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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带头开创的新制度。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都是仁制而非法制，其实所谓仁制说到底便是统治者以所谓“人主”、“父母”的身份发号施令，其统治英明，人民便欢呼万岁，否则人民便遭殃受罪，除非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有“揭竿而起”的事，于是便有了新的“人主”、“父母”“人主”、“父母”是永远正确、神圣、不可怀疑的，然而有了法律，正确的标准只有一个，而且贵贱尊卑要一体遵循，这岂不触犯了“人主”与“父母”的无上权威？而天下又是他们的天下，所以当然他们要反对的。因此尽管法制的观念在先秦时便已产生而且此后也有相当影响，但终究几千年来并未取得统治地位。今天，我们终于要法制了！想起2500年前曾有个子产顶住重重压力毅然铸刑书时，不禁令人敬佩。
在外交上，郑国处于晋楚两大霸之间，不得不讲究外交。在这方面，子产不拘一格，大胆启用了一批才华之士。公孙挥熟悉外国情况，善于措辞；裨谌最富谋略，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冯简子思维周密果断，最善决策；游吉是个大帅哥，举止温文善于交际。子产每逢遇到国际大事，先向公孙挥咨询情况，并请他起草文件和讲话，充分准备在各种场合的措辞；然后和裨谌一起找个郊区安静的地方住下来，仔细筹划；筹划所得的方案请冯简子做个决断；最后委托游吉执行。子产代表郑国参加诸侯国会议，言辞慎重得体，既维护了郑国利益，又不轻易开罪别的国家，并且总能给自己留有余地。不仅使郑在那样的内忧外患中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使晋楚两霸也不敢等闲视之。子产在郑国执政并推行改革二十多年（公元前543—前522），内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郑国在复杂艰难的情况下，保持了安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
建立和谐社会，不只是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更重要的是政治清明开放，言论自由。子产以罕见的魄力和胸怀，支持社会舆论监督，不干涉社会舆论对朝廷的批评。郑国人有个习惯，父老乡亲们常常到乡镇里的学校扎堆聊天，议论国家大事。左传记载，有个叫然明的官员听到乡校里的批评意见，很是恼怒，就向子产提出建议说：把乡校封闭或是毁了吧，怎么样？子产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老百姓早晚到那里逛逛，谈谈国家大事的长短，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啊。他们称赞的事情，我就实行；他们恼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们实际上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真心钟爱自己的人民，就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靠强硬手段威吓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当然能把批评的声音堵住，可是你想过没有，民怨象大河一样，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一旦决口，不知要伤害多少人，那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因势利导。我的意思是说，把乡校里的议论当作药来吃吧。”这种勇于接受舆论监督批评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开明政治家坦荡的胸怀，闪耀着可贵的原始民主主义色彩。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民主可言，直到二十世纪中国人才真正开始为民主而斗争。民主的含义之一便是人民在法律的前提下有批评统治者的权利，想起2500年前曾有个子产如此坦诚地允许人民表达对政治的批评与意见，又不禁令人敬佩。
唐代韩愈在左传中读了子产的事迹，心向往之，特地写了一篇名文子产不毁乡校颂：我好思念子产啊！要知道，舆论是很难用势力彻底禁止的。堵住人的嘴，听不到批评，就很难检点自己的过失，这不就好像变聋了一样吗？执政地位也就危险了。子产不毁乡校，郑国的政治就理顺了。想当初，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咒骂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说话的人杀掉，结果怎么样呢？民众起来反抗，把他放逐出去了。可惜呀子产，生不逢时，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郑国这样一个小国里推行。假如把子产的施政理念推广到全天下，那该多好！像子产这样贤明的大臣真是太少太少了。如今，谁能够继承并且光大子产的理念呢？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可惜的是，子产的遗产后来没有承继开拓下去。
在史记中，司马迁是这样写子产的：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知。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矣！民将安归？”2500年前，子产为相二十年，在郑国建立了和谐社会，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什么启示呢？值得深思。
