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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夜已经很深了，四周一片寂静，月亮挂在浩渺的空中，发出冰凉的清辉，冷漠地掷到地上。母亲卧室昏黄的灯光依然静静地亮着。
消息最早是正平打电话给我的。正平是二哥的同学，他告诉我，二哥被省纪检委的人带走了！
二哥出事了！这是全家人无法接受事实。二哥在外界公认度是很高的，认识他的人都称赞他是个好人、好官、孝子。不幸的是，这事却竟然临到了我的家。
母亲第三天头发就全白了，神情呆滞。父亲不说话，老抽烟。原本和美的家顿时布满了阴云，极沉闷。走进家里，使人憋得透不过起来。在生活最艰难的年代，家不会这样。大家都想不通，好生活才刚刚开始，大人、小孩都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二哥却出事了。
（二）
我的家同中国南方山区所有的普遍人家一样，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几间土屋，几亩田地，不知繁衍了多少苦乐与艰辛。到了我们这一代，赶上的好时代。除了大哥，我们三个兄弟姐妹都考上了大学，有了工作。二哥当干部，我在镇上当老师，小妹在县医院当医生，大哥是养鸡专业户，他收入并不比我们差。这样的日子祖辈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但却真真切切地临到我们。全家人脸上和内心被知足填满。以致有一次父母把我们四个做儿女的叫在一块，语气严肃神情急切地嘱咐我们：不求繁华富贵、飞黄腾达，只求活得踏实，一家人和和睦睦、平平安安。他们的眼神几近惊恐，好像我们如果还有什么非分之想，灾难就会马上来临似的！
我们家很有向心力。虽然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先后都成立了小家庭，但我们没有分家，也没有什么可分，况且父母也不喜欢我们搞“分裂”因此，我们家的观念是“大家”每年春节，我们都不远千里百里，拖儿带女、大包小包地赶回家过年。过年是我们全家人都快乐最幸福的事。二哥出事那天离春节只有三天。腊月二十后，母亲是天天掐指头算谁哪一天回来谁哪一天回来。可是，我知道今年我们没年过了。
其实，二哥在出事前曾回家过一次，是他调任副市长以后回老家时间最长的一次，头尾三天。现在回想起来，知道二哥是有意安排回家探望父母。他肯定预感到自己会发生什么事，也许他从内部获得了某些于他不利的消息。不知道是城市的拥挤不堪让二哥压抑，还是压抑的二哥觉得他的城市越来越糟糕，我和母亲都发现那次回家二哥的心情不是太好。母亲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他摇了一下头笑了笑，但笑得很勉强。
我有个爱好，喜欢看报。这个爱好是二哥当上副市长后萌生出来。因为我们的市报常有二哥的名字和活动新闻。本来，我这个农村教师是不太关心美国次贷危机、冰岛国家破产、中央政治局开会、城市房价又升的，但二哥是我们家的重量级人物，家人包括没有文化的母亲都十分关注他，于是，我把单位迟到的人们翻过的日报带回去，和家里人一起看，特别是有报道二哥的，必带无疑。可是，有一天，市报报道说，全市重点项目工作会议召开，市长作重要讲话。按理说，有二哥的名字呀，可是我看来看去，全篇都细读过了，只字不提二哥，二哥是分管市重点项目工作，这个会议他怎么会没参加、讨论一个字呢？我当时甚是疑惑，后来想，一定是他有其他什么重要公务。这样想，也就不再在意了。现在想起来，这事还真与二哥出事有关。原来那也是一种不详的信号。
（三）
二哥出事，我心里很沉重。虽然他当官，从来不给过我任何的好处，有时甚至有事找他更难办，因为他怕影响他的声誉。可是，我没有办法不为他忧愁，我想这就是血缘关系，血缘是唯一的理由。我心情沉重的原因还有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自二哥出事后，母亲比任何人都悲痛，我真担心二哥没倒，她会倒下去。她单薄如柴骨的身躯，是经不住折腾的。
母亲的头发一半是为我而白，就是那年我生大病的缘故，一半是这次二哥出事又愁又急白的。都说当儿女的要孝敬父母，我们拿什么去孝敬呢？父母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的金钱、名誉、地位，而是我们的平安。我想起卡耐基的一句话，思想决定快乐，也决定痛苦。一个意念可以让你上天堂，也可以让你下地狱。嗨！天堂与地狱真是一步之遥。
