队树立信心，鼓起勇气，克服眼前的困难。
在全镇干部大会上，他说：“我们要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相信党和政府，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的精神不倒，心中的信念不倒，就没有任何困难能够把我们吓倒。”
说着，马文学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往前走了几步，继续说：“眼前的困难算不了什么，老天不下雨，我们可以打井，我们有的是人。人是活的，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了吗？还有什么比美国佬的飞机大炮吓人的吗？我们连美国的飞机大炮都不怕，还怕眼前这点困难吗----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红军长征的时候，不比现在困难吗，红军战士吃草根、吃树皮，爬雪山、过草地，不是一样抗过来了吗？”
他停了一下，回到椅子上坐下来，喝了一口水，又接着说：“困难是有的，有困难我们就不革命了吗？困难是死的，人是活的，我可以这么跟你们说，谁吃饱、谁英雄；谁挨饿、谁狗熊！”
晚上，韩灿宇回到家里，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到：
1961年11月22日星期三今日小雪晴
今天是小雪节气，但是并没有下雪，天气非常晴朗。
上午召开了全镇干部大会。马镇长的讲话，很激动人心，我听着总觉得似曾相识，好像跟叶伯伯的话如出一辙，让人振奋。在这段特殊的时期，我们确实应该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给群众吃定心丸，让群众心里踏实，把这段困难时期度过去。与革命战争时期相比，眼前的确不是至暗时刻，我也相信，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困难，迎来美好的明天。
韩灿宇下派到镇里一晃已经一年多了，他把身子沉到了基层，沉到了农民中间，激发出了创作灵感。这段时间，他又写了一部小说叫做《鸭绿江畔》，发表之后，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一时间好评如潮。
尹金平老师看了之后，专门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报纸上。她还写信告诉灿宇，让他借下派的机会，好好体验生活，进一步写出更好作品。
这天，他骑上镇里的自行车刚要下生产队，刘学明的妹妹刘淑梅急忙跑过来，见到韩灿宇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灿宇哥，我妈快不行了，你快去看看吧！”
刘淑梅是刘学明的大妹妹，当年“公私合营”的时候，刘学明把去县供销社工作的名额让给了她，他自己到部队当兵去了。
刘学明虽然中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但是他一直跟韩灿宇学习高中的课程，1956年参军到了部队以后，凭借扎实的数学功底和入伍以后学习、训练的优异表现，第二年考入了军校，今年毕业分配留在了长沙。
韩灿宇一听刘淑梅说她妈妈快不行了，立即回屋去跟马文学请了个假，然后跑出来，骑上自行车，让刘树梅坐在后座上，飞快地朝刘学明家奔去。
到了刘学明家，韩灿宇见张金凤也在，就说：“赶快找车，把大婶送到医院！”
张金凤摇了摇头，说：“不用了，已经不行了，别折腾老人家了，让她安静地从自己家走吧。”
韩灿宇问：“给刘学明打电话了吗？”
张金凤点了点头，说：“他回不来！”
韩灿宇没吱声，他知道刘学明远在湖南，现在又是特殊时期，他又是军人，不能说回来就回来。
韩灿宇问刘树梅：“老人去世都有什么讲究，找村里的‘明白人’了吗？”
刘树梅说：“找了，他们都在准备呢。”
这时，刘树梅哭了，说：“我哥没在家，连‘打幡’和‘摔盆’的人都没有。他们说闺女不能干这些。”
张金凤也哭了，说：“别听他们的，你也是你妈的孩子，儿子没在家，闺女就当儿子用呗，不一样吗？”
韩灿宇想了想，问：“我可以替你哥吗？”
刘树梅和张金凤同时摇着头，都说：“不行、不行！”
韩灿宇问：“为什么？”
张金凤说：“这些活别人怎么能做呢，这都是孝子做的。”