风险，带头开创的新制度。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都是仁制而非法制，其实所谓仁制说到底便是统治者以所谓“人主”、“父母”的身份发号施令，其统治英明，人民便欢呼万岁，否则人民便遭殃受罪，除非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有“揭竿而起”的事，于是便有了新的“人主”、“父母”“人主”、“父母”是永远正确、神圣、不可怀疑的，然而有了法律，正确的标准只有一个，而且贵贱尊卑要一体遵循，这岂不触犯了“人主”与“父母”的无上权威？而天下又是他们的天下，所以当然他们要反对的。因此尽管法制的观念在先秦时便已产生而且此后也有相当影响，但终究几千年来并未取得统治地位。今天，我们终于要法制了！想起2500年前曾有个子产顶住重重压力毅然铸刑书时，不禁令人敬佩。
在外交上，郑国处于晋楚两大霸之间，不得不讲究外交。在这方面，子产不拘一格，大胆启用了一批才华之士。公孙挥熟悉外国情况，善于措辞；裨谌最富谋略，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冯简子思维周密果断，最善决策；游吉是个大帅哥，举止温文善于交际。子产每逢遇到国际大事，先向公孙挥咨询情况，并请他起草文件和讲话，充分准备在各种场合的措辞；然后和裨谌一起找个郊区安静的地方住下来，仔细筹划；筹划所得的方案请冯简子做个决断；最后委托游吉执行。子产代表郑国参加诸侯国会议，言辞慎重得体，既维护了郑国利益，又不轻易开罪别的国家，并且总能给自己留有余地。不仅使郑在那样的内忧外患中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使晋楚两霸也不敢等闲视之。子产在郑国执政并推行改革二十多年（公元前543—前522），内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郑国在复杂艰难的情况下，保持了安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
建立和谐社会，不只是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更重要的是政治清明开放，言论自由。子产以罕见的魄力和胸怀，支持社会舆论监督，不干涉社会舆论对朝廷的批评。郑国人有个习惯，父老乡亲们常常到乡镇里的学校扎堆聊天，议论国家大事。左传记载，有个叫然明的官员听到乡校里的批评意见，很是恼怒，就向子产提出建议说：把乡校封闭或是毁了吧，怎么样？子产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老百姓早晚到那里逛逛，谈谈国家大事的长短，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啊。他们称赞的事情，我就实行；他们恼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们实际上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真心钟爱自己的人民，就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靠强硬手段威吓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当然能把批评的声音堵住，可是你想过没有，民怨象大河一样，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一旦决口，不知要伤害多少人，那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因势利导。我的意思是说，把乡校里的议论当作药来吃吧。”这种勇于接受舆论监督批评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开明政治家坦荡的胸怀，闪耀着可贵的原始民主主义色彩。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民主可言，直到二十世纪中国人才真正开始为民主而斗争。民主的含义之一便是人民在法律的前提下有批评统治者的权利，想起2500年前曾有个子产如此坦诚地允许人民表达对政治的批评与意见，又不禁令人敬佩。
唐代韩愈在左传中读了子产的事迹，心向往之，特地写了一篇名文子产不毁乡校颂：我好思念子产啊！要知道，舆论是很难用势力彻底禁止的。堵住人的嘴，听不到批评，就很难检点自己的过失，这不就好像变聋了一样吗？执政地位也就危险了。子产不毁乡校，郑国的政治就理顺了。想当初，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咒骂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说话的人杀掉，结果怎么样呢？民众起来反抗，把他放逐出去了。可惜呀子产，生不逢时，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郑国这样一个小国里推行。假如把子产的施政理念推广到全天下，那该多好！像子产这样贤明的大臣真是太少太少了。如今，谁能够继承并且光大子产的理念呢？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可惜的是，子产的遗产后来没有承继开拓下去。
在史记中，司马迁是这样写子产的：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知。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矣！民将安归？”2500年前，子产为相二十年，在郑国建立了和谐社会，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什么启示呢？值得深思。