听说我二哥出事，平常整天骂贪官的一些同事居然同情甚至还为二哥打抱不平，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他们都说我二哥运气不好，贪官那么多，你二哥那点事算什么？那是小巫见大巫，那些当大官的，有几个不贪，他们照样做报告，现在反腐败都是杀鸡给猴看，吓吓官小的，胆小的。我知道，他们是好心。但二哥出事肯定有其必然性，这事来的这么突然，是我们对二哥不了解，也可以说是不关心的缘故，或者是他有意隐瞒着我们，不让父母和兄弟姐妹为他担心。我最怕的就是这点，我知道当官有风险。二哥是能扛事的人，但这事他一个人是扛不动的。他的强大，使我们平时产生了他不需要人帮助的错觉。可是，现在他好像一下子从高空跌到深渊，我们才想起，他也是常人，他也会跌失，他肯定也有软弱的时候，他也需要温暖、关爱、亲情这些东西。无论如何我得进城一趟，见一下二嫂和正平。我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四）
我进城是在二哥被带走的第四天。
二哥工作的这座城市改革开放后的人口集聚得很快，从原来几十万变成了现在的三百多万。时下什么都提速，城市化、工业化争分夺秒地强占城里城外每一寸绿地和农田。用钢筋水泥堆砌起来的楼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千篇一律火柴盒式的高楼，一群连一群。盖楼的速度越来越快，而车速却越来越慢，慢得使人的心气越来越急。城市特点只有一个字：挤！大城市究竟有什么好？别说一般老人过马路困难，就是中青年人也无法从容地穿过一条斑马线，更不用说能够完整看一次日出与日落，呼吸一次带着泥土芳香的清新空气。进了城什么都不方便，用大哥的话说，上街撒泡尿都困难。
时下，中国能看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洋人留下的，一种是古人留下的。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中国人比洋人、现代人比古人来的苯。no！是现代的中国人还不如古代人、洋人（其实也是古洋人）有耐性，都追求高效率、高速度，喜欢用机器设备来提速，结果质量与品质就成了问题。不信？你看，现在大到建筑物，小到吃的什么粉干，人们都喜欢手工做的。精品是需要时间的，需要精雕细琢。
“大院的士不能进！”骤停了下来的出租车把我从胡思乱想中拉回到现实。我赶紧付了钱往二哥家赶去
见到二嫂已是傍晚，她此前肯定是去求人了，见到她拖着疲惫的腿进门，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
我问一些情况，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后对她说道，我去找正平。她说不用了，我已经找他了，这事没办法！
我知道钱这个东西有时是很有用的。二嫂现在很需要钱，而且数额要大。我听说如果主动把所有人家送的钱交上去，而且要越早越好，这样会减轻惩罚的。再说，如今人际关系像国际形势一样特复杂，要请人帮忙，是需要打理的，这也需要花钱。我来前赶去标了一个会，取出存折上的5万，凑了8万，虽然解决不了大事，但也是一点心意。
我临走时把钱交给二嫂，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收下了。
（五）
回家的途中，我一直想着二哥的事和他的好。
我知道二哥想在城里混出个出人头地，底心愿是为了替老母亲争口气。在二哥的印象里，母亲总是没日没夜、没完没了地干活，日子实在清苦、艰辛，在老家总熬不出好日子，因为贫苦，父母总不和，为要不要继续让儿女们上学，为青菜煮得太少经常吵架，看到父母吵架，儿女们总是躲得远远的，心里非常害怕。每当这个时候，二哥就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跑城里去，混出人模狗样，给父母很多很多的钱，让他们不再为生活的小事吵架。
自从二哥当上副市长以后，全家人自然十分高兴。但我有时想起父母那次眼神，心里还是毛毛的，有点莫名的担忧。因为我从网上看，今天某某局长因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立案调查，明天又是某某书记、市长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多少多少年，甚至还有死刑的。现在当官是有风险的，准确地说是当贪官有风险。二哥虽然从小本分，但那些被判官员在案发前官声很好的也不在少数。有的锐意改革、有的亲民爱民、有的率先垂范各种形象都有。遗憾的是，一旦案发，什么都不是，所有专职、兼职官衔都没有了，就剩一个头衔——贪官。
二哥是那种有眼光的领导，他是念历史的，对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前几年，在改造旧街工作上，他坚持主张恢复古迹，恢复不来就搞仿古建筑，可主官坚持要用现代建筑拓宽那条半旧不新的古街。二哥在论证会上引用了梁思诚当年保护北京前门大街的例子，梁思诚当年坚持北京的前门大街一定要完好地加以保护，但官方坚持一定拆掉古建筑，建设新前门。梁思诚说，总有一天，北京大前门还要恢复成原来的风格，但古迹是不可复制的，重建只是仿制品，不是古迹。事实证明，梁思诚的观点是正确的。令二哥高兴的那次的坚持最终以他的观点取胜。
