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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之间,受同学之约,聚于小城德惠之松柏路一酒店,曰:“生产队伙食点”
酒店装潢别致,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鼓动你产生联翩的遐想。店外,泥抹的粮囤子让你想望那丰收的五谷,门前的犁杖勾出你对劳作的回眸,贴面用的树皮散发出郁郁松香,引逗出你对桑菊南山式园田生活的奢求。店内,镰刀、斧头、簸箕、筛子让你找回童年的梦,泥壶、水瓢让你想起多年离散的朋友,土坯大炕叫你不能不思念还在乡间生活的爹娘,各种农作物的果实,使你不能不眷恋那生你养你的山沟沟。这里,对于我们这些从土拉卡里滚出来的人,有回归的享受。
酒店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我们刚落座,就有几拨客人纷至沓来,不一会,座无虚席。
酒店的菜肴也很有特点,清一色的农家炖菜和各式各样的干菜、山菜。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江鱼炖土豆,鲫鱼荷包蛋这饭店的主菜。豆角干、黄瓜干、土豆干和甜菜英子、萝卜英子,粼粼种种,丰丰盛盛。更有那难得一见的诸样山菜,什么山辣椒、山芹菜、山蕨菜、刺老芽,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甜甜美美。
可是让我不解的,是什么人非要将这“伙食点”和“生产队”挂起钩来?叫我心中平添几分不舒服。
生产队,它是我的过去,是我童年和青年时的梦。她让我感到亲切,源于她曾是我起早贪黑劳作的家。我有数年的汗水挥洒在它的怀抱里。那熟悉的队部、大炕、仓库、马棚,更有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父辈们,是我永远的爱。想起生产队便想起我的童年,想起我参加农业生产的岁岁月月。
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产物。那时实行三级所有队基础,它是农村中最基层的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于一九五八年伴随着“人民公社”的锣鼓而生,一九八三年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而消亡。在中国大地上,历经二十五个春秋。在农村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上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伙食点,让我感到憎恶。它象夏日里的蝇蛆,着实令人作呕。伙食点在农村曾经是挥霍农人们血汗,割裂党与农人们亲情的地方。它是包干到户之后,农村孳生的畸形怪物。官方反对,百姓厌恶,可它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苟延残喘到今天。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哀,农村的悲哀,农人们的悲哀。
但在我的记忆里“伙食点”不曾与“生产队”同步,也风马牛不相及。它诞生于一九八三年以后,恰恰是生产队消亡的时候。今天,伙食点正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因为,党中央近期出台了一系列减负免税的措施,它已没了生存的经济支柱。
笔者的亲身经历,足以为此提供有力的佐证。
一九八三年以前,在农村,不管哪级领导来到生产队工作,是一律吃派饭的。由生产队的保管员负责安排,一家一户的派,生产队是不设固定伙食点的。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三年,笔者一直在农村工作,没见过固定的伙食点,也从未吃过伙食点的饭。吃派饭是非常正常的事,就连当时的德惠县县长金武吉、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王永江这样级别的领导到农村工作照样吃派饭。公社党委书记是吃派饭的带头人。我的领导原大青咀公社党委书记繁喜田、张玉春都是吃派饭的高手,他们自己可以到群众家派饭。一顿饭一角钱四两票(粮票),绝对不准赊欠。任何单位,任何人没有不吃派饭的权力。吃派饭是必须完成的工作任务。那时,一是干部自觉,人人都积极遵守“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纪律;二是农人们的监督,不允许你损公肥私。吃公家的,小心掀翻你的桌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一九八三年以后,随着生产队的解体,村民小组的出现,吃喝之风愈演愈烈,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甚嚣尘上。这基于四个原因,一是农忙时节,农人们忙于手中的活计,常常不能应时应点吃饭,派饭不方便;二是我们的一些干部,丢掉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忘记了“三同”的重要性,出现了大吃大喝的坏风气;三是一些村组干部利欲熏心,想从伙食点上捞豆;四是生产队消亡,农户成了生产经营单位,村民们把村民小组看作是组长一人的天下,来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失去了监督的源泉和动力。结果,给一些不自觉的人钻了空子,吃完房屋吃树木,吃完树木吃机动地,吃完机动地吃退税款,吃完退税款吃减免。现在中央一声令下,一切收费取消,没什么可吃的了,伙食点也就快消亡了。
所以将“生产队”与“伙食点”扯到一起,是不尊重历史,也是不尊重事实的。起码说是个误会。这就好比有人做了坏事,非得要说是他父母的不是,是他爹妈的毛病;更好比有些人将社会上的丑恶现象硬要记在“文革”的账上,硬要记在“四人帮”的身上一样的荒唐。
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人的美德。我们不该缺少甚或是丢掉这一美德。对就对,错就是错,是谁的毛病就在谁的身上找原因,不要乱点鸳鸯谱,更不允许牵强附会、颠倒黑白。