韩灿宇说：“把我当成老人家的儿子，不就一样了吗？”
刘树梅眼里流露着感激，但她还是不同意，说：“灿宇哥，这样做，会影响你的运气。”
韩灿宇笑了，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共产党员，我不信那些说法。”
张金凤说：“你还真别不信，老话总是有它的道理的。”
韩灿宇摆了一下手，说：“不用说了，就算是有，我也不怕----不怕行了吧？”
说完，韩灿宇走进刘学明母亲的房间，他一进屋就“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对刘学明的母亲叫了一声“妈”，说：“妈，我是灿宇，您老人家能听见吗？学明他军务在身，不能回来给您尽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您不用等他回来了，您就把我当成是您的儿子，我来给您送行，行吗，妈妈？”
刘学明的母亲已经深度昏迷，没有任何反应，但是韩灿宇相信，她一定能够听到他说的话，能够理解和原谅刘学明，也能够接受他这个“儿子”。
刘学明母亲去世以后，韩灿宇按照村里“明白人”的安排，“披麻戴孝”、“哭灵”、“摔盆”、“打幡”……凡是应该刘学明做的事情，韩灿宇一样没落地替刘学明做了。
过了几天，韩灿宇收到了刘学明从长沙寄来的信。刘学明的这封信只有短短的几行字：
灿宇：
得知我母后事皆由你替我按礼数办毕，我很欣慰。大恩不敢言谢，来日方长，待聚首之日再叙。
此致：
革命的军礼！
挚友：刘学明
1962年3月6日
韩灿宇正看着刘学明的信，这时有人进来，猛的在他背后拍了他一下，说：“喂，大作家，看谁的情书呢，这么认真？”
韩灿宇闻声抬起了头，笑着说：“怎么是你？”
nbsp; 自从韩灿宇回到镇上当副镇长，他差不多每天都下到生产队去，了解生产队的生产和群众的生活情况。当他听说有些农民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心里特别难受。
这天，韩灿宇把“下队”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地跟马文学汇报，马文学说：“这样不行，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何况一天只吃一顿稀粥，咱们得想办法，不能让群众饿着肚子革命吧。”
马文学刚刚从朝鲜战场上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血气方刚，说干就干。他号召农民生产自救，想尽一切办法把肚子填饱；鼓励生产队树立信心，鼓起勇气，克服眼前的困难。
在全镇干部大会上，他说：“我们要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相信党和政府，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的精神不倒，心中的信念不倒，就没有任何困难能够把我们吓倒。”
说着，马文学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往前走了几步，继续说：“眼前的困难算不了什么，老天不下雨，我们可以打井，我们有的是人。人是活的，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了吗？还有什么比美国佬的飞机大炮吓人的吗？我们连美国的飞机大炮都不怕，还怕眼前这点困难吗----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红军长征的时候，不比现在困难吗，红军战士吃草根、吃树皮，爬雪山、过草地，不是一样抗过来了吗？”
他停了一下，回到椅子上坐下来，喝了一口水，又接着说：“困难是有的，有困难我们就不革命了吗？困难是死的，人是活的，我可以这么跟你们说，谁吃饱、谁英雄；谁挨饿、谁狗熊！”
晚上，韩灿宇回到家里，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到：
1961年11月22日星期三今日小雪晴
今天是小雪节气，但是并没有下雪，天气非常晴朗。