二哥人很好、很聪明，但我现在却认为他很傻，高雅的说法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为什么会去贪那几块钱，家里生活现在比以前不是好多了吗？想想以前那叫什么日子，不要说住套房、去旅游了，连饭都吃不饱。1977年，家里断炊，大哥和我就到邻村的表姑家去借地瓜米，记得表姑的公公，在地瓜米装好后，又捧了一捧装进了大哥的布袋里。回家路上遇见了同村人，问你们挑的是什么，我一下子就喉咙哽噎了，心理一阵苦痛，泪水从里面往外涌，但还是给我忍住了，不让它流下来给熟人看见。我想，那种场面，二哥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日子都能度，还有什么日子不能度了。
二哥涉案金额总共30万，其中行贿10万，他从别人手里收了10万，又把这10万送给他的领导，这10万在他的手里还没有捂热。但在法律上是“双算”受贿10万、行贿10万，他真正“得到”的钱就是10万。10万块钱能做什么呢？他所在的城市房子当时算便宜了，每平米5千多，10万还买不了20平米，买套单身公寓还不够。他要是不出事，他的工资两年就挣回来了。但他出事了，也许，二哥也被苦怕了。
金额搞清楚了，二哥从纪委设立的审讯处被转到另一座城市的一个看守所。二哥完全失去了自由。对于二哥来说，失去人生自由比受到肉体的惩罚要苦得多。
二哥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他最爱去的地方是树林和公园。因为那里的绿色特别多，可以自由自在地满足眼目和精神的需要。
在看守所里，头几天他还“享受”单间，第五天的傍晚，一个肥头厚耳、满脸凶像的中年大汉被推进来，与他为伍。开始，他们谁也不理谁，倒也相安无事。可是，没过几天，他们就闹了起来。没有别的，就因为看高窗外面看守所围墙顶上的那株小草。
在这间低矮、潮湿毫无生气的囚室里，二哥被憋得实在难受，他用眼睛和想象力尽一切努力去搜寻可以让自己透气的东西，哪怕是一点点，因为他知道，自己牵涉的案件复杂，他不会很快从这间囚室里出去的。终于有一天，他透过高窗发现窗外远处的围墙上歪歪扭扭地长着一株小草。他感到一阵惊喜。从那一刻起，他每天花很多时间来观察、欣赏那一点... -->>
（一）
夜已经很深了，四周一片寂静，月亮挂在浩渺的空中，发出冰凉的清辉，冷漠地掷到地上。母亲卧室昏黄的灯光依然静静地亮着。
消息最早是正平打电话给我的。正平是二哥的同学，他告诉我，二哥被省纪检委的人带走了！
二哥出事了！这是全家人无法接受事实。二哥在外界公认度是很高的，认识他的人都称赞他是个好人、好官、孝子。不幸的是，这事却竟然临到了我的家。
母亲第三天头发就全白了，神情呆滞。父亲不说话，老抽烟。原本和美的家顿时布满了阴云，极沉闷。走进家里，使人憋得透不过起来。在生活最艰难的年代，家不会这样。大家都想不通，好生活才刚刚开始，大人、小孩都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二哥却出事了。
（二）
我的家同中国南方山区所有的普遍人家一样，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几间土屋，几亩田地，不知繁衍了多少苦乐与艰辛。到了我们这一代，赶上的好时代。除了大哥，我们三个兄弟姐妹都考上了大学，有了工作。二哥当干部，我在镇上当老师，小妹在县医院当医生，大哥是养鸡专业户，他收入并不比我们差。这样的日子祖辈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但却真真切切地临到我们。全家人脸上和内心被知足填满。以致有一次父母把我们四个做儿女的叫在一块，语气严肃神情急切地嘱咐我们：不求繁华富贵、飞黄腾达，只求活得踏实，一家人和和睦睦、平平安安。他们的眼神几近惊恐，好像我们如果还有什么非分之想，灾难就会马上来临似的！
我们家很有向心力。虽然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先后都成立了小家庭，但我们没有分家，也没有什么可分，况且父母也不喜欢我们搞“分裂”因此，我们家的观念是“大家”每年春节，我们都不远千里百里，拖儿带女、大包小包地赶回家过年。过年是我们全家人都快乐最幸福的事。二哥出事那天离春节只有三天。腊月二十后，母亲是天天掐指头算谁哪一天回来谁哪一天回来。可是，我知道今年我们没年过了。
其实，二哥在出事前曾回家过一次，是他调任副市长以后回老家时间最长的一次，头尾三天。现在回想起来，知道二哥是有意安排回家探望父母。他肯定预感到自己会发生什么事，也许他从内部获得了某些于他不利的消息。不知道是城市的拥挤不堪让二哥压抑，还是压抑的二哥觉得他的城市越来越糟糕，我和母亲都发现那次回家二哥的心情不是太好。母亲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他摇了一下头笑了笑，但笑得很勉强。