闲暇之间,受同学之约,聚于小城德惠之松柏路一酒店,曰:“生产队伙食点”
酒店装潢别致,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鼓动你产生联翩的遐想。店外,泥抹的粮囤子让你想望那丰收的五谷,门前的犁杖勾出你对劳作的回眸,贴面用的树皮散发出郁郁松香,引逗出你对桑菊南山式园田生活的奢求。店内,镰刀、斧头、簸箕、筛子让你找回童年的梦,泥壶、水瓢让你想起多年离散的朋友,土坯大炕叫你不能不思念还在乡间生活的爹娘,各种农作物的果实,使你不能不眷恋那生你养你的山沟沟。这里,对于我们这些从土拉卡里滚出来的人,有回归的享受。
酒店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我们刚落座,就有几拨客人纷至沓来,不一会,座无虚席。
酒店的菜肴也很有特点,清一色的农家炖菜和各式各样的干菜、山菜。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江鱼炖土豆,鲫鱼荷包蛋这饭店的主菜。豆角干、黄瓜干、土豆干和甜菜英子、萝卜英子,粼粼种种,丰丰盛盛。更有那难得一见的诸样山菜,什么山辣椒、山芹菜、山蕨菜、刺老芽,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甜甜美美。
可是让我不解的,是什么人非要将这“伙食点”和“生产队”挂起钩来?叫我心中平添几分不舒服。
生产队,它是我的过去,是我童年和青年时的梦。她让我感到亲切,源于她曾是我起早贪黑劳作的家。我有数年的汗水挥洒在它的怀抱里。那熟悉的队部、大炕、仓库、马棚,更有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父辈们,是我永远的爱。想起生产队便想起我的童年,想起我参加农业生产的岁岁月月。
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产物。那时实行三级所有队基础,它是农村中最基层的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于一九五八年伴随着“人民公社”的锣鼓而生,一九八三年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而消亡。在中国大地上,历经二十五个春秋。在农村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上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伙食点,让我感到憎恶。它象夏日里的蝇蛆,着实令人作呕。伙食点在农村曾经是挥霍农人们血汗,割裂党与农人们亲情的地方。它是包干到户之后,农村孳生的畸形怪物。官方反对,百姓厌恶,可它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苟延残喘到今天。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哀,农村的悲哀,农人们的悲哀。
但在我的记忆里“伙食点”不曾与“生产队”同步,也风马牛不相及。它诞生于一九八三年以后,恰恰是生产队消亡的时候。今天,伙食点正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因为,党中央近期出台了一系列减负免税的措施,它已没了生存的经济支柱。
笔者的亲身经历,足以为此提供有力的佐证。
一九八三年以前,在农村,不管哪级领导来到生产队工作,是一律吃派饭的。由生产队的保管员负责安排,一家一户的派,生产队是不设固定伙食点的。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三年,笔者一直在农村工作,没见过固定的伙食点,也从未吃过伙食点的饭。吃派饭是非常正常的事,就连当时的德惠县县长金武吉、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王永江这样级别的领导到农村工作照样吃派饭。公社党委书记是吃派饭的带头人。我的领导原大青咀公社党委书记繁喜田、张玉春都是吃派饭的高手,他们自己可以到群众家派饭。一顿饭一角钱四两票(粮票),绝对不准赊欠。任何单位,任何人没有不吃派饭的权力。吃派饭是必须完成的工作任务。那时,一是干部自觉,人人都积极遵守“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纪律;二是农人们的监督,不允许你损公肥私。吃公家的,小心掀翻你的桌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一九八三年以后,随着生产队的解体,村民小组的出现,吃喝之风愈演愈烈,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甚嚣尘上。这基于四个原因,一是农忙时节,农人们忙于手中的活计,常常不能应时应点吃饭,派饭不方便;二是我们的一些干部,丢掉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忘记了“三同”的重要性,出现了大吃大喝的坏风气;三是一些村组干部利欲熏心,想从伙食点上捞豆;四是生产队消亡,农户成了生产经营单位,村民们把村民小组看作是组长一人的天下,来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失去了监督的源泉和动力。结果,给一些不自觉的人钻了空子,吃完房屋吃树木,吃完树木吃机动地,吃完机动地吃退税款,吃完退税款吃减免。现在中央一声令下,一切收费取消,没什么可吃的了,伙食点也就快消亡了。
所以将“生产队”与“伙食点”扯到一起,是不尊重历史,也是不尊重事实的。起码说是个误会。这就好比有人做了坏事,非得要说是他父母的不是,是他爹妈的毛病;更好比有些人将社会上的丑恶现象硬要记在“文革”的账上,硬要记在“四人帮”的身上一样的荒唐。
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人的美德。我们不该缺少甚或是丢掉这一美德。对就对,错就是错,是谁的毛病就在谁的身上找原因,不要乱点鸳鸯谱,更不允许牵强附会、颠倒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