上午召开了全镇干部大会。马镇长的讲话，很激动人心，我听着总觉得似曾相识，好像跟叶伯伯的话如出一辙，让人振奋。在这段特殊的时期，我们确实应该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给群众吃定心丸，让群众心里踏实，把这段困难时期度过去。与革命战争时期相比，眼前的确不是至暗时刻，我也相信，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困难，迎来美好的明天。
韩灿宇下派到镇里一晃已经一年多了，他把身子沉到了基层，沉到了农民中间，激发出了创作灵感。这段时间，他又写了一部小说叫做《鸭绿江畔》，发表之后，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一时间好评如潮。
尹金平老师看了之后，专门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报纸上。她还写信告诉灿宇，让他借下派的机会，好好体验生活，进一步写出更好作品。
这天，他骑上镇里的自行车刚要下生产队，刘学明的妹妹刘淑梅急忙跑过来，见到韩灿宇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灿宇哥，我妈快不行了，你快去看看吧！”
刘淑梅是刘学明的大妹妹，当年“公私合营”的时候，刘学明把去县供销社工作的名额让给了她，他自己到部队当兵去了。
刘学明虽然中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但是他一直跟韩灿宇学习高中的课程，1956年参军到了部队以后，凭借扎实的数学功底和入伍以后学习、训练的优异表现，第二年考入了军校，今年毕业分配留在了长沙。
韩灿宇一听刘淑梅说她妈妈快不行了，立即回屋去跟马文学请了个假，然后跑出来，骑上自行车，让刘树梅坐在后座上，飞快地朝刘学明家奔去。
到了刘学明家，韩灿宇见张金凤也在，就说：“赶快找车，把大婶送到医院！”
张金凤摇了摇头，说：“不用了，已经不行了，别折腾老人家了，让她安静地从自己家走吧。”
韩灿宇问：“给刘学明打电话了吗？”
张金凤点了点头，说：“他回不来！”
韩灿宇没吱声，他知道刘学明远在湖南，现在又是特殊时期，他又是军人，不能说回来就回来。
韩灿宇问刘树梅：“老人去世都有什么讲究，找村里的‘明白人’了吗？”
刘树梅说：“找了，他们都在准备呢。”
这时，刘树梅哭了，说：“我哥没在家，连‘打幡’和‘摔盆’的人都没有。他们说闺女不能干这些。”
张金凤也哭了，说：“别听他们的，你也是你妈的孩子，儿子没在家，闺女就当儿子用呗，不一样吗？”
韩灿宇想了想，问：“我可以替你哥吗？”
刘树梅和张金凤同时摇着头，都说：“不行、不行！”
韩灿宇问：“为什么？”
张金凤说：“这些活别人怎么能做呢，这都是孝子做的。”
韩灿宇说：“把我当成老人家的儿子，不就一样了吗？”
刘树梅眼里流露着感激，但她还是不同意，说：“灿宇哥，这样做，会影响你的运气。”
韩灿宇笑了，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共产党员，我不信那些说法。”
张金凤说：“你还真别不信，老话总是有它的道理的。”
韩灿宇摆了一下手，说：“不用说了，就算是有，我也不怕----不怕行了吧？”
说完，韩灿宇走进刘学明母亲的房间，他一进屋就“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对刘学明的母亲叫了一声“妈”，说：“妈，我是灿宇，您老人家能听见吗？学明他军务在身，不能回来给您尽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您不用等他回来了，您就把我当成是您的儿子，我来给您送行，行吗，妈妈？”
刘学明的母亲已经深度昏迷，没有任何反应，但是韩灿宇相信，她一定能够听到他说的话，能够理解和原谅刘学明，也能够接受他这个“儿子”。
刘学明母亲去世以后，韩灿宇按照村里“明白人”的安排，“披麻戴孝”、“哭灵”、“摔盆”、“打幡”……凡是应该刘学明做的事情，韩灿宇一样没落地替刘学明做了。
过了几天，韩灿宇收到了刘学明从长沙寄来的信。刘学明的这封信只有短短的几行字：
灿宇：
得知我母后事皆由你替我按礼数办毕，我很欣慰。大恩不敢言谢，来日方长，待聚首之日再叙。
此致：
革命的军礼！
挚友：刘学明
1962年3月6日
韩灿宇正看着刘学明的信，这时有人进来，猛的在他背后拍了他一下，说：“喂，大作家，看谁的情书呢，这么认真？”
韩灿宇闻声抬起了头，笑着说：“怎么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