我有个爱好，喜欢看报。这个爱好是二哥当上副市长后萌生出来。因为我们的市报常有二哥的名字和活动新闻。本来，我这个农村教师是不太关心美国次贷危机、冰岛国家破产、中央政治局开会、城市房价又升的，但二哥是我们家的重量级人物，家人包括没有文化的母亲都十分关注他，于是，我把单位迟到的人们翻过的日报带回去，和家里人一起看，特别是有报道二哥的，必带无疑。可是，有一天，市报报道说，全市重点项目工作会议召开，市长作重要讲话。按理说，有二哥的名字呀，可是我看来看去，全篇都细读过了，只字不提二哥，二哥是分管市重点项目工作，这个会议他怎么会没参加、讨论一个字呢？我当时甚是疑惑，后来想，一定是他有其他什么重要公务。这样想，也就不再在意了。现在想起来，这事还真与二哥出事有关。原来那也是一种不详的信号。
（三）
二哥出事，我心里很沉重。虽然他当官，从来不给过我任何的好处，有时甚至有事找他更难办，因为他怕影响他的声誉。可是，我没有办法不为他忧愁，我想这就是血缘关系，血缘是唯一的理由。我心情沉重的原因还有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自二哥出事后，母亲比任何人都悲痛，我真担心二哥没倒，她会倒下去。她单薄如柴骨的身躯，是经不住折腾的。
母亲的头发一半是为我而白，就是那年我生大病的缘故，一半是这次二哥出事又愁又急白的。都说当儿女的要孝敬父母，我们拿什么去孝敬呢？父母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的金钱、名誉、地位，而是我们的平安。我想起卡耐基的一句话，思想决定快乐，也决定痛苦。一个意念可以让你上天堂，也可以让你下地狱。嗨！天堂与地狱真是一步之遥。
听说我二哥出事，平常整天骂贪官的一些同事居然同情甚至还为二哥打抱不平，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他们都说我二哥运气不好，贪官那么多，你二哥那点事算什么？那是小巫见大巫，那些当大官的，有几个不贪，他们照样做报告，现在反腐败都是杀鸡给猴看，吓吓官小的，胆小的。我知道，他们是好心。但二哥出事肯定有其必然性，这事来的这么突然，是我们对二哥不了解，也可以说是不关心的缘故，或者是他有意隐瞒着我们，不让父母和兄弟姐妹为他担心。我最怕的就是这点，我知道当官有风险。二哥是能扛事的人，但这事他一个人是扛不动的。他的强大，使我们平时产生了他不需要人帮助的错觉。可是，现在他好像一下子从高空跌到深渊，我们才想起，他也是常人，他也会跌失，他肯定也有软弱的时候，他也需要温暖、关爱、亲情这些东西。无论如何我得进城一趟，见一下二嫂和正平。我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四）
我进城是在二哥被带走的第四天。
二哥工作的这座城市改革开放后的人口集聚得很快，从原来几十万变成了现在的三百多万。时下什么都提速，城市化、工业化争分夺秒地强占城里城外每一寸绿地和农田。用钢筋水泥堆砌起来的楼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千篇一律火柴盒式的高楼，一群连一群。盖楼的速度越来越快，而车速却越来越慢，慢得使人的心气越来越急。城市特点只有一个字：挤！大城市究竟有什么好？别说一般老人过马路困难，就是中青年人也无法从容地穿过一条斑马线，更不用说能够完整看一次日出与日落，呼吸一次带着泥土芳香的清新空气。进了城什么都不方便，用大哥的话说，上街撒泡尿都困难。
时下，中国能看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洋人留下的，一种是古人留下的。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中国人比洋人、现代人比古人来的苯。no！是现代的中国人还不如古代人、洋人（其实也是古洋人）有耐性，都追求高效率、高速度，喜欢用机器设备来提速，结果质量与品质就成了问题。不信？你看，现在大到建筑物，小到吃的什么粉干，人们都喜欢手工做的。精品是需要时间的，需要精雕细琢。
“大院的士不能进！”骤停了下来的出租车把我从胡思乱想中拉回到现实。我赶紧付了钱往二哥家赶去
见到二嫂已是傍晚，她此前肯定是去求人了，见到她拖着疲惫的腿进门，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
我问一些情况，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后对她说道，我去找正平。她说不用了，我已经找他了，这事没办法！
我知道钱这个东西有时是很有用的。二嫂现在很需要钱，而且数额要大。我听说如果主动把所有人家送的钱交上去，而且要越早越好，这样会减轻惩罚的。再说，如今人际关系像国际形势一样特复杂，要请人帮忙，是需要打理的，这也需要花钱。我来前赶去标了一个会，取出存折上的5万，凑了8万，虽然解决不了大事，但也是一点心意。
我临走时把钱交给二嫂，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收下了。
（五）
回家的途中，我一直想着二哥的事和他的好。
我知道二哥想在城里混出个出人头地，底心愿是为了替老母亲争口气。在二哥的印象里，母亲总是没日没夜、没完没了地干活，日子实在清苦、艰辛，在老家总熬不出好日子，因为贫苦，父母总不和，为要不要继续让儿女们上学，为青菜煮得太少经常吵架，看到父母吵架，儿女们总是躲得远远的，心里非常害怕。每当这个时候，二哥就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跑城里去，混出人模狗样，给父母很多很多的钱，让他们不再为生活的小事吵架。
自从二哥当上副市长以后，全家人自然十分高兴。但我有时想起父母那次眼神，心里还是毛毛的，有点莫名的担忧。因为我从网上看，今天某某局长因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立案调查，明天又是某某书记、市长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多少多少年，甚至还有死刑的。现在当官是有风险的，准确地说是当贪官有风险。二哥虽然从小本分，但那些被判官员在案发前官声很好的也不在少数。有的锐意改革、有的亲民爱民、有的率先垂范各种形象都有。遗憾的是，一旦案发，什么都不是，所有专职、兼职官衔都没有了，就剩一个头衔——贪官。
二哥是那种有眼光的领导，他是念历史的，对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前几年，在改造旧街工作上，他坚持主张恢复古迹，恢复不来就搞仿古建筑，可主官坚持要用现代建筑拓宽那条半旧不新的古街。二哥在论证会上引用了梁思诚当年保护北京前门大街的例子，梁思诚当年坚持北京的前门大街一定要完好地加以保护，但官方坚持一定拆掉古建筑，建设新前门。梁思诚说，总有一天，北京大前门还要恢复成原来的风格，但古迹是不可复制的，重建只是仿制品，不是古迹。事实证明，梁思诚的观点是正确的。令二哥高兴的那次的坚持最终以他的观点取胜。
二哥人很好、很聪明，但我现在却认为他很傻，高雅的说法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为什么会去贪那几块钱，家里生活现在比以前不是好多了吗？想想以前那叫什么日子，不要说住套房、去旅游了，连饭都吃不饱。1977年，家里断炊，大哥和我就到邻村的表姑家去借地瓜米，记得表姑的公公，在地瓜米装好后，又捧了一捧装进了大哥的布袋里。回家路上遇见了同村人，问你们挑的是什么，我一下子就喉咙哽噎了，心理一阵苦痛，泪水从里面往外涌，但还是给我忍住了，不让它流下来给熟人看见。我想，那种场面，二哥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日子都能度，还有什么日子不能度了。
二哥涉案金额总共30万，其中行贿10万，他从别人手里收了10万，又把这10万送给他的领导，这10万在他的手里还没有捂热。但在法律上是“双算”受贿10万、行贿10万，他真正“得到”的钱就是10万。10万块钱能做什么呢？他所在的城市房子当时算便宜了，每平米5千多，10万还买不了20平米，买套单身公寓还不够。他要是不出事，他的工资两年就挣回来了。但他出事了，也许，二哥也被苦怕了。
金额搞清楚了，二哥从纪委设立的审讯处被转到另一座城市的一个看守所。二哥完全失去了自由。对于二哥来说，失去人生自由比受到肉体的惩罚要苦得多。
二哥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他最爱去的地方是树林和公园。因为那里的绿色特别多，可以自由自在地满足眼目和精神的需要。
在看守所里，头几天他还“享受”单间，第五天的傍晚，一个肥头厚耳、满脸凶像的中年大汉被推进来，与他为伍。开始，他们谁也不理谁，倒也相安无事。可是，没过几天，他们就闹了起来。没有别的，就因为看高窗外面看守所围墙顶上的那株小草。
在这间低矮、潮湿毫无生气的囚室里，二哥被憋得实在难受，他用眼睛和想象力尽一切努力去搜寻可以让自己透气的东西，哪怕是一点点，因为他知道，自己牵涉的案件复杂，他不会很快从这间囚室里出去的。终于有一天，他透过高窗发现窗外远处的围墙上歪歪扭扭地长着一株小草。他感到一阵惊喜。从那一刻起，他每天花很多时间来观察、欣赏